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蘇珊·桑塔格（1933-2004），美國第一代公知，與漢娜·阿倫特并稱為美國20世紀知識界的兩位女神。作為文化評論家、小說家、電影制片人、導演和劇作家，她是不平凡的知識分子，也是引領時代的流行偶像。《蘇珊·桑塔格：精神與魅力》一書描繪了這位女作家充滿矛盾和沖突的一生，探討了桑塔格在影響美國民眾文化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從這位精神偶像的人生歷程中反觀當時動蕩的美國社會發生的文化變革。本文摘編自該書《生命與死后生命（1998-2001）》一章，由澎湃新聞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發布。

與安妮·萊博維茨一起的生活塑造了桑塔格的1990年代。她們一起旅行了許多地方，比如約旦、埃及、意大利和日本。出于研究的目的，她們拜訪了桑塔格小說《在美國》的女主人公海倫娜·莫德耶斯卡先前位于加利福尼亞安納海姆的農場。1996年，萊博維茨在紐約上城區的萊茵貝克（Rhinebeck）購買了一處風景如畫的地產。克利夫頓角（Clifton Point）曾是傳統的阿斯特家族（Astor family）的農莊，這個家族是極有影響力的老紐約金融貴族和上流社會的代表。這塊地產擁有很多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房子，以及一個池塘和哈德遜河畔的一塊地。萊博維茨帶著極大的樂趣重整了這塊地產，并和桑塔格一起搬進了池塘邊的一座小房子里，在剩余的裝修工作全部完成以后，這個房子變成了桑塔格自己一人的鄉間小屋。

在罹患乳腺癌之后，桑塔格對自己身體發出的信號十分敏感。她的身體在1998年夏變得越發糟糕，7月初她重新接受了醫學檢查。結果讓人沮喪。她又得了癌癥，這次是一種罕見的宮頸癌。雖然這次診斷預測的治愈概率要高于上一次，但對一位65歲且已經得過癌癥的人來說，這種希望也不絕對。正如她第一次面對疾病時那樣，桑塔格這次也只為一種可能性作心理準備：活下來。戴維·里夫后來把這種態度形容為“積極的拒絕”。桑塔格相信，正如她二十三年前堅信的那樣，她可以戰勝概率。盧辛達·柴爾茲回憶：“蘇珊當時絕口不提她可能的死亡。”

桑塔格在巨大的折磨下度過了接下來的一年半時光。在紐約的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 她做了徹底的子宮切除手術，并進行了漫長的放化療醫治。患病的第一個月，安妮·萊博維茨幾乎每天都陪在她身邊——在桑塔格的鼓勵下——記錄下她愛人患病的不同階段。萊博維茨在2006年出版了她被廣泛討論的攝影集《一個攝影師的一生》，而里面的小畫幅照片是她職業生涯中最動人和最受爭議的攝影作品。它們展示了桑塔格是怎樣在神志模糊的狀態中由一位醫護人員清洗身體，又是怎樣在朋友和助手的幫助下進行化療，以及她是怎么失去她那著名的頭發的。

安德魯·懷利每天在中央公園晨跑后都會去看望桑塔格，他生動地講述了桑塔格是怎樣將她的生還和她目標的實現結合起來的。即使在半睡半醒間，她還在思考她想寫的書。某天早晨當懷利走進病房時，他的朋友還沒醒，皮包骨頭地躺在病床上。“我看著她，”懷利說，“然后想，上帝啊，她死了。當我碰到她的手臂時，她突然間醒了，然后說：‘我要工作！’‘什么？’我問道。她接著回答：‘我要工作！’ 我抱著她：‘你完全瘋了。’這就是典型的蘇珊。她真的就處在死亡的門檻上，盡管如此，她不想讓我以為她很快就要睡著了！”

化療抑制住了腫瘤，但它強烈的副作用包括腳上的嚴重神經性病變，因此66歲的桑塔格在經過漫長的物理治療后必須重新學習走路。康復的過程十分煎熬，但她是位斗士。她很開心自己能活下來，享受著每一分鐘。

