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詩壇的境況如何？它和以往相比到底出現了什么新的品質，詩歌如果進一步發展要避開哪些誤區，人們又該怎樣去認識？ 批評界有兩種極端對立的觀點。其中爭議最大的主要還是來自詩歌與現實關系的處理問題。或者說，新世紀詩歌所有的矛盾性現象的滋生，都和及物問題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及物詩歌的優長：和現實的深層“對話”

21世紀后，詩歌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15年中國經歷了太多的悲傷和驚喜，一系列的事件使詩人們根本沒有辦法將自己從置身的周邊現實中抽離，而必須去參悟承擔的倫理內涵和價值，更逼迫著詩歌必須走出過于自我和純粹的藝術苑囿，謀求和現實關系的重建，有時詩歌甚至以行動化的方式介入時代與人生的中心。如白連春的《一個農民在地里侍候莊稼》仿佛是直接從泥土上長出的精神作物，帶著農人的體溫和呼吸，鮮活具體的農事細節及過程呼之欲出，更見出了農民命運和土地關系思考的深度，雖落筆于“一個農民”，卻隱約閃回著詩人對人類遭遇的憐恤之光，底層的拙樸、酸楚和艱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個農民工從腳手架上掉下來了》就是不折不扣的“問題詩”，是一個工地“事故”的記錄和曝光，指向的卻是對社會良知和人類道德的精神拷問，農民工連生命的安全尚且無法保證，還談什么權利和幸福？“驚叫”與“平靜”、死亡與冷酷等悖論矛盾視象所包含的張力，賦予了詩歌一種強勁的社會批判力和情感沖擊力。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詩歌和現實生活交合點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化世界廣泛敞開，詩人們自然不會再滿足于相對內斂的意象、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嘗試借鑒敘事性文學的長處，把敘述作為維系詩歌和世界關系的基本方式。江非的《時間簡史》短短的倒敘卻有著類乎小說、戲劇的綜合品質，濃縮著農民工特殊的生命長度，日常化的畫面、細節刻寫，清晰而沉靜的情緒敘述，切入了鄉土與人的命運的悲涼實質，也顯示出詩人介入復雜生活題材的能力之強，這種詩性敘述為詩歌平添了幾許堅實、具體的生活氣息，使詩歌在抒情之外又開辟出了一個新的藝術生長點。

21世紀詩歌和現實關系狀態的重建，將詩從縹緲的“云端”請回了堅實的“大地”，改寫了新詩略顯空泛的形象內涵，生發于日常生活中的個體卻通往人類深層情感和經驗的意蘊發掘，一方面提升了現代詩的詩意品位，一方面強化了詩歌本體觀念的骨質密度。

“及物”詩歌的局限：本質偏失與技術滯后

與80年代、90年代相比，新世紀詩歌對重要詩人和經典作品的輸送不多，形成這種局面固然和時代的文化氛圍、讀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有關，恐怕其中重要的一維和“及物”策略的選擇脫不開干系，且不說“及物”在詩人的所有創作中覆蓋面有限，即是它本身也不無問題，所以能夠令新世紀詩歌持續前行，只是其失誤有時也讓新世紀詩歌步履蹣跚，不夠穩健。

在“及物”意識的統攝下，很多詩人紛紛關注身邊的事物。遺憾的是，如今不少詩人過于崇尚個人情感的咀嚼與品味，沒有考慮將自我的觸須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會、時代的聯系，最終多數人關心的洪災、反腐、疾患、民生、環境污染等可能寄寓大悲憫的題材被輕而易舉地懸置，飲食男女、吃喝拉撒、鍋碗瓢盆、風花雪月等雞零狗碎、無聊瑣屑的世俗吟唱無限蔓延，將個人化降格為私人化，詩魂自然也就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新世紀初的“下半身寫作”、“垃圾派詩歌”已有公論，“日常”固然“日常”，審美卻喪失了。這種“及物”雖然和假大空的抒情模式不同，但卻置轉型期國人的靈魂震蕩、歷史境況及其壓力于不顧，缺乏終極價值的關懷，還停浮于一般性的呈現層面，表現的局部真實在恢復一些事相的同時遮蔽了更多的事象，有了人性的細節與氣息，現實性的共感效應卻明顯減弱，所現之物遠沒有觸及生活的本質與核心，實際上是對“物”本質的嚴重偏離。

