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散文所內含的自由表達的特質得到發揚，網上網下可以歸為散文的篇章浩如煙海。這些文字將億萬人的個體觀念、情感和情緒聚合在一起，摹畫出無限生動和鮮活的圖景。“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大背景下觀察，2018年的河北散文數量眾多、風格各異，凸顯了表征時代的功能。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時代精神的反映，延續了多視角、多層面的觀察方式，全方位觀照現實生活的表象和真相，觸摸社會躍動的節律，探查個體的內心世界，呈現出主流與多元并置的精神景觀；二是對表達方式的選擇，寫作者追求文體多樣化的意識不斷增強，在堅持傳統體裁樣式的同時又有所變化，書信體、札記體作品為散文寫作吹來新風。此外，注重拓展新的表達路徑，在文類、語言、修辭等方面顯示出豐富性。

知識的建構

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唯一源泉，我們很難找出“非現實主義”的散文作品來，散文一定關乎作者此時此刻的生活和情感，即便是回憶性作品，也一定與現實發生著精神的關聯。在談論現實之前，其實我們不能忘卻知識在構成現實中的地位，我們所認識到的“現實”不是突然發生的，無論是物質基礎還是精神活動，都來自知識的建構。按照福柯的觀點，知識及其權威及定義上的規定性，使人獲得文化的身份。也正因為如此，用知識搭建起精神的脈絡和譜系，以此審視當下的情感和思想，一直是散文創作的重要方向。2018年這類作品不乏佳構。

王力平《在乎山水之間也》（《當代人》）爬梳古代典籍中關于山水的書寫，以之歸納出在實用之外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三種“山水觀”，逐一辨析不同觀念在歷史人物身上的透射與反映。借由這些分析，作者指出：“從神祇崇拜到道德投射，再到站上審美的立場，古人看山、看水的方式經歷了不斷變化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是像狗熊掰棒子那樣，掰一個，丟一個，而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人的精神世界的豐富性被不斷展開的過程。”又由魏晉文人的“入世”及“出世”延及“五四”以來“啟蒙”與“救亡”的爭論，將對歷史人物的“虛談”落實到了現世的“實論”上來，關懷現實的態度忠實懇切。文章從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起筆，又以該文筆意統攝全篇，且末尾又終于此文，既可見作者的結構能力，又見個人的襟懷和性情，也不啻對傳統的自然觀做了一次巡覽。劉江濱《每一頁都寫著樂觀》（《中華讀書報》）以劉禹錫的一生為主線，參以外放漂泊期間的詩作，通過與白居易、歐陽修等人的對比，向世人展示了一個“越挫越勇，不減其志”的古代“硬骨頭”文人的形象，揭示了這種樂觀主義精神的現實意義：“剛勁、豪邁、樂觀、進取，放在今天也絕對是勵志的典范。”文章格調輕靈，格局疏朗。與此相比，路軍的《春到燕山冰亦消》（《四川文學》）則以凝重沉郁見長，該文以歷史資料為依據記述蘇轍使遼這一事件，文章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試圖轉換身份，將自己代入歷史情境中體味主人公的心境，由此產生了“重述歷史”的沖動。

散文不僅從歷史中選材，將其當作文化的材料，當下文化現場的資源也是散文關注的對象。辛泊平《〈龍蝦〉：無端崖之辭》（《隨筆》）以散文筆法解析希臘電影《龍蝦》的意義，在細細回味情節之后，作者總結電影對現實的映照式批判：固化的標準和法則無視個體差異，面對違背生命本質的異化卻習以為常。通過一個具體的電影案例追問社會的終極問題，帶有深邃的憂懼之感。唐棣《“老而不死”的溫暖》（《南方周末》）分別從周大新、陳希我的小說以及電影《兩生花》中擷取關于老年人的片段鏡頭，追問衰老引發的人生體驗和社會終極關懷問題。老年人身上那種特殊的“腔調”有可能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線”，這一體會透射出“人生里代代呼應的溫暖，人心底對父輩深沉的理解”，讀來令人感動。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左志國《王圓箓與張老盤》（《散文百家》），表達的是對中華文化遺產保護的憂思。

現實的描繪

直面現實的作品在散文中的數量是最多的，日常中的悲喜冷暖更易激發寫作者的熱情和動力。夏志清說：“我認為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即是‘人的文學’，即是‘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中國社會、個人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這在散文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所以無論是何種題材和手法，最重要的是每篇文字的背后都“站著一個大寫的人”，是人對外在世界的感受和對生命的審視催生了這些作品。

2018年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作為重要的時代觀念和現實語境，改革開放的成就及其對人的影響在散文中常常被感知、被記錄。王福利《故鄉路》（《人民日報》）對現實做文化地理學的觀察，用一條回鄉的路連接起新舊時代，通過兩旁建筑物的變化寫出城鄉一體化的新氣象，生活的日新月異使“以對外面世界認知的差別，來判斷城里人還是農村人”的常識失效了，重新做一個鄉下人的愿望表示出個人對時代的熱烈擁抱。馮小軍的生態散文《裁一片綠影送給你》（《中國綠色時報》）用書信體的形式反映甘肅民勤治沙的成果，一條線索回溯沙漠的由來，另一條則描寫親身所見的景象，新舊時代對比的結論比治沙成果本身更有意義：“那些依舊生活在沙漠邊緣的人已經變得越來越理性，他們不再盲目地高喊人定勝天，而是學著順應自然行事，和沙漠和諧相處。”

