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時代變遷的風向標，觀察一個社會是否有活力，新語詞的生成、語義變化等是重要的考量內容。作為思維的符號，我們不僅為了識別或給予生活經驗以意義而建構起語言，同樣也通過語言來定義我們自己的生活。因而語言與現實之間既是表達與被表達的關系，也是建構與被建構的關系。索緒爾說構成語言符號的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現實的客體；而卡西爾雖然認為語言最初從神話中得到滋養，但“它并不是一種發明的符號工具，而是一種實際的狀況”。所以語言的任何細微變化，首先是因為現實的社會生活發生了變化。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節點年份，毫無疑問，“改革開放”是40年來最熱門的語詞之一，它作為基本國策，是被老百姓在日常話語中進行詮釋的。例如，“吃飽”曾是40年前被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但現在“減肥”已經是一個“高頻”詞語了。可見語言鮮明地表征了社會的變化。

因此，通過分析語詞的變化來觀察社會，是一個有效且便捷的方法，《咬文嚼字》雜志一年一度的“流行語”發布即是一個成功的案例。這一活動針對的對象是年度內的熱點流行話語，而活動本身也已經成為備受關注的文化品牌，每次發布都會引起熱議，這愈加證明了上述語言與現實的雙向關系。分析由其推選的2018年“十大流行語”，我們會發現，它們正是作為進入新時代后的現實表征和愿景表達而出現并流行開來的，是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的語言癥候。

語言是一種文化行為，它會為涉及到的人創造社會認同。所以，當“改革開放”成為現實語境時，我們才會改變“眼前三尺、鼻下三寸”的觀察和思考方法，在更遠和更高的位置上反躬自身，從而才有了全球性的、全人類的視野，才有了海納百川、氣吞山河的氣度。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才可能被提出。“命運共同體”這一詞組不僅被嚴肅地作為由中國倡議、各國人民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全人類的目標，而且可以被用來通俗地確證人與人之間的存在關系。鮑曼在《流動的現代性》中分析“共同體”這一概念時曾說，最有前途的團結，是一種經過努力實現和獲得的團結，是“在價值、偏好、選擇的生活方式與自我認同之間的對立、爭論、談判和妥協，來每天重新實現和獲得的團結”，“命運共同體”的前提是“求同存異”，其中并無強權與征服，只有互相尊重、和諧共處。無論對于世界還是對于中國社會，這都是重要的思想進步。

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面對個體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選擇，流行語不僅反映了生存情狀和理想愿望，而且暗含著批判立場。“佛系”這個舶來詞看似中性，但它的流行卻是因為契合了年輕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心態變化。進一步追問，導致“佛系”的原因在于“90后”一代經歷青春躁動后進入與現實和解、也與自我獨處的人生狀態，試圖在喧囂、浮躁中求得一方心靈的凈土。按理講這并沒有什么壞處，但從另外的角度看，他們對生活的熱情過早地降低了，不僅無助于個人的進取，更于社會發展不利。所以當我們親口言說或聽到“佛系”的說法時，總會感覺到一種嘲諷和自嘲的意味。另一個詞語“錦鯉”在隱喻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一含義上是與“佛系”相對的，“佛系”講究隨遇而安、與世無爭，大有一副“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的心態，“錦鯉”則表現出對生活充滿了期待。“錦鯉”一開始就與財富相關，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抽獎活動利用了人的驅利本能和拜物教心理，人人都希望成為小概率事件中的幸運兒，致使“錦鯉”大量被轉發。“錦鯉”熱是群體非理性特征的典型表現，在群體的暗示下個體通過網絡平臺表達個人愿望，并有著可被他人理解的心理預設。但認真思考，就會發現“錦鯉”走紅的背后并無任何科學性支持，只不過是“網上算命”的變體。

