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冬寒瘆人的新年來臨時節(jié)，1956年1月，巴金在給小朋友祝賀新年的信中熱情洋溢地寫道：“你們會看見這一年里我們的國家將要變得更美麗、更可愛……努力地學習吧……”字里行間透露著作為父輩和長者的慈愛。

同樣是寫給小朋友的文章，巴金寫于1965年的《賢良江邊的怒火》則迥然不同，對侵略者的怒火與急于上前線的踴躍之情似欲破紙而出。

這兩篇文章，刊于《少年文藝》，均未見于《巴金全集》《巴金年譜》等相關著作。

圖為巴金與他的兒子李小棠（攝于1964年）、刊有《巴金叔叔來信》的《少年文藝》1956年第一期。

筆者近日查找資料，偶然發(fā)現(xiàn)巴金1956年、1965年在《少年文藝》月刊先后發(fā)表了兩篇文章，就想找來讀讀巴金為少年朋友寫的文字。由于一時不易獲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少年文藝》雜志，就根據(jù)篇名在《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篇目索引”中查找，卻不得。難道失收了？于是在《巴金年譜》和巴金《著譯年表》《著譯系年目錄》等文獻中查找有無記述，均未見。1949年以后的作品失收于《巴金全集》，且在巴金研究的重要文獻中未見記述，著實讓筆者感到意外。也由此，并經(jīng)巴金故居相關人員確認，這是巴金的兩篇佚文。

《少年文藝》，月刊，32開本，1953年7月25日創(chuàng)刊于上海，由少年文藝社編輯，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宋慶齡題寫刊名并撰寫發(fā)刊詞。這是1949年以后，我國創(chuàng)刊最早的兒童文學雜志，我國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的第一刊。

巴金發(fā)表于《少年文藝》的兩篇佚文，是一封信《巴金叔叔來信》和一篇散文《賢良江邊的怒火》。

《巴金叔叔來信》的寫作時間

1956年第一期《少年文藝》，首篇為《作家叔叔向我們祝賀新年》，署名“高士其·巴金”。這是兩封信，一封題為《高士其叔叔來信》，文后署“高士其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另一封就是《巴金叔叔來信》（下文簡稱《巴信》），僅署“巴金”，無時間。

1956年來臨之際，巴金寫過四篇與新年有關的文章。1955年12月寫有《向小朋友賀年》（刊于1956年1月1日《兒童時代》第一期）、《一九五六年新年隨筆》（刊于1956年1月1日《文匯報》）；隨筆《新年祝詞》，據(jù)《巴金年譜》，巴金1月1日作，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每周廣播》播出；還有就是這篇《巴信》。

《向小朋友賀年》最初被收入《贊歌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一九五六年新年隨筆》最初被收入《新聲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但不知為何，《贊歌集》與《新聲集》均未收入《巴信》。

《巴信》是向少年朋友祝賀新年的。巴金在信中說：“你們會看見在這一年里我們的國家將要變得更美麗、更可愛，而且多么光輝燦爛。”接著一連三個“你們就會看見”，再是“你們會有”“你們會得到”，給廣大少年朋友描繪了一幅新年“藍圖”。作為父輩和長者，巴金表達了自己對少年一代的慈愛：“我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我疼我的兒女，也一樣地愛你們。”最后，他期望少年朋友：“好好地生活，努力地學習吧，為了將來長大起來好把祖國建設得更美麗、更可愛，而且無限地多么光輝燦爛。”

信件一般在最后標注寫信日期，但《巴信》未見標注。那么，此信寫于何時？筆者以史料為基礎，試以分析、推斷出較為具體的寫作時間。

1955年12月26日下午，巴金來到北京，準備與作家周立波前往德國柏林參加第四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家大會。1956年1月5日早晨由北京啟程，7日到達柏林。7日《新華社新聞稿》、8日《人民日報》專門發(fā)了消息。

去北京前，巴金十分繁忙。1955年12月間寫了兩篇與新年有關的文章，18日至24日出席上海市人代會第三次會議等。來到北京以后，巴金主要忙于準備出國，比如看材料、寫發(fā)言稿。還會見了不少友人，并于26日、27日和29日給蕭珊寫過三封信。那時，北京與上海往來的信件，一般隔一天即到，這從巴金29日給蕭珊寫的信中可知：“二十七日來信收到。”

