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鳳凰于飛：家族文書與畬族歷史研究》 作者：劉婷玉

出版單位：廈門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文獻記載中最早將這一群體稱為“畬”的人，是南宋年間時任漳州知州的劉克莊。

劉克莊作為記錄者，很明顯是從“有國者”的角度出發。在他看來，漳州這個被稱作“畬”的群體，是和蠻、傜、黎、蜑同質的“溪洞種類”，其劃分的標準其實更多在于“畬田不稅”。所以在王朝統治者的眼中，是否為繳納賦稅的“編戶齊民”，才是劃分“畬”與“省民”的根本差別。

即使以是否納入編戶齊民的系統來劃分“省民”與“畬”，也并不代表二者之間的族群界限是清晰的，宋末將樂人吳林清的命運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劉克莊記錄了漳州地區的“畬”僅僅30多年后，南宋朝廷已經無法避免為元軍覆滅的命運。

從宋元時期作為“叛亂者”“化外之民”的“畬”，到明清時期在福建地區因為特別的風俗而承載了“閩中舊土著”聯想的“畬”，直到在民族識別中的“革命者”“被壓迫的階級”，很難在這些歷史資料中找到一個穩定的“畬”族。如同杜贊奇在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進行研究時所指出的，盡管在近現代的民族主義的語境下宣稱民族具有一種統一的身份認同，但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先于社會和文化表述的原始的民族的“自我” 。從這個具有人類學色彩的分析的角度也可以認為，并不存在一個穩定的、先驗的“畬”族，而是在不同的時空中、不同的權力語言的影響下，在許多變化的表述網絡中形成的“畬”的建構。

誠然，在每一個層次的表述網絡中，權力的語言總是占有優勢地位，所以在史料中可以看到的，是宋元統治者所謂的“畬寇”，是明清士大夫眼中的“閩中舊土著”，也是民族工作者所識別的“被壓迫的階級”。對于一個歷史學的研究者來說，盡可能地發掘史料以還原這個“被表述”的歷史主體，才是最終的使命。

畬族族譜中的民族與國族意識

清末民國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并未立刻擺脫傳統宗法社會的影響，“由家族而國族”這一深刻結構在很長時期內仍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質，即使是處于東南邊疆的畬族家族亦不能自外于此。修于民國元年（1912）年的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譜》，收錄的由上杭縣知事所寫的《序》，明確表達出當時對于家族和國族關系的看法：

家族者，國家之何屯；國家者，家族之漲彰。古今之國家皆構成于家族，故社會之論輒推源于血族時代之尊父權、族長，社會之說所由演也。家族之義、之表彰又既如是之，章章較著矣。

福鼎枇杷坑鐘氏家族纂修于民國四年（1915）的《潁川郡鐘氏族譜》，纂修者在《修譜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認知：“切以世界共和，五大洲咸遵一體，君民平等，四百兆合為同胞。顧欲圖強國之謀，合群最要，而欲效保家之策，修譜為先。”

這里將“修譜”“保家”當作在新的世界形勢下“強國”的途徑，恰恰也是“由家族而國族”的一種表達。

纂修于1950年的泉州安溪地區的《盛富鐘氏族譜》，其《六修盛富鐘氏族譜序》中闡發此義更為明顯：“今天下竟尚民族主義矣，每以家族為不急之務，甚且有廢棄族姓之說。然而矯枉過正矣。夫物必先有本，未有不愛家族而能愛國族者，亦未有不愛國族而能敦尚民族者。是家族者，民族之權興而國族之階梯也。”

這些例子體現了畬族各宗族通過“宗族”建設這一方式表達的“國民性”。這一“國民性”的存在并不會在“國族”層面對其“族群性”造成威脅，所以在枇杷坑的《潁川郡鐘氏族譜》中，依然堅持了對其盤瓠祖源傳說的信仰。

畬民具有的獨特風俗，雖然會被官員們看作是需要歸化、改變的對象，卻并不會影響到對其本質“國民性”的判斷。這種一定程度上的開放性結構，是畬民在接受現代“民族”觀念時并不會產生政治獨立訴求的重要背景，因為通過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型塑，他們已經牢牢扎根于中國社會之中。

（本文摘自《鳳凰于飛》一書，有刪節）

推薦理由：

作者用一個極好的題目，再次提起了中國東南民族史研究領域一個古老主題：生活于東南諸省的畬族人群，是如何在過去的數百年中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獨立特征？作者躍出了以往或為百越或為苗瑤的傳統敘述，以廈門大學歷史研究獨擅的族譜研究為根基，為這一領域提出全新觀點：“潮州的這一支畬民家族因為明初軍屯移民的政治原因，來到了一個在文化上的隔離區——閩東，其族群特征意外地長久保存下來。”盡管這一觀點還有待人類學、考古學等學科的共同修正，但這一發現至少為我們重新理解中國南方人群的形成原因和進程，提供了難得的視角與思考維度，啟發我們從理論回歸文獻，尤其要關注地方文獻所留下的人類遷移的蛛絲馬跡。

——推薦人 上海博物館館員張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