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3日，由芳草雜志社主辦的“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文本研討會”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行。《芳草》自2018年第5期開設“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文本”專欄，與會代表各抒己見，探討如何以文學方式來書寫、參與“精準扶貧”時代課題。

中國鄉村及貧困書寫譜系

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林認為，中國鄉村敘事有五個階段：啟蒙敘事、田園敘事、階級敘事、家族敘事和地方志敘事。其中地方志敘事，像劉醒龍《圣天門口》、賈平凹《秦腔》、畢飛宇《平原》、阿來《空山》等作品，都是把村莊作為聚焦點和表現對象，以類似地方志的方式進行鄉村書寫，這種書寫實質是一種本土化的敘事方式，作家憑此來對抗文化的全球化。

甘肅省作家協會主席馬步升從作家的主體意識談起，他表示，20世紀的中國作家無不擔當起作家在時代面前的責任，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對自己所處時代關于鄉村書寫的文學使命，其共同特點為：書寫對象身份明確、以啟蒙為主要價值追求、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等，將他們的作品按時間順序排列，即得整個世紀中國鄉村生活圖景和精神圖譜。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李遇春獨辟蹊徑，分析百年中國鄉村文本人物譜系，認為有三種語境下的農民形象演變：啟蒙語境、革命語境再到改革語境中的農民形象，其文本書寫基本是批判性、建構性同步進行。他表示，當前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是一個有待開掘的文學礦藏，但藝術之門依舊緊閉；在新的歷史語境中，“誰要是能夠塑造出站得住腳的這種新型農民形象，我覺得他很可能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代言人。”

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李魯平暢談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對農民擺脫貧困的書寫集中于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如尤鳳偉中篇小說《山地》；進入90年代，農村改革步入艱難，農民將夢想寄托于鄉鎮企業、工業，于是出現了書寫農村復雜矛盾和農民焦慮的代表性佳作《分享艱難》等；在21世紀精準扶貧大背景下，農民已實現大規模向城市遷徙，書寫貧困的鄉村文本自然演變成書寫農民城市生存的文本。

河北保定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桫欏細梳新時期鄉村文本，發現兩個新趨勢：一是從改革開放初期對農民精神世界的探索讓位于對新生活方式的表現；二是以現代意識來反思農民生活，其中包括反思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及反思鄉村政治生態。同時，他實言在新時代背景下，文學書寫對“精準扶貧”的反映普遍較淺顯。

當下鄉村生活觀照與書寫者的坐標重建

書寫者到底以何種心態去看待、書寫鄉村？暨南大學教授、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賀仲明認為，當前作家的姿態存在問題。他分析，作家必須是一個獨立的精神個體，才能進入好的創作狀態，作為國家戰略的精準扶貧，有可能為鄉土寫作提供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關鍵就在于作家能不能利用好此機會，“心懷謙卑”地深入生活，寫出真實的鄉村現實，從而讓大家更準確地了解鄉村、扶持鄉村，這實質上也就是一種文化扶貧。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秘書長、《長江文藝評論》副主編蔡家園認為，面對時代新變，作家必須走出書齋，虔誠進入生活現場，不僅身入更要心入，要采取平視甚至阿瑪蒂亞森所說的“蚯蚓視角”，更加謙卑地審視生活、鄉村和農民。他還提供兩種深入生活方式供作家們參考：柳青的定點式和路遙的漫游式。

只有實現了文化的扶貧，精準扶貧才能達到一種長遠效果，實現脫貧根本性改變。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麗軍以延安時期著名秧歌劇《夫妻識字》為例，提出了具有根本性的翻身理念：“學文化”、“子子孫孫不受窮”。劉醒龍中篇小說《鳳凰琴》，則是在禮贊當代中國教育的脊梁、鄉村文化守夜人——中國鄉村民辦教師。

