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認為《我愿為你而死》中的一些故事非常出色，更多地出于個人原因而非經濟考量，他對編輯們希望他寫爵士樂和酒精、美麗的酷女郎和令人思慕的帥氣男孩而拒絕了這些小說感到深深失望。從大學時代起，他就是一位職業作家，一稿又一稿地筆耕不輟，甚至在小說發表或書出版了之后，還會對其進行持續修改。他自己手里的那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手寫的修改和注釋從題獻頁一直延伸到如今已如史詩般不朽的結尾段落。

菲茨杰拉德希望自己在寫作中的投入能夠獲得回報。他希望這些作品能夠出版。他努力推動它們出版。然而，這些小說大多誕生于他不再接受編輯修改的時期。在他的事業初期，他對這種改動不是特別在意；有時候編輯們會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做修改，事后會讓他很惱火，有時這些改動有悖文意，他也會堅持自己的立場。1922年他曾抱怨不得不跟《斯克里布納》雜志的編輯羅伯特·布里奇斯“海量通信”，“就為了一篇叫作《雕花玻璃碗》中的‘該死的’一詞”(不過他那句‘該死的庸俗新貴’保留了下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菲茨杰拉德在刪除、潤色以及審查文句方面變得越發不愿妥協——即便是他交情最深的朋友之一、經驗豐富的職業經紀人奧伯請他做修改；或是支持‘帕特·霍比系列故事’，保證了菲茨杰拉德的償付能力及圖書順利出版的金里奇，提出這樣的修改要求，他都不為所動。他寧可把這些故事雪藏。原本它們或許能在他生前等到恰當時機的，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

菲茨杰拉德本人在1936年的散文集《崩潰》中表現的自責和懺悔，比任何人都更為周詳地記錄了他自己的艱難時刻。他對自己的重新評價體現在這些篇章中：一個被困在療養院里的男人，絕望地希望擺脫《噩夢》；一個作家在《一起旅行》中改變了職業生涯；在《我愿為你而死》中，一個攝影師和一位電影明星思考著他們所獲成功的有限性，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

標題故事《我愿為你而死》，亦被菲茨杰拉德稱作《湖之傳說》，取材自他在空氣清新的北卡羅來納山區的憂愁歲月。他去那里是為了恢復健康；他害怕自己肺結核復發，希望新鮮的空氣能夠治愈他——也治愈澤爾達。從1935年到1937年，菲茨杰拉德不時重回20世紀30年代早期與澤爾達和斯科蒂生活過的巴爾的摩，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北卡羅來納各色各樣的旅館中。當他有能力付錢時，他就待在名勝地的旅館中，包括湖怪旅店、橡樹館和格羅夫公園旅店；當他經濟窘迫時，就住在汽車旅館里，喝著罐頭湯，自己在水槽里洗衣服。當他有時間，身體條件允許，且有能力工作時，菲茨杰拉德把自己的生活用文字記錄了下來。《我愿為你而死》就是當時當地他的生活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