《巴信》應是《少年文藝》編輯部所約，巴金在上海答應了的。他給《兒童時代》寫的《向小朋友賀年》有2000來字，而《巴信》最后的字數(shù)僅700來字，似乎少了一點，有理由相信，這是他在百忙中抽時間趕寫出來的。筆者推測，《巴信》寫于北京，最有可能是在1月初的幾天里。

《巴信》寫于1月5日前是可以肯定的。當時，《少年文藝》每期出版時間是當月25日。如果《巴信》最晚寫于1月4日，當天寄出，編輯部6日即可收到，不會影響25日正常出刊。該期的彩色插頁是一幅攝于1月15日的照片，有毛澤東主席的形象，能刊發(fā)在25日出版的雜志上，自然是全力以赴趕出來的。

再從內容看。《巴信》與高士其信中的第一句均為“一九五六年來到了”，而后者寫于“一月三日”。雖然不能完全認定“來到了”必須寫于“來到”以后，但依據(jù)以上分析，筆者以為，《巴信》應寫于1956年到來之后的1日至4日，也就是出國前三四天里的某一天。

巴金正在工作。

《賢良江邊的怒火》的寫作前后

《賢良江邊的怒火》（簡稱《怒火》），刊于1965年第三期《少年文藝》，署名“巴金”，排在首篇。

1965年2月7日和8日，美國空軍連續(xù)轟炸和掃射越南北方廣平省和永靈地區(qū)，圖謀把侵略戰(zhàn)火擴大到越南北方。中國政府于2月9日發(fā)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嚴正指出：“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略，就是對中國的侵略。中國人民是早已做了準備的，并且懂得如何援助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趕走美國侵略者。”“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斗爭到底。”

《怒火》，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創(chuàng)作的一篇散文。與《巴信》一樣，發(fā)表時未署寫作時間，但不需考證，因為在《巴金日記》（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中記得一清二楚。此處據(jù)巴金1965年的日記，抄錄與寫作此文有關的文字于下：

二月八日 （晚上）聽廣播，美國飛機昨、今兩天又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領空，轟炸洞海市和永靈地區(qū)，令人憤慨之至。我從廣播中聽到首都五十萬群眾游行示威高呼口號的錄音報道，我的心也到了北京的街頭。我的心還到了我所熟悉的洞海市和永靈區(qū)，我真想?yún)⒓釉侥夏戏饺嗣竦亩窢帯Ｎ蚁嘈琶赖蹏髁x滾出越南南方的日子不遠了，越來越近了。

二月九日 （中午）十一點半回到家里，徐開壘來電話，要我給“筆會”欄目寫一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中飯后午睡半小時，兩點半左右開始寫短文，五點前寫完，由《文匯報》通訊員取去。（注：此文

即為刊于2月10日《文匯報》的《堅決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據(jù)徐開壘考證，2月9日巴金有一封信給他：“稿子匆匆寫成，奉上，請?zhí)嫖铱纯矗煌滋帲埓恼x謝。書一冊奉上，請查收。”此信應是與稿子一起由《文匯報》通訊員帶回交給徐開壘的。書一冊是巴金的《賢良橋畔》。）

二月十日 八點三刻起。《少年文藝》的兩位編輯來拉稿。十二點前市政協(xié)來電話通知一點前在市政協(xié)院內集合出發(f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中飯后十二點二十五分坐三輪車，繞道到北京西路，在江寧路口下車，走到市政協(xié)，正好一點鐘。幾分鐘后隨大隊出發(fā)，走到西藏路大上海電影院門口解散，坐陳同生車返家。

二月十一日 （晚上）從聯(lián)播新聞中又聽到越南南方人民武裝炸毀歸仁美軍宿舍的捷報，真了不起。

二月十二日 八點一刻起。讀報，聽廣播。試寫《少年文藝》要的稿子，開頭頗感困難，不知如何寫法。中飯后《人民日報》記者站來電話索稿。休息二十分鐘，寫《越南人民必勝》，五點前寫完，由新華社通訊員來取去。六點后晚飯，聽廣播。續(xù)寫《少年文藝》要稿，也只寫了百余字。因感不適，十一點一刻洗澡。零點后睡。（注：《越南人民必勝》發(fā)表時改名為《英雄的越南人民必勝》，刊于1965年2月15日《人民日報》。）

