元旦在即，2018年進入尾聲。

花了幾天時間，我讀完這本沉甸甸的2018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這是文學小組成員一年來的創作收獲，比往年厚實了很多，題材更加豐富，敘述也更有力量。距離2017年底的作品集，剛好過了一年時間。這一年多，對文學小組來說，有點跌宕起伏。

2017年上半年，范雨素大姐意外成名，文學小組受到媒體的高度關注。年末的一場城中村大火又影響到許多工友的生活，文學小組也一度暫停。2018年初“單向街·書店文學獎”把“年度新聲”頒給皮村文學小組，小付、小海、萬華山等幾位代表發言、領獎。2018年春節過后，文學小組恢復活動，迎來一些新朋友，也有更多的文化志愿者來皮村授課。6月，同心互惠社工服務中心成立黨支部，中央黨校劉忱老師專程來上黨課。9月，“勞動者的詩與歌”文藝晚會正常舉行，文學小組成員朗誦了最新作品。10月國慶節，“我們”劇團赴萊蕪參加國際工人戲劇節，小海、萬華山、易靜等用先鋒話劇的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10月底，新工人藝術團開始一個多月的“大地民謠”全國巡演。12月，2016年打工春晚的照片登上“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12月底，第一屆“勞動者文學獎”發布征稿啟事。

文學小組成立于2014年9月，目的是為有文學興趣的工友提供學習、交流的空間。每個周日晚上，喜歡文學的工友不顧一周工作的疲倦，陸續來到工友之家對面的辦公室，一起度過兩個多小時的文學時光。文學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扮演著重要作用，五四時代的新文學不僅把西方的現代價值觀念引入中國，而且通過不斷地反思傳統、從而重構中國文化。文學作為大眾化的文化媒介，一方面是傳播新知、啟蒙民眾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動員、革命組織的有機力量。新中國以來，借助各級群團、基層組織，文學成為最普及的文藝樣式，也是群眾文藝的組成部分。80年代以來，文學開始分化，一部分文學蛻變為純文學、精英文化，另一部分文學發展為通俗文化、商業文化。與此同時，包括文學在內的群眾文藝活動也隨著單位制的解體而消失。新世紀以來，非商業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開始建立，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享受到免費的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各種覆蓋到鄉村的公益文化活動（如文化下鄉、電影公益放映等）。2002年成立的工友之家也是為進城務工人員（新工人）免費提供文化服務的公益組織，文學小組是眾多文化活動中的一個，讓這些漂泊在城鄉之間的勞動者有一所文學的港灣。

去年下半年，我回母校任教，實現了當大學老師的夢想。沒想到工作節奏驟然增加，我需要花大量時間來適應新的角色，很難像之前那樣經常到文學小組做志愿者。這一年來，有更多的朋友來做文化志愿者，每周的皮村文學小組講座變成更具有公共性和開放性的文學、文化講壇。借助移動互聯網，我依然關注文學小組的朋友們的變化，下面我想結合這本文集中的作品談談這群喜歡文學的普通勞動者的故事。

2017年4月24日，范雨素大姐憑著《我是范雨素》的文章一鳴驚人，各路媒體瞬間從天而降，范雨素及其皮村文學小組成為新聞事件。面對出名的“誘惑”，范大姐卻不以為然，我想這個時代很少有人能夠如此坦然和通透。范大姐不想當名人，也不想被媒體“當猴耍”，生活的磨礪和文學的滋養，使她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么。巨大的贊譽中也夾雜著種種非議和詆毀，范大姐用人生的“沙塵暴”來描述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在躲避過嗜血、獵奇的媒體“追捕”之后，范大姐又恢復了原來的狀態，照常做家政工，照常每周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她顯然不懼風暴，更不貪戀文學的虛名。很多人通過她的文章，讀到了一位在北京生活20多年的單親母親用自己的堅韌和文學的力量，為兩個女兒支撐起一片自信的天空。作為被采訪人，范大姐反客為主，寫了一篇《2017，我采訪了11個記者》，這些生產新聞報道的“隱身人”，反而成了范大姐的寫作對象。借范大姐的目光，人們看到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一線新聞記者們也是不辭辛苦的勞動者，他們有的出身農村或小縣城，通過考學來到大城市，同樣面臨著巨大的生活壓力。我也聽范大姐說過，沒想到記者掙得錢和她當保姆差不多，我也補充說剛博士畢業那會，我掙得還遠遠趕不上范大姐。這一年來，范大姐除了工作，主要在修改她的長篇小說《久別重逢》，希望明年可以順利出版。

