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的攝影師”，指的是波蘭攝影師威廉·布拉塞，他于1940年8月31日遭納粹逮捕，隨后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布拉塞并不是猶太人，他會說一口流利的德語，本來也有機會加入德國籍，但他卻拒絕了。憑借著攝影師的手藝，布拉塞被安置在集中營的囚犯身份識別部門充當攝影師，他的主要任務是拍攝囚犯的檔案照片和自殺囚犯的記錄照，拍攝記錄以囚犯做試驗的臭名昭著的“醫學研究工作”，同時還要為納粹軍官拍攝各種人像照片。1945年，蘇聯軍隊逼近奧斯維辛，布拉塞冒著生命危險偷偷保留下數千張底片，成為控訴納粹殘暴罪行的最直接的見證。整整70年之后，德國教育學專家萊納·恩格爾曼寫下了布拉塞的生活紀實，目的是“通過布拉塞的個人命運，呈現他所棲身的時代，以及所有無辜受害者在納粹時代遭受的不幸和禍害”。

當布拉塞第一天走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并成為囚犯3444號時，他首先聽到了這樣的“歡迎詞”：“在這里，一個猶太人能活兩周，一個牧師能活三周，一個普通犯人被允許活三個月。唯一離開集中營的可能就只有煙囪！”盡管布拉塞不敢相信，這種完全滅絕人性的邪惡行為乃是人類所為；盡管有無數的詰問擁塞在他的心頭，讓他恐懼迷茫，不知所措，但面對嚴酷的現實，他不能不首先考慮如何活著。應該說布拉塞還算幸運的，因為有一技之長，他成為集中營里的攝影師，沒有被任意射殺，沒有被送進毒氣室，沒有在強制勞動時被黨衛隊用鐵鍬柄打死……在集中營期間，布拉塞拍下了大量囚犯的照片，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孩子，他們最終或者餓死，或者凍死，或者被槍斃，或者被毒死，大多數都沒能活著走出集中營。他們只是在布拉塞的鏡頭里留下了一張張無名的面孔，這些無名的面孔將冰冷的數據還原成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他們曾經有過美好的生活，卻在納粹慘絕人寰的暴行中失去尊嚴，失去生命。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所有的囚犯都要到布拉塞這里來拍照，每天超過百人，一周七天從不間斷。取景器縮短了布拉塞和這些囚犯的距離，身為囚犯中的一員，他既能夠真切地看到他們驚慌的眼神和恐懼的面孔，也能夠深切地體會到他們絕望與無奈的心情。在布拉塞的鏡頭里，有幾乎瘦成骨架的自殺者，有被注射死亡的人，還有一名即將踏入毒氣室的婦女，她的面孔因恐懼而扭曲，嘴巴因大喊而張開著……其中有一組照片曾經被廣泛關注，照片上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她只有14歲，被獄警打傷了臉頰。前兩張照片中的她顯得驚懼而憔悴，在第三張照片中，布拉塞準確捕捉到她的青春和美麗，雖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間——拍下這組照片后不久，這個女孩即慘死在集中營里。布拉塞還拍下許多黨衛隊軍官的人像照，從照片上看，這些殺人狂魔和常人似乎并沒有明顯的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確都是一些普通人，卻集中體現出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特征，意味著每個人身上都會有的“平庸的惡”。

布拉塞的職業保障了他能夠在集中營生存下來，并成為一個“在不可想象的邪惡之地為捍衛人性而戰的人”。但正像徐賁教授所說的那樣，布拉塞不是英雄，他的故事只是一個僥幸存活下來的人的故事，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那么多的偶然，他同樣會成為一個無名的受害者，留下的只是一個冰冷的數據而已。即便是在如此極端的環境里，布拉塞也時常萌發出常人所有的情感，他帶著深厚的感情拍攝那些生命即將走向終結的囚犯，為他們留下最后的尊嚴。他甚至愛上了一位女護士，見面時聊上幾句，也算是他們集中營生活中極其寶貴的調劑。事實上，正是常人的情感激發出布拉塞人性中的善，讓他有勇氣面對納粹的暴行，并在關鍵時刻將納粹暴行的證據保留下來。

戰爭結束后，28歲的布拉塞開始新的生活。他希望重操舊業，卻總是在照相機的取景器中看到那些集中營的囚犯，“一張張去日無多的臉，一個個面臨死亡的人”。開始是眼睛讓他無法工作，后來手也不聽使喚，無法按下快門。1946年，布拉塞終于停止了攝影師的工作，從此之后，他再也沒有碰過照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