二月十三日 八點一刻后起。續(xù)寫《少年文藝》要稿。中飯后午睡一小時，續(xù)寫短文。六點一刻吃晚飯。聽廣播。續(xù)寫短文。

二月十五日 中飯后午睡到三點半鐘。寫完短文，不到三千字。開始抄改短文。六點一刻吃晚飯。聽廣播。繼續(xù)抄改短文，一點半前抄改完畢。即睡。

二月十六日 （晚上）校改《賢良江邊的怒火》。一點改完。

二月十七日 八點一刻起。十點后《少年文藝》編輯同志來取稿。

三月九日《少年文藝》社送來大批印刷精美的少兒讀物。（注：其中應該有最新一期《少年文藝》。）

從日記中可發(fā)現(xiàn)，巴金在四天內應約要寫三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前兩篇都是“一氣呵成”：《文匯報》一篇2000來字，用了不到兩個半小時；《人民日報》那篇1600來字，用了不足四個小時。《怒火》一篇，最后成稿2300來字，前后卻花了五天多時間：12日“試寫”，“開頭頗感困難，不知如何寫法”，13日差不多寫了一整天，14日沒有寫作記錄，15日“寫完”并“開始抄改”，16日“校改”，到17日凌晨“一點改完”。能想到的是，《少年文藝》編輯部提出了一些寫作要求，因為雜志讀者對象是廣大少年朋友。

《賢良橋畔》（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巴金對賢良江有著特殊的情感

篇名中含“賢良江”，因為巴金對賢良江有著特殊的情感。這里摘錄《怒火》開首的一段：

一連兩天，上海市二百多萬人從四面八方涌上街頭，舉行強大的示威游行，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打倒美國強盜！”“美帝國主義從越南南方滾出去！”的怒吼響徹云霄。我高舉著“越南人民必勝！”的旗子，和示威群眾一同前進，我深深感覺到我們中越兩國人民真是心連心的好朋友，真是比骨肉還親的好同志。我多么愿意我能夠再到洞海市和永靈區(qū)，向那里的越南兄弟祝賀他們連續(xù)打落入侵敵機的輝煌勝利，而且留在那里同他們并肩戰(zhàn)斗，打擊侵略邊境的敵人。我的心又飛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間去了，我仿佛又見到了賢良橋頭迎風招展的特大金星紅旗。

“一連兩天”，就是9日、10日的上海群眾大游行。巴金高舉著“越南人民必勝！”的旗子，參加了10日的大游行。據(jù)11日《文匯報》報道，10日參加游行的各界人士還有周谷城、談家楨、李國豪、葉以群、袁雪芬、俞振飛等。

從日記和《怒火》文中發(fā)現(xiàn)，巴金“熟悉”洞海和永靈，因為他曾訪問過越南。1963年，越南戰(zhàn)爭正處于第二階段，中國作協(xié)安排巴金去越南訪問，同行的是山西作家李束為。巴金一行于6月10日從北京飛抵河內，7月17日回到北京。在越南的五個星期里，巴金到過河內、洞海、永靈、海防、賢良江、下龍灣等地，與當?shù)刈骷易劷涣魍猓€訪問了許多民眾，包括戰(zhàn)士民兵。

刊有《賢良江邊的怒火》的《少年文藝》1965年第三期。

賢良江，又叫邊海河，位于北緯十七度，屬越南廣治省。河上有賢良橋，1952年由法國殖民者建造。1954年7月日內瓦協(xié)議以后，成為越南南北方臨時軍事分界線，也叫“十七度線”。1967年越南戰(zhàn)爭期間，被美軍完全摧毀。

在越南訪問時，巴金“在緊靠十七度線的永靈住了三天”，“一位上尉同志陪我在賢良江邊走了兩個半天”。他在賢良江邊看到的是：“平靜的江水明明給人分割成了兩半，美麗的土地給切斷了，和睦的家庭給拆散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賢良橋分割了越南民族，分割了越南人民的心，巴金切身體會到越南人民對國土分裂的悲痛和對祖國統(tǒng)一的渴望。他在越南很快寫成《賢良橋畔的金星紅旗》（刊1963年第9期《人民文學》），把自己的萬分感慨和對越南人民的愛寫進文字中。

