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整個社會對文學批評的信任度正在下降，這是一個事實。今天，作為文學批評從業者，給予一部新作品恰如其分的判斷也的確變得非常難。比如，當我們討論一部作品優秀時，我們是在何種尺度里說它好？放在現代以來的文學框架里，還是中國古代以來的文學框架里？又或者，把這位作家和國外的同代作家相比呢？還比如，如果這位新作家模仿了最新的拉美文學、歐洲文學，或者日本、俄羅斯文學呢？如果這位作家從當代最新的美劇、韓劇里獲得了靈感呢？那么，批評家如何理解這位新作家的新作品？作家的涉獵面寬廣，相應對批評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今天的文學批評，要求批評家要有廣泛的閱讀，要有敏銳的視野，要有雅正的趣味，要有審慎的態度。

很多批評家同行越來越傾向于不給一部作品下判斷，但我對這種看法存疑。我的看法是，現場文學批評是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奠定一部作品文學史地位的第一個聲音；文學批評家的判斷意味著一種標準與尺度，它很珍貴。

今天的文學評價標準是多元的，有豆瓣評分，有網友投票，有發行數指標，更有各種各樣的大數據支持。在有如此多數據的情況下，還需要批評家的判斷和評價嗎？這是一個問題。但這又不是一個問題。有許多標準是由機器和大眾參與的，有許多標準取的是平均值和高點擊，而與真正的藝術判斷無關。越是在大數據流行的今天，越要不追隨大眾和大數據，越要有批評家應該有的判斷、應該有的主體性。今天，更需要無數個文學批評同行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文學的尺度、一個雅正的文學標準——要給未來的文學史寫作留下我們這個時代批評家的聲音，未來人們讀今天的文學作品時，不僅能看到數據、看到網友感受，也要看到嚴肅的來自批評從業者的判斷。

前不久，我回清華大學參加了“朱自清先生誕辰120周年研討會”。研討會上，許多研究者都提到，朱自清不僅僅是一位優秀散文家、一位大學教授，還是一位學者和批評家。1929年，朱自清在清華大學國文系課堂上開始講授“新文學”。在他的講義里，既有魯迅、沈從文的也有馮文炳、葉紹鈞、丁玲，他將正在發生著的中國文學帶到了課堂上。當年，朱自清講授新文學史是冒風險的選擇，可能會讓許多人認為時間間隔不夠，今天看來卻是功德無量的事情。朱自清是給現代文學作家墊下第一塊評價基石的人。90年過后，我們如此感興趣他的評價，他為何如此評價魯迅，如此評價沈從文，如此評價老舍……我們會發現，朱自清的判斷深刻影響了后來人的認知。不得不說，朱自清當年的拓荒工作有著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每一段文學史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由不同階段、不同年齡和不同身份的文學批評家共同努力寫成的。文學批評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以自己的現場判斷參與文學史的建構。我以為，今天我們的批評從業者對文學批評的重要性認知不夠，很多批評家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本身就是文學史的構建者，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判斷都很可能會影響未來讀者對一位作家的認知。

當然，整個社會對文學批評的審美信任度下降，也在于批評家自身的表達。學院化體制導致很多批評家已經不以“人的聲音”說話了，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地喜歡“論文腔”。這也是許多作家會說看不懂當下文學批評的原因，甚至批評家同行也說自己不看文學批評。好的文學批評是平易近人、娓娓道來的。今天的文學批評以使用一種“非人的聲音”寫作為榮，這意味著批評家不把普通讀者視作自己的理想讀者、不再看重自己批評文字與廣大讀者之間的溝通。用什么樣的語言和腔調與讀者溝通，也代表了批評家如何理解文學批評的功用。當文學批評樂于“躲進小樓成一統”時，是需要每位批評從業者反省的。