詩人小海從2017年初以來一直在工友之家同心互惠超市工作，他自己管理著一間二手商店，店長、店員就他一個人。外間是城里人捐贈的各種衣物，里間是小海的臥室和做飯的地方，后來，他把里間改造成了一個簡單的圖書室，平時可以接待附近的小朋友來店里寫作業和閱讀。這是小海這些年在外打工做的時間最長的一份工作，我想吸引小海的應該不是優厚的待遇，而是他在工友之家找到了一種生活的意義和精神的愉悅。在這里不只是打工掙錢，還可以“光明正大”地寫詩，“光明正大”地參加各種文藝活動。我發現小海發生了一些變化，他開始習慣于接受記者的采訪和拍攝，也流利地講述自己的打工故事以及從事詩歌寫作的動力，他的話里少了一些抱怨，多了幾分平和。除了參加文學小組，小海去年和今年都主演了新工人藝術團主唱許多大哥導演的非虛構戲劇《我們》，去年的話劇直接以小海的故事為原型，呈現了小海在南方打工的心路歷程以及失敗的愛情，今年的版本則增加了萬華山、易靜等幾位參與者的工人故事。我發現舞臺上的小海就像他的詩歌一樣充滿了激情和力量，他的身體是舒展的，控制有力的。在今年的“勞動者的詩與歌”晚會中，我第一次聽到小海彈著吉他演唱他自己的詩歌《可我從未將自己找到》，這距離他的搖滾夢更近了一步。小海開始寫散文了，還在“澎湃”上發表了幾篇，相比詩歌中強大的抒情主體“我”，散文里的小海多了幾分對生活和新工人命運的思考。年過而立之年的小海依然為找不到對象而焦慮，期待明年他可以遇到心投意合的姑娘。

在今年的文集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苑偉和徐克鐸的作品。苑偉很早就是工友之家工會的會員，經常來機構幫忙，瘦瘦的他，每次見面都樂呵呵的。苑偉寫的不多，他的寫作有幾個特點，一是有現代主義小說的感覺，雖然寫的都是打工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但他敘述的很有張力，心理活動很豐富，如《北京隨想》講述了“我”跟隨表哥來北京打工的故事，把初入北京、剛剛開始打工的戰戰兢兢和謹小慎微都刻畫的很細致；二是苑偉的寫作有一種身體感，小說中的主人公用單薄的身體來感受、體驗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尤其是面臨隨時失業、朝不保夕的狀態，苑偉寫出了身體的緊張感；三是苑偉的作品帶有自覺的工人意識，這也是不多見的現象。我非常喜歡他寫的《路》，講“我”和表哥在三年木工學徒結束后想當老板、自己創業的故事。這部作品帶有成長小說、殘酷青春的味道，兩個人買了輛二手摩托車就上路了，“在路上”經歷各種困難，陷入絕望、失望、自我鼓勵等情緒之中，最終只能認命，放棄當小老板的夢想，接受做一個打工仔的宿命；四是苑偉的作品具有豐富的社會性，他善于貼著某個人物，沿著人物的邏輯走到極端，最后實現反轉，如《得寸進尺》講的是電話卡詐騙的故事，受害者如何一步步上鉤，又一步步被誘導為施害者。《適得其反》呈現了想早點睡覺的“我”與做網絡直播的出租房鄰居之間的一場沖突，這種“亭子間”式的空間分布很容易想起30年代的左翼電影，一位從事體力勞動的“我”和數字直播行業的打工者比鄰而居，處于相似的社會位置上。苑偉主要從事木工行業，家具廠都外遷了，聽說他想學習造吉他，正在一個吉他工廠學徒。

徐克鐸是新加入文學小組的成員，是范大姐帶徐大哥來文學小組的，我們叫他老徐。老徐是50后，當過兵，在北京幫著子女看孩子，就住在皮村。在工友中寫歷史的不多，老徐寫了很多過去的事情，有當兵的生活，也有復員回家后農村的故事。篇幅不長，語言簡短直接，不拖泥帶水，有速寫的特征，草草幾筆就把一個人物、一個小故事敘述得有聲有色。比如《棗紅烈馬》、《想臥地的棗紅烈馬》寫的是生產隊里一頭脾氣暴躁、難以馴服的棗紅馬，一天夜里，棗紅馬掙脫韁繩逃脫，卻意外跌進六米深的壕溝，天亮后，棗紅馬卻沒有摔死，“呆呆弓著背站在溝壕里”。還有《先代會上的尷尬》，一位魏師長竟向當班長的老徐敬禮，弄得老徐措手不及，原來很久以前在教導隊，老徐當過魏師長的班長。還有戰友王興凱的系列故事，如入伍前與妹妹相依分別的場景等。這些故事像老照片一樣，帶出一個又一個鮮活的歷史剪影。