1964年7月，巴金將訪越歸來后所寫的《攜手前進》《我的心永遠在英雄的人民中間》《憶越南》《珍貴的禮物》《越南人民的莊嚴答復》等七篇文章，與《賢良橋畔的金星紅旗》一起輯為一冊，以《賢良橋畔》為書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最初取書名為《攜手前進》，出版社編輯王仰晨“認為《攜手前進》書名不像文學著作”，遂“決定改為《賢良橋畔》”，于是把《賢良橋畔的金星紅旗》也改為《賢良橋畔》。寫作《怒火》時，巴金“忽然想起了一本小書中的插圖：一位年輕婦女抱著孩子站在江邊，她望不見孩子的爸爸，卻對著靜靜的南岸揮動尖尖的斗笠”。這本“小書”就是《賢良橋畔》，那幅插圖，正是《賢良橋畔》一文的題頭圖。

一連兩天的轟炸、兩天的大游行，讓巴金想起“在永靈和洞海過的令人難忘的日子，也想起許多激動人心的故事”。他在文中說：在那里“看到了越燃越旺的怒火”。《怒火》一文，通過回憶訪問賢良江時的所見所聞，歌頌了英雄的越南人民敢于斗爭、敢于革命的精神，表達了一個熱愛和平的作家對越南人民真摯友好的感情。文中多次提到的“金星紅旗”，就是《賢良橋畔的金星紅旗》中的金星紅旗。《賢良橋畔》書中還印有這幅金星紅旗的照片，這是第一次訪越時永靈區(qū)委領導送給巴金的，他一直珍藏著。

再訪越南，巴金終于實現(xiàn)愿望

從日記和《怒火》中還發(fā)現(xiàn)，巴金強烈地表達了再赴越南訪問的愿望。他說：“我多么愿意我能夠再到洞海市和永靈區(qū)”，“我真想?yún)⒓釉侥夏戏饺嗣竦亩窢帯保巴麄儾⒓鐟?zhàn)斗，打擊侵略邊境的敵人”。其實，巴金在兩三天前寫的《堅決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愿望：“我去年就說過：在需要的時候，我就是用兩條腿走路，也要走到越南去，去保衛(wèi)我們唇齒相依的鄰邦，保衛(wèi)兄弟的越南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現(xiàn)在我也是這樣說，這樣想，而且我的心已經(jīng)飛到永靈和洞海，飛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間了。”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會見文藝界人士，與巴金（右一）握手。

7月9日，巴金與作家魏巍由中國作協(xié)委派來到河內。“我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了。我又一次在賢良橋頭留下我的腳跡。”這次在越南長達三個多月，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的接見，到過河內、清化、義安、廣平和永靈，還到過奠邊府、海防等地。巴金9月18日在河內寫的散文《美國飛賊們的下場——答越南南方詩人江南同志》（刊于1965年《人民文學》10月號），詳細描述了在越南所親見的戰(zhàn)爭場面。巴金是10月19日回到北京的，蕭珊已等在那里，兩人小住幾天后回到上海。這是蕭珊最后一次到北京。

這次訪越歸來后，巴金寫過多篇越南戰(zhàn)爭題材的散文，如《越南青年女民兵——答越南南方詩人江南同志》（刊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炸不斷的橋——再致越南南方詩人江南同志》（刊1966年3月6日香港《文匯報》）和《重訪十七度線——再致越南南方詩人江南同志》（刊1966年《人民文學》三月號）等。據(jù)巴金1966年日記，4月27日寫完《炸不斷的橋》“代序”和“后記”，29日校改完其中幾篇文章，5月3日把《炸不斷的橋》原稿14篇交給胞弟李濟生轉上海文藝出版社。“原稿”14篇是1964至1966年已發(fā)表和未發(fā)表的散文，巴金擬編成一冊單行本，“沒有想到不久我就進了‘牛棚’”，出版一事自然沒了下文。巴金1991年6月28日在給《巴金全集》編輯王仰晨的信中說到《炸不斷的橋》的篇目（含附錄共11篇），其中“代序”即為《并肩前進——答越南南方詩人江南同志》（刊1964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但未見《賢良江邊的怒火》一文。

《巴信》和《怒火》兩文，未曾輯入任何集子；《怒火》篇名雖出現(xiàn)在《巴金日記》，但晚于《巴金全集》出版，也許這是《巴金全集》失收的原因。不過，編輯《巴金全集》時，巴金已找到1960年代的“上海日記”，《怒火》未被收入《全集》，或有其他原因？筆者以為，最可能的是，巴金晚年自己忘了在《少年文藝》上發(fā)表過作品，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讓筆者困惑的是，《巴金日記》已出版十余年，卻未曾有人注意到1965年2月16日記著：“校改《賢良江邊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