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學創作時常透出急切的性別姿態，在男性經驗主導的寫作規范與文化模式之中橫沖直撞，尋找并制造裂縫，讓光照進來，并徑直朝著光去，試圖延伸并開拓屬于女性的寫作空間和文化傳統。然而，正如戴錦華老師所言：“自覺的反抗常成就著不自覺的陷落。”身處陰影中久了，冷不丁直視光芒，或使激進之人目盲，或使盲從之人視幻、躊躇或退避暗處，甚至遁入海市蜃樓之中自筑堡壘。

女性從性別為分界的二元系統中突圍出來，擺脫對抗性與單一性，讓自身在一種多元化的社會機體之中得以解放，是需要漫長過程的，以筆為戈的女作家更是如此，啟蒙思潮推動女性寫作從女性風格過渡到了女權主義，但是氤氳于女性書寫之中的反抗性使得進一步的蛻變歧路橫生。

二戰后日本的女性主義高峰期是這一困境的典型范式。經濟急速發展以及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深入推進，使得彼時日本女性的自覺與自主意識一時激涌。然而隨著20世紀末日本泡沫經濟逐漸解體，外部世界的起伏驟變與繼之而來的經濟斷源、家庭動蕩等問題，逼迫原本對未來滿懷希望的日本女性冷靜下來，回歸生活，回歸自身，從自身與這個世界的關系出發，反思在宏大而跌宕的時代浪潮之中自身生命的可能性。

角田光代是開拓者之一。她的小說在母題、敘事、筆調與文法上都對傳統的男性經驗寫作構成了拆解與顛覆。有評論人言：“在她的小說中，她以清新的筆調展開敘事，將筆觸伸向女性幽深的意識世界，突破了以往男性話語強加給女性書寫行為的種種限制，以一種傷感之美、素淡之美、無邪之美，成就了一次對男性寫作姿態和藝術審美的徹底背叛。”與創傷應激反應式的御敵寫作不同，角田光代以一種安定平和的方式，任一個女性世界在寬廣時空之中生長，賦予其獨特而開放的共生性。

《對岸的她》是其代表作，通過對泡沫經濟期以降的女性個體的自我追尋、女性之間的隔絕與共容、女性與世界的關系重構的思考，觀照女性作為個體的成長。同時角田光代清晰地意識到兩性之間的交織與共生，并從容淡然地擁抱了這種張力，有意識地將男性置于相對疏離的邊緣。

她沒有選擇隔絕，而是設置了一個開放的地帶，柔化兩性間的沖突，而女性的自我意識就在多元中凸現出來。這樣的處理方式需要極大的勇氣、自信、思力與筆力才能保持其間的微妙平衡，同時又要清醒地對待看似滿溢的“女子氣”與真正的女性自覺、自主、自立之間的區別。她的書寫是基于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但又不獨屬于女性。

小說中放棄事業、選擇相夫教子的主婦小夜子在三歲多的女兒因無法進入公園小朋友的游戲而投來求助的目光時選擇了避開。她在女兒身上看到了懼怕社交而選擇疏離的自己。她需要避開，才能讓自己在對女兒的愧疚與期待女兒自我成長的自欺中得安。

因為丈夫的冷漠與婆婆的冷嘲熱諷，她嘗試重回職場。熱情自信的獨身女性創業者葵給了她極大的勇氣，將她從自暴自棄的邊緣挽回，走向自我改變。與葵的相遇，對于小夜子而言如同一場救贖與重生，帶著她走近渴望抵達的彼岸。但小夜子卻又在葵與男性友人的關系中，看到了兩人之間難以消融的疆界。

初中生葵，因校園欺凌舉家遷回母親的故鄉。在新學校選擇蜷縮在小團體中自保的初中生葵，決心不再敞開自己。她在母親身上看到自己為內心的怯懦、狹隘與虛偽做的盔甲，厭惡自己，卻無力突圍。她遇見了魚子，如同小夜子遇見蛻變后的她。魚子有著吉普賽式的生活態度，自由、開放、單純、熱烈，她將自我包裹的葵扯入一種彼此共生的關系之中。她們一同從封閉而單一的生活中出逃，去遠方，選擇流浪式的生活，在一片城市光河之中攜手飛向想象中的自由彼岸。二人出逃途中，葵對魚子說：“和你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什么事情都能辦到。”爾后經歷蛻變的葵，也讓終于從封閉世界出逃的小夜子不禁鄭重地對她這么說。

角田光代通過葵、小夜子與魚子三位在自我追尋過程中不斷迷失、出逃、重構又回歸的女性命運的交織與呼應，展現了她們如同空氣般共生的極致情誼。正如有評論人所言，三個女性在小說的雙線敘事中完成了各自的尋找與召回——她們相互重疊又相互分離，相互拆解又相互重塑，就像水、鏡子和事實，三者互相輝映，變幻莫測，如同一個萬花筒，最終交疊成一個具有符號化意義的“彼岸的她”。在彼岸的，是具有女性群像意義的“她”，是對方，也是自己。

母女關系、女性情誼、抱團孤立、校園欺凌、夫妻關系、家庭桎梏、社會輿論、職業壁壘、自我認知盲區，直至對自我認知的確立、自我價值的追尋、與世界關系的瓦解與重構，角田光代用女性書寫將女性共同的生命境遇呈現在世人面前。將面臨這些問題的性別置換，小說的書寫也依然成立。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少女對自己的孤獨崇拜不能滿足她。為了實現自己的想法，她需要生存于另一個意識中。她往往在同伴們那里尋找援助。”這是葵與魚子的相處方式，是小夜子三歲女兒的自處方式，也是小夜子與葵關系的本質。

想來孤獨崇拜并非少女的特權，而出逃的方式亦不一而足。正如葵對小夜子說的：“這大概不是什么一代人的問題，是世界通用的理念吧”，孤獨與孤獨的陷溺絕不獨屬于少女和女性。只是在角田光代的筆下，女性由怯怯生畏而至一往無前的出逃，跌跌撞撞的自我追尋與自我回歸，流淌出了女性書寫所獨有的溫和與從容。而這近乎不自知的可愛，完成了女性意識與女性書寫的最終蛻變。

1911年，平冢雷鳥代表日本女性首次發聲時寫下：“原始，女性的確是太陽。是真正的人。現在，女性是月亮，要依靠他人生存，依靠他人之光而發光，是如同病人般具有蒼白面孔的月亮。”而角田光代看到了月亮疏朗、恬淡的光芒之中透露的堅韌與包容。月亮與太陽，終究都是發光的。且月亮的光芒，是實實在在，在黑夜里，悄然相引的那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