與此同時，桑塔格出于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意愿又開始寫作。她在第二次癌癥期間完成的第一篇文章是為一本攝影集所寫的導言，她和萊博維茨一起構思了這本攝影集。為了1999年秋出版的《女性》（Women），萊博維茨對200名美國女性——女藝術家、女政治家、家庭婦女、農婦和脫衣舞女——拍攝了肖像，并將它們編排成一份千禧年之交美國女性生活的人類學大綱。這個構思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魏瑪共和國時期奧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拍攝的德國人肖像集《時代的面孔》（Antlitz der Zeit，1929），卻采取了一種完全中立的攝影視角，比桑德更強調不同社會背景間存在的沖突。桑塔格在她的序言中問道，是否存在著某種事物能將攝影集中呈現的女性統統聯系在一起？但在經過一系列反思之后，這些反思的某些部分看起來并不符合這個時代，桑塔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在這篇散文中，她繼續討論了《火山情人》結尾部分四位女性的獨白以及在她的劇本《床上的愛麗斯》中已經討論過的主題：女性的存在。桑塔格在多數情況下沒有成功地挖掘出該主題表面之下的內涵，這表明，雖然她對此深感興趣，但這個主題不是特別適合于她。她自己作為女性的人生過于矛盾，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她既不接受被她批評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主義話語，也不遵循1990年代以來盛行于美國大學的后女權主義性別邏輯。她寧可退回到更遙遠的地帶。在那些年的采訪中，她承認她對弗吉尼亞·伍爾夫重新有了興趣。在許多層面上，桑塔格帶有人類學色彩的思考與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的反思相類似。但不同于伍爾夫的是，桑塔格沒有成功地解釋清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問題，也沒有強調一位女性的“人類境況（conditio humana）”的普遍性。

桑塔格在《女性》這本光滑锃亮的攝影集中更加積極突出的，以及在她嚴重患病后標志著她成功回歸公共生活的，是她個人形象的確定。《女性》的最后是桑塔格的一張肖像，這是她最美的照片之一，誕生于她與攝影機長達一生的愛戀。她剪短了的灰白頭發在化療過后又重新濃密起來，賦予她頗有戲劇張力的臉龐以一種感官的重量。她雙手支撐著下巴，穿一件深色高領毛衣，眼神專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一個獨立的批判權威的偶像。

戴維·里夫在回憶母親的文章《疾病更甚于隱喻》（Illness as More than Metaphor，2006）中講道，盡管桑塔格從不談論死亡，但她會死的想法卻像一個“幽靈處在她的許多講話背后”。這尤其體現在桑塔格“對長壽無法抑制的渴望”和“她時常說的活到100歲的愿望”中。 在周邊的人看來，死亡的強烈壓抑的主要影響有時候明顯地反映在她超人般的生存渴望里。桑塔格還能夠一直談話、閱讀、看電影一整晚而不睡覺。她有時候在采訪中會自嘲地說道，她有種感覺，自己已經用完了九條命中的六條，她同時又解釋道，自己現在才剛開始真正寫作，而最好的作品尚未到來。“我有一個完全新的人生，”她在2000年3月宣稱，“它會變得非常偉大。”“一天只有24小時，但我試著以48小時來對待它。”而桑塔格也正是這么做的。她甚至開始學鋼琴，這是她母親在小時候禁止她做的。桑塔格的熱情是維系生命的一個動力，并傳染給了她的很多朋友。當她的前助手之一杰夫·亞歷山大（Jeff Alexander）教她如何使用網絡并為她設立了一個電子郵箱時，桑塔格對這個新的事物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一個月后就比她的助手知道得更多。桑塔格在她的樓頂房里安置了許多臺電腦，這樣她就可以隨時隨地地寫作和上網了。

桑塔格在化療期間完成了小說《在美國》。正如她之前的小說《火山情人》，這本關于波蘭演員海倫娜·莫德耶斯卡的小說也是對歷史事件的一次文學改編。小說的中心人物是一個強悍的女性。桑塔格在創作中結合了傳統的作者視角與想象的日記片段、書信、對話以及內心獨白。

盡管她盡了所有努力，結果卻讓人沮喪，冗長的篇幅都是關于演員和明星偶像，關于歐洲移民和美國夢的陳詞濫調。許多場景都單調與刻板。女主人公高尚的無私和她在藝術上的沉醉，有時好像桑塔格帶著時而佯裝的天真在發表她關于公共人角色的觀點。

在小說的個人敘事層面，有跡象表明桑塔格也在利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來探討自己的聲望。比在《火山情人》中表現得更為強烈的是，桑塔格在這本小說里戲謔地影射了自己的個人經歷，比如她的薩拉熱窩歲月，她和菲利普·里夫的婚姻，以及她祖父母波蘭猶太人的出身。小說在導言中貫穿著針對桑塔格弱點的自我指涉式奇怪評論，許多加戴引號的概念需要理解，像在費力地暗示她有著嚴肅知識分子的聲譽。