著眼于客觀世界的“外視角”看到的是時代的畫卷，盡管不同人對此的觀感略有差異，但描繪的無疑是一種公共性的、表象化的生活圖景。而在“人的文學”里，人的自覺和自省才是本義。個體的生命意識和命運之路的無限走向，需要散文寫作者用反躬自省的“內視角”予以確認和探求。綠窗《挖掘者》（《民族文學》）探討命運與現實的緊張關系。大弟從幼年淘氣到青年逆反，從不肯向現實屈服，即便去當“窯驢子”，去當挖煤工人，都不肯改掉自己的個性，因為不肯遵循“預設的路線”而導致成年后“填不滿自己的命運”，個中緣由令人唏噓。劉萌萌《消逝與存在》（《四川文學》）通過家族史繪出人征服現實和命運的“路線圖”，使文章產生毛茸茸質感的，表面上看是細膩的文字，內里卻是在歷史長河里擺蕩著的綿密柔韌的生活本身，作者把手伸進尚有余溫的時間灰燼里觸摸到生命的溫暖。劉云芳《變形的血脈》（《散文百家》）寫父親住院期間“我”的所見所感，父親的命運與腿上變形的血管產生某種意象上的對應，“他大半生走過的路，全部在腿部彎彎曲曲地復活了，凝成了供血液通行的地圖”。作者探查到繁蕪日常里生命的本真狀態。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孔淑茵《豁口》（《當代人》）、徐廣慧《我的兩個爹》（《散文百家》）等。

2018年有幾篇現實類作品在河北散文中極有個人辨識度。連亭《碼頭》（《民族文學》）因為所反映的南方生活經驗而使文本充滿異質性，碼頭成為生活變遷、文化流動和命運流轉的見證，跨地域的文化表達使作品獨樹一幟。郭桂杰的“下崗職工系列”（《參花》《火花》）多側面關注困難群體的生存和生活狀態，直面時代痛點，不粉飾、不回避的態度顯示出作者的勇氣和立場。龐永力《我們的愛淡成了過日子》（《散文百家》）是一組札記式散文，正如斯威夫特所言，“在恰當的地方使用恰當的詞，這就是文體的真正定義”。作者沒有拘泥于散文固有的結構和形制，而將個人的感悟凝結成短札連綴成篇。這些從日常生活中來的文字，顯現出作者的反思意識和主體精神。

風物與性靈

在我們的常識中，“宏大敘事”只是散文的一類，有關微小事物的書寫才最能體現散文的優勢。

寧雨《細腰葫蘆》（《湖南文學》）用葫蘆做引子和支撐，由葫蘆的“細腰”引出自己和母親、父親、外祖母四人的腰疾，暗喻生活中的艱辛。但這并未阻礙作者對生活的美好向往，基于葫蘆與“福祿”之間的諧音關系而寫出的一句“父親是一個大葫蘆，馱著我們一群小葫蘆”，使文章旨意盡現。劉亞榮《鳴蟲三章》（《散文百家》）寫北方常見的蟋蟀、蟈蟈、知了三種鳴蟲，白描筆法藏于敘事中，鳴蟲的形態、習性和文化身份被置于對知識的鉤沉和對生活的回憶中，蘊藏著散淡的心懷和詩意的韻味。與之異曲同工的是雖然《五毒》（《當代人》），寫河北司空見慣的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蛇五種“毒物”，并附寫蜘蛛一章，作者將這些動物帶給自己的別樣體驗雜糅在對鄉村生活的回憶中，“毒物”的新奇性與個人的體驗性結合在一起，使敘述具有傳奇感。翟英琴《昨夜西風凋碧樹》（《中國校園文學》）通過描述伴隨自己成長的梧桐、白樺、槐樹、楊樹，借樹懷念逝去的青春歲月，也懷念親情和故鄉，語言華美，情感真摯，畫面感強烈。

另一類作品通過具體事物展開浪漫抒情，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美、謳歌美，表達出個性化審美的情懷和趣味。陸旭輝《粉色布達拉》（《當代人》）由自己慣常所見的棲云山景色開始，聯想到遙遠的布達拉宮、奇偉的梵高畫作，向往的是超拔俗世的靈魂飛越，透出作者不凡的人生境界。海津《陽光落到地上》（外一篇）（《散文選刊》）以極盡唯美的語言歌詠陽光、溪流，是傳統的寫景抒情筆法。孫慶豐《北戴河老別墅》（《散文百家》）用對比的手法寫老別墅的滄桑和新內涵，短句和小段落形成錯落有致的節奏，兼有散文詩的形式美感。

綜觀2018年的河北散文，可言說者眾多，以上只希望能做“借一斑而窺全豹”的例證。在文學諸體裁中，散文與生活的關系最為直接，堪稱“文字照相機”，日常經驗和個人感受可以被直觀表達，而不一定像小說、詩歌那樣創造出另外的形象和境界再進入作品。被文壇廣泛討論的現實主義和現實題材寫作的問題并非只對小說而言，散文同樣適用。如果說河北散文有整體的風格，毫無疑問是現實主義。但是，在強調和重視現實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走向極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樣重要，浪漫與現實交融，敘事與抒情并重，才是最自然的散文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