除了表征出某些帶有普遍性的生活情態之外，流行語也在不同層面上呼吁加強社會管理，形成公序良俗。網絡和消費時代，千奇百怪的現象和莫衷一是的觀點令人無所適從，個體在眾聲喧嘩中倍感迷茫和孤獨，由此又產生諸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呼喚正義和理性的聲音極為迫切。“店小二”實際上是對深改過程中政府部門轉變職能和工作作風的形象化說法，它成為流行語一方面表示了行政工作的態度和決心，是對社會的無聲承諾，另一方面也表達著社會尤其是經濟組織的期待。“教科書式”最早用以形容上海民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方法進行執法的做法，是對堅持程序正義者的褒揚和支持，它的廣泛流行與很多見諸媒體的法律案件中罔顧程序的事實是分不開的。后來這種說法用來修飾一切嚴格遵循了標準化和規范化，具有典范性的做法，甚至被用來描述一些負面行為，后者則是在用戲謔的方式消解現實的沉重感。

與此相似的還有“巨嬰”和“杠精”，“巨嬰”的說法源自社會心理學概念，與勒龐的“烏合之眾”理論對人的行為解釋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巨嬰”的非理性行為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從因多刷公交卡毆打司機、坐過站搶奪方向盤導致車輛墜江，到報復社會的兇殺行為等，我們已有過多次血的教訓，但應當看到，不健康社會情緒的暗示也可能是誘因。“杠精”則指向了那類不辨是非，胡攪蠻纏，以抬杠辯論刷存在感的人。

雖不了解評選標準和過程，但互聯網無疑是促使這些話語產生和流行的關鍵條件。除了提供傳播媒介平臺之外，大部分流行語最早出現在網絡中，“十大流行語”中至少有七個直接從微博、博客、視頻網站等聯網平臺上產生。因此，這些話語帶有明顯的網絡特征。首先是民間性，大部分流行語并非刻意為之，只是網絡中偶發事件中的話語與網民的情感產生了共鳴，因而流傳開來，它們的生成是廣大“草根”網民集中發力的結果，而助其流行的技術則是互聯網數據算法，從這一點上說，群體在算法時代的“烏合之眾”特征更加明顯。其次是以去中心化和娛樂化為主要特征的解構性，一些語詞的嚴肅意義被網絡解構之后生成了新的含義，例如“官宣”，兩位粉絲流量極大的演員結婚，同時在自己的微博上發布“官宣”消息，之后很多人效仿，所發消息概稱“官宣”，其實哪里跟“官方”的權威有關？還有一些流行語被用來解構嚴肅的現實世界，“退群”本指退出社交平臺上的交流群，但是很快有人將其與國際事件聯系起來，將美國退出多個國際協議和組織也稱作“退群”，這種引申的指代就帶有惡搞的娛樂意味了。

網絡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科技工具，深刻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由于其開放性和隱匿性架構，導致蕪雜的信息充斥其間，如何不在被動接受中失去自我的判斷，是對人的重大考驗。“確認過眼神”是帶有警示作用的流行語，以俏皮的方式告誡人們凡事要經過理性甄別，要有主觀判斷，而不是人云亦云；與此相似的還有沒有進入流行語榜單但有廣泛認同度的“取關”，即取消關注一些公眾號以避免信息干擾。我國1994年接入國際互聯網，如今已是世界上當之無愧的第一網絡大國，網民數量超過8億。經過20多年的上網實踐，網絡行為日趨理性，在娛樂化和解構方面也并非是無限度的，像“命運共同體”和“店小二”這樣的嚴肅話語并沒有遭到曲解，顯示了網絡空間中是有清流的。

《咬文嚼字》的流行語榜單極具代表性，但并非唯一。 “百家號”平臺曾發布“葡萄君說娛樂”盤點出的“九大熱詞”，這些熱詞都與娛樂界有關，但仍是社會情緒的投射，并且更具有戲謔性。值得注意的是，“流行語”的快速變化預示著社會活力持續增強，但也反映出社會文化仍然處在劇烈的變革期。無論怎樣，“流行語”都是時代精神和文化變遷的現場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