“農民的貧窮感、邊緣感，鄉村被拋棄的荒漠感，實際上是在與文明、城市對流以后才產生出的，這種感覺是真正的被遺忘或者說被忽略乃至被拋棄感”，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朱壽桐對鄉村貧窮有著獨到理解。他認為，賈平凹、劉醒龍等作家已意識到這種來自農村的“絕望感”，它絕不是生存層面的貧窮，而是生活層面尤其是精神生活層面的貧窮感。

上海交通大學何言宏教授立足文化作進一步展開：人性、人與人之間關系，甚至女性學者特別關心的性別問題，都會在貧困的生存處境之下發生很大變異，相關藝術表達不只涉及常見的小說，還涉及詩歌、影視影像等，比如詩人哨兵筆下的漁民，對貧困的書寫就很充分。“實際上通過對貧困的書寫、關注，我們能夠發現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真實的中國不只在（上海）陸家嘴，還在更廣大的鄉村。”

在城鄉視角下觀照農村成為鄉土作家的一個新趨勢，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郭寶亮表示，能否立體、全方位地觀照時代熱點，是對作家寫作能力、思維方式的考驗，而改革開放就是從農村向城鎮化的轉化，農村的消亡已不可避免，故而他認為作家必須要有超越的眼光，但不等于遠離時代，而是要求作家改變思維，去擁抱變化的時代。

精準扶貧背景下的歷史性書寫

關于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文藝報》文學評論部主任劉颋直言，她更想看到今日鄉村的生長性。劉颋談道：當下相關文本書寫的視角都是自上而下，而鄉村的生長性須自內而外；目前無論是想象性文本還是挽歌性文本，呈現的鄉村生長性都較欠缺。“這種自內而外的生長性，無論是精神生長還是文化生長、道德生長，從各個方面都看不到特別的讓人感到有希望的地方。這是我的一個很大的遺憾，當然也是我的一種期待。”

黃岡師范學院副教授湯天勇痛揭“病灶”：為何相關鄉村文本佳作難覓？一是很多作家僅僅是對“精準扶貧”作政策性的圖解和言說；二是作家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理解過于狹隘，影響其有效表達；三是作家對農村、農民的生活經驗和精神經驗的闕如；四是許多致力于鄉村寫作的優秀作家對此新領域尚持觀望態度。

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周新民提出，談論鄉村貧困，須有十分明確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書寫貧困所秉持的立場并不相同。他強調，精準扶貧視野下的貧困書寫須注意歷史向度與歷史內涵，當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了貧困書寫的歷史著眼點；而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歷史目的是讓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這種視野決定了此背景下貧困書寫須超越簡單的道德訴求、情感宣泄。他斷言，從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走全民脫貧的歷史道路角度去書寫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貧困，乃歷史性最新要求。

《文學評論》編審劉艷認為應大力提倡貼近鄉村敘述，以內置鄉村視點寫出鄉村傳統倫理價值依然存續和擁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呈現“新鄉土中國”整體性審美書寫維度的文學書寫。她例舉貴州作家歐陽黔森2018年發表并引起反響的精準扶貧報告文學三部曲，強調 “突出了本地特色，才會產生擁有本地特色和地域性特征的精準扶貧題材的鄉村生活文本，才能避免千篇一律作品的產生。”

如何用小說來處理精準扶貧話題，或者來表現當下的鄉村生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志忠例舉付秀瑩長篇小說《陌上》，認為它跳出了“50后”、“60后”作家從政治、權力或者老式鄉村角度來寫鄉村的藩籬，而是別開生面自中青年女性這一身份角度去寫鄉村現實。那么如何處理當下鄉村生活呢？他例舉莫言短篇小說《地主的眼神》，其中愛慕虛榮的老地主“打腫臉充胖子”，被劃成地主，成為專政對象……但最后其孫子回到當下的農村，熱愛土地，且用機械化來耕種。讀此篇會看到，“年輕一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逃亡，也還是有人重新回到土地上搞發展，搞建設，搞生產”。

蔡家園建言，新的鄉村文本能否實現突破，關鍵在兩點：一是作家能否塑造出新人物、新的農民形象；二是能否建構鄉村書寫新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