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茲與張楚合影

一

知道阿摩司·奧茲的名字，是因為當初老聽徐則臣提及。他在博客上推薦，在訪談中推薦，在書單里推薦，在飯桌上也推薦……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他讓另外一個異國他鄉的小說家念念不忘，提及時全然是由衷贊美的口吻。猶如高中時渴望錢鍾書的《圍城》一樣，我也難免對這位以色列作家的小說充滿了無盡的想象，這想象中蘊含著對未知事物的構建，也蘊含著一個久居鄉鎮的寫作者的沮喪。那時網絡購物還不發達，家離市里的新華書店也遠，因而對于奧茲小說的憧憬，也只能限于憧憬本身。

2008年，我跟一幫朋友去小韓家吃飯。小韓是個很厲害的專欄作家，在他的書柜里，我看到了那本《愛與黑暗的故事》。那頓飯我沒怎么吃好，一直琢磨以何種理由借走這本書。根據我的了解，小韓是那種寧愿借給人錢也不愿借給人書的作家。他主要是怕人家把書弄臟了。既然如此，我只好沒吭聲，把那本《愛與黑暗的故事》悄悄帶回了家。隨后的數個白天夜晚，我都沉浸在這本544頁的小說里。當然，這本書我再也沒有還給小韓。他是個不錯的哥兒們，我后來贈送給他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我覺得他并沒有吃虧。

讀完《愛與黑暗的故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陷入了抑郁。一個作家的文字就是這樣，它讓另外一個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年齡的人在深夜里輾轉反側，連空氣里都充溢著哀傷與懷想的原子。后來參加活動時，我不停地向周曉楓推薦這本書，聊天時推薦，吃飯時推薦，候機室等飛機時推薦……當再次見到曉楓，她正在讀《我的米海爾》。她讀書特別認真，拿著把透明的直尺和一支碳素筆不停地勾畫。我當時有種奇怪的感覺，仿佛奧茲的小說是一種神秘的暗號，它在朋友們中間秘密傳遞，帶著某種無端的信任與光芒。

后來，遇到推薦自己最喜歡的外國經典這樣的事，我都把《愛與黑暗的故事》這7個漢字鄭重地寫上。它的旁邊通常是《復活》《卡拉馬佐夫兄弟》《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城堡》《喧嘩與騷動》《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我覺得這7個字排在那些名字中間，一點都不遜色或輕逸。

說實話，我沒有想到以后會遇到阿摩司·奧茲先生。

二

2016年夏天，他來北京參加一個文學獎的頒獎典禮。我印象里他是坐著輪椅出來的，驚訝之余他已經從輪椅上輕盈地邁步下來，跟我們打招呼。他臉上沒有長途飛行后的疲憊之態。他沒有我想象中高大，但和我想象中一樣清瘦。他戴著眼鏡，穿著條草綠色的褲子，懷里是束玫瑰。他和他的夫人笑起來都讓人覺得親切、迷人、謙遜。我想那是時光賦予老人們獨有的禮物吧。

頒獎禮上，我和戴濰娜分別用中英文朗讀了頒獎詞，然后他發表答謝演講。他說，中國文化與猶太文化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兩種記憶、最富有的兩種文化。他覺得世界上很多人都忘記了戰爭帶來的記憶，忘記了痛苦的記憶，忘記了如何去寬容。他認為世界各地現在都有一種虛無主義，而治愈這種虛無主義的良方就是幽默。他的這些話讓我再次想起《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的敘述腔調。他在書寫這些歷史時，并沒有我臆想中的憤怒、怨懟和