這兩年，文學小組里也有幾位朋友離開皮村，寂桐就是一位，她2017年春節返鄉后就沒有回北京，我們經常在微信上聯系，寂桐會把創業的項目發在朋友圈，有時候也用軟件錄一些歌曲。寂桐參加文學小組之后開始寫詩歌，她身體雖有小兒麻痹癥留下的殘疾，感情卻非常細膩、誠摯，充滿了對理想愛情的渴求和痛徹心扉的撕裂感。寂桐經常會把剛寫的詩歌發給我，詩歌成為她可以主宰、揮灑的隱秘空間。在作品集中有一首她的長詩《無題》，仿佛是寫給遠方的愛人，“你在你空蕩的心房/我在春暖花開的南方/明知你不曾回頭/也愿意為你等候”，這種離別和思緒融合了現代詩與古典詩的意境，情真意切中又有絲絲絕望，“君若沙場魂歸去/吾意自刎命如逝/千史留銘永傳芳”。2017年底，李若也回到老家結婚了，在《愛人做的雞腿，最好吃》一文中她記述了這段甜蜜的愛情，一個木訥的退伍兵弟弟如何了敲開了李若姐的芳心。李若非常會寫文章，幾句話就能把一個人物的特點寫出來，而且帶著自己的態度，愛憎分明。她的《父親的手搟面，每一口都是愛的味道》寫出了女兒對父親的濃濃的思念，《老鼠吃了我的學費，我從此輟了學》是貧困失學的痛苦記憶，而《伯父的老水牛》則是不忍心老水牛被轉賣、被殺死的故事。11月，李若代表文學小組，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愛故鄉大會。還有鄉村教育志愿者苑長武老師離開北京，去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支教，可以從朋友圈中經常看到苑老師拍攝的孩子們的笑臉，雖然條件很艱苦，但孩子們很樂觀。

金紅陽大哥是去年“范雨素事件”之后參加文學小組的，基本上每周日都開車到皮村，風雨無阻，他在《心愿》中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個心愿就是文學夢，這個夢想在皮村實現了。還有李玉大姐、王成秀大姐也是新加入的成員，她們和范大姐一樣都是家政工，她們的文字表達了一種想獲得城里人理解的渴望，不再遭受雇主的懷疑和歧視。

郭福來大哥、徐良園大哥和王春玉大哥是文學小組的老成員，他們今年工作都比較忙，但一有空還是會來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福來大哥在《因知天命緊揚帆》中講述了自己走向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良園大哥在《我們需要一場雨》中寫了他參加鄉建培訓的故事，而春玉大哥的《加油站里的“忙”生活》則寫了他工作中的苦與樂。還有馬大勇，由于身體原因，大勇一直在南寧老家養病，今年沒有回北方，4月份大勇把他寫的長篇古典小說《花辰曲》發給我。大勇是花藝師，對插畫、花卉技藝有很深的研究，也出版過中國傳統花藝的書，他擅長寫古典白話小說，這部《花辰曲》以古典舞蹈為線索，講述了舞姬、狐仙的故事，有點像《聊齋志異》，但用現代小說的技巧完成，是一種非常少見的小說形式，希望這部作品有發表的機會。

這一年，還有兩位朋友變化比較大。一位是小付，小付是文學小組的發起人、召集人，是在工友之家為工友服務的社會工作者。2018年初小付和同事小全結婚，很快懷孕，國慶節就生下可愛的寶寶，這是文學小組的頭等大事和頭等喜事，大家都很高興。9月初，文學小組籌辦《勞動者的詩與歌》，挺著大肚子的小付還在忙前忙后，她說這個活動不辦好，她無法踏實生孩子，可以說，個子小小的、年齡也最小的小付，是文學小組的主心骨。小付懷孕期間，萬華山正好辭職，就接替、幫助小付，繼續張羅文學小組的活動。華山做過圖書編輯，今年在一個食品文創企業工作，待遇非常好，領導也很看重，正打算提拔華山當小頭目的時候，華山拒絕了，他不喜歡競爭的環境，也不喜歡商場的爾虞我詐，他還是想寫作和從事文化方面的工作。華山也參加了“我們”劇團的演出，那段時間，他們每年都排練到很晚。華山讀的書很多，也很有文學鑒賞力，他喜歡先鋒文學，寫的作品也最像小說。有一次，我問華山，生活壓力大不大，華山笑笑說，習慣了，他想以后能有一個自己的小團隊，可以編編書、寫寫劇本，對未來充滿了憧憬。

回望20世紀中國歷史，也有大量的普通勞動者從事文學創作。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在城市中幫助勞工學習寫作，到根據地時期工農通訊員和文學互助小組等基層組織出現，再到解放后借助國家的力量，培養了大批工農兵作家。前一段時間，我從網上偶然看到《天津工人文學史》，講的是1956年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宮成立了工人業余文學研究社，涌現出一批如萬國儒、白金、董乃相、阿鳳、大呂、何苦、滕鴻濤等工人作家，距今有60年的歷史。他們在天津市總工會、作協、文聯的幫助下，經常開展文學活動，定期出版、發表文集，1996年還舉辦了首屆“勞動者文學獎”。受此啟發，年底我們幾個朋友一起發起了“2018勞動者文學獎”的征稿啟事。

我們的時代在飛速變化，我們的人生也變動不居，文學閱讀和寫作可以讓我們沉浸其中，獲得片刻的寧靜。勞動者的作品不光具有文學價值，我們都是生活在基層的文學通訊員，有責任以文學的名義把時代和個體的經驗記錄、呈現出來。本期作品集由萬華山、付秋云、劉一然、張天昊、黃丟丟、張慧瑜等完成編輯，歡迎天南海北的文友繼續支持、關注工人文學小組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