和過分個人化的自我撫摸、放棄精神提升的泛化“及物”寫作相比，有些對“物”明顯誤讀與歪曲的詩歌，則構成了更可怕的本質偏離。新世紀詩壇有很多詩歌的發生不是因為生命的感動和顫栗以及生活的觸發與召喚，而是書本和知識，是由于刺激好玩、發表方便和各種獎項與稿費的誘惑。他們的作品看上去也像模像樣，也不無細節的營造、情緒的起伏，有時技巧打磨得煞是圓熟，能夠唬住很多缺少經驗的讀者；可仔細品味就會發現它們無關生活、生命、靈魂與情緒，匠氣世故，四平八穩，是地地道道的“網上建筑”、“紙上建筑”，或者說是充滿“為賦新詩”色彩的偽抒情，沒有走心、走腦的集體仿寫，和“假大空”同樣令人生厭的“假小空”，是對生活和生命本質更深層的偏離。如地震詩歌中大量作品審美水準低下，不但多是記錄地震期間人們的原始情感反應，連意象、語匯、調式也都驚人地一致，好端端的題材視域被詩人們窄化成了趨同的“集體創作”。特別是還爆發出一些簡單空洞而又矯情的“應時”、“應景”的不和諧之音像《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敗壞的不僅僅是讀者的胃口，更有詩歌在社會上的聲譽。

如果說“及物”很多時候解決的是寫作立場，那么在詩里該如何“及物”，使日常現實經過轉換成為一種詩性現實，決定了詩歌面臨的藝術困惑更為嚴重。那些走“及物”路線的詩人，多來自于底層，文化底蘊不很深入，對他們而言，“‘生活’的重要性可能要遠大于‘詩歌’”，他們的詩歌狀態一般都樸實無華，元氣淋漓，具有一種直指人心的沖擊力；而另一面則是常常混淆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系，誤把真情實感的流露當做最高的境界，缺少把實情轉換、上升為詩情的意識和能力，在構思、謀篇、語言上缺乏錘煉和節制，結構臃腫，敘事啰嗦，想象力弱，有時甚至把詩降格為一種無難度寫作。這種技術滯后傾向在打工詩歌、底層寫作、地震詩歌、介入性詩歌那里，都是一個共性的存在。它們那種真切的細節、強烈的現場感、生命的痛楚與酸澀，常常伴著不會拐彎抹角的語言和抒情方式，直接推到讀者面前，讓人猝不及防地被擊中，生出縷縷疼痛和憐憫；可就是缺少那么一點兒回味的余地，生活情境未經剪裁、構思直接搬入詩歌的空間，事態、詞匯間過于連貫的線性思維結構，沒有節制和跳躍的細碎敘述，驅走了詩歌固有的凝練、精美，韻味不足。對“物”的本質的偏離與誤讀，和藝術標準大幅度攀升的語境下技術水準下滑、滯后造成的形式飄移與牽拉，使新世紀詩歌在“及物”之路上現出了步履凌亂的窘態。

找準方向后的“度”的調試

“及物”使新世紀詩歌找準了方向，但“及物”的路究竟還能走多遠，如何才能走得輕松快捷而又穩健有效，該怎樣巧妙地避開隱蔽的路障和暗藏的“陷阱”？我認為“及物”的對象選擇宜恰適、合理，“及物”的同時不能放棄精神提升，最好能夠提供出一定的新的精神向度，“及物”更要講究詩藝的自主性建構，注意各個藝術環節的打造。同時在“及物”和“不及物”之間尋找一種必要的平衡，是詩歌立身的長久之計。詩歌與現實的距離是永遠的存在，也構成了對所有詩人不斷的拷問，處理起來好像極其容易，又很難妥帖，貌似簡單，卻耐人尋味。

在明白和朦朧之間取得恰適的點，值得詩人們斟酌。“及物”的直接反應，是事態、細節、動作乃至人物、性格等敘事性文學要素的強化，“敘事”在短時間內躥升到顯辭的地位，其結果也勢必帶來散文化和冗長的流弊，而內視點的詩歌的魅力卻在于其含蓄、凝練與驚人的想象力，它的美就在于隱與顯、朦朧與晦澀、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因此“及物”詩歌不可讓敘事喧賓奪主，將詩歌引入過于拘謹實在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