批評家與作家之間，不是粉絲與偶像的關系，不是追隨者與被追隨的關系，他們是同行與同道的關系。他們之間需要真摯坦誠、直言不諱。在一個采訪中，李敬澤談起過一個觀點，“作家要讓同時代的聰明人服氣”，我深以為然。事實上，一位優秀批評家也要讓同時代的聰明人服氣——他要讓同時代讀者相信他的每一個評價、每一個判斷；不僅僅大眾讀者相信他，同行也相信他；他要有能力讓作家們相信他說的那部作品是真的好，要讓批評家同行認可他給予的作品評價并不浮夸。這樣的信任并非一時一勢，它需要終生積累，作為批評從業者，要時時刻刻有反省精神，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偏差和懈怠。只有不斷地累積信任，才能最終實現真正的審美信任。

真正讓人有審美信任的批評家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呢？我想，他首先得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同時代人”。所謂同時代人，不是同齡人。不是說“70后”批評家就一定要寫“70后”作家，“80后”批評家一定要寫“80后”作家。所謂同時代人，要與當代文學同生共長。這位“同時代人”要有足夠的、廣泛的閱讀，要有能力和當代文學構成對話關系，與當代寫作者構成對話關系。一位批評家可以不評價某位作家作品，但是，他要了解他的創作概況，只有充分了解當代文學創作現狀，才可以做出誰是出類拔萃者的判斷。

文學批評是與時間博弈的工作，此刻我們做的每一個判斷，10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后有可能成為一個笑柄，當然也有可能是極好的、閃閃發光的預言，因此，批評家終生的工作都是在和時間較量。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固然要寫好的批評文章，但另一項重要工作還在于發現優秀作家，而這些作家在未來則會以文學成就證明你的判斷是正確的。因此，這位“同時代人”，不僅僅要了解當代文學正在發生什么，還要了解當代文學以前發生過什么，預言未來有可能發生什么。當然，同時代人的概念來自阿甘本，阿甘本關于同時代人的另一個意思是說，這個人在時代之內，但又在時代之外。他能夠在這個時代看到晦暗，但其實晦暗也是光的一部分。他要在黑暗中感受到光。我以為，這個同時代人要有定力、有耐性，不能隨波逐流。

“文藝雖小道，一旦出版發行，就也是接受天視民視、天聽民聽的對象，應該嚴肅地從事這一工作，絕不能掉以輕心。”這是孫犁先生的話，我尤其喜歡“天視民視，天聽民聽”這幾個字。它提醒我要充分認識文學寫作及文學批評的莊重性和嚴肅性。我以為，批評家的每一個評價、每一個用詞都應該是審慎的、反復考量的而非輕逸的和任性的。即使文學批評的讀者寥寥無幾，即使沒有一個人看，批評從業者也要謹慎嚴肅，時刻意識到“人在寫，天在看”。

這是新媒體時代，是一個以講“驚人之語”為榮、以文字刷屏為榮的時代，但也是需要每個寫作者都要有省察與自律精神的時代。作為批評家，要做到“不虛美，不隱惡”何其難。要與自己的虛榮心做斗爭，要有職業的良知。——當眾人都說此部作品好時，唯獨你討論這部作品的缺點，這當然是一種勇氣，但是，這是為了證明自己與眾不同還是真看到了作品的問題？又或者，如果人人都知道這個作品質量很差，而你獨獨要寫一篇關于這部作品的贊揚之文，那么，有沒有勇氣問一問自己，此刻的書寫是否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顯示自己的標新立異？如果為了顯現自己的“與眾不同”而并不基于作品本身的本質，那么批評從業者就嚴重背離了自己的職業律條，也便辜負了讀者與作家的審美信任。

基于以上種種，我以為，建設文學批評的審美信任至為重要，也是今天文學批評要面對的難題。當然，這并非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批評家群體面對的難度。也許我們終生不能克服這個難度，但是，要為跨越它而努力。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正是在此意義上，我認為，普通讀者與批評家之間、作家與批評家之間，批評家與批評家的審美信任最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