盡管具有實驗性傾向，《在美國》的大部分內容卻還是傳統的。這不僅明顯區別于1960年代受過高度現代主義訓練的桑塔格的文學觀點，更是站在了“世界文學作為高雅文化”這種不容置疑的論斷的對立面，體現在那些年桑塔格對作家如約瑟夫·布羅茨基、安娜·班蒂（Anna Banti）、丹尼洛·契斯和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的討論上。如果說桑塔格認為她的文學偶像偏愛某種不受潮流影響的復雜性，甚至在主流文化中賦予這種偏愛一個顛覆性的地位，那么她對《在美國》所采取的力求通俗的策略就危險地接近于被瑞士文學批評家安德里亞·柯勒（Andrea Ko¨hler）所貼切形容的“在素材和故事情節上追求休閑讀者的品味”。

鑒于上一本小說的成功，FSG出版社為《在美國》投入了同樣規模的宣傳經費。雖然桑塔格因為復發的癌癥而明顯的愈發虛弱，但她依然非常專業地對這種促銷努力予以支持。《在美國》出版于2000年春，FSG 的宣傳負責人杰夫·賽洛伊在全美組織了一輪詳盡的巡回朗誦會，他陪同桑塔格前往芝加哥、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洛杉磯、伯克利、丹佛、愛荷華城、休斯敦、邁阿密與華盛頓。盡管旅途辛勞，桑塔格卻非常享受這種巡回朗誦，也很開心與她的聽眾見面。

盡管有許多異議，《在美國》卻被美國最負盛名的文學類獎項國家圖書獎提名。當2000年11月桑塔格站在曼哈頓萬豪馬奎斯酒店的舞臺上接受獎杯時——附帶10000美元的獎金——她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說自己感到震驚已經是一種輕描淡寫了，”她幾乎無法呼吸，“我比我所能表達的還要感動。”

在之后的記者會上，桑塔格對于那些有關負面評價的提問回答得略微有些執拗，她說自己沒有閱讀任何評論。“被批評是痛苦的。”

在紐約的文學圈中，桑塔格的小說比起她的散文要較少地受到喜愛，這次授獎繼續被視作對她智識偶像地位的推崇。然而，在她的小說出版以及獲獎時的諸多采訪中，她強調自己沒有受到現已成為共識的公眾評判的影響，并再次申明她已經成功轉型為小說家。桑塔格認為她的小說水準要高于散文，有時甚至更大膽地稱，如果自己1960年代的散文被逐漸遺忘卻因小說被記住，那也不算壞事。

雖然桑塔格即將步入七十，但她并不像一個年長的女性。安德魯·懷利說：“甚至在生命終點時，她看起來依舊像21歲。她對不知道的東西一直很感興趣。

許多人在晚年會回到他們熟悉的事物中。但桑塔格的生活讓人覺得她仿佛昨天才出生，還有整個世界等待去探索。”桑塔格稱自己的年齡是“奇異的”。她依舊做著一生中都在做的事。即使年歲已高，她還維持著一種不循規蹈矩的生活方式。這尤其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強度上，也體現在對新朋友的坦率上，以及對新的藝術和政治作品的熱切能力上。

因為國家圖書獎對《在美國》的認可，她的文學聲譽等于獲得了官方的保證；桑塔格在2000 和2001年搜集編輯了她近二十年的文章和演講，結成文集《重點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2001）。雖然她以熟悉的激情打算開始新的寫作計劃，比如一部關于文學的文集，囊括了她近來的散文和演講，一本發生在日本的新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和第三本關于她疾病的自傳。然而，如桑塔格所承認的，她太缺乏紀律性，沒有辦法規律地寫作。相反，她的工作強度時強時弱，而且她以一種蓄意的輕描淡寫模糊地掩飾了這個問題，并在2002年1月告訴英國的《衛報》：“我不覺得有必要每天或每周都寫作。但是，我一旦開始，就會在書桌旁坐上18個小時。……我經常早上開始動筆，再突然回過神時天已經黑了，中間沒有起來過。這對膝蓋很不好。”

這種工作方式不可持久。對桑塔格來說，這些寫作的困難都源自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兩次罹患癌癥之后，她更加強烈地追求一種確定的、理想化的死后生命。戴維·里夫在桑塔格死后出版的散文集《同時》（At the Same Time，2007）的序言中描述，他的母親屬于這樣一類作家，“他們在面對死亡的必然性時，以幻想他們的作品會比他們活得更久……來安慰自己”。這種幻想也可能變成完全的挫敗，它體現在桑塔格持續不斷的抱怨中，她認為自己不像她那一代的其他作家那樣多產，比如菲利普·羅斯、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或者喬伊斯·卡羅爾·奧茨（Joyce Carol Oates）。“我不是全職作家，我從來就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我會長達數月來回地游蕩、做夢、拜訪一些地方或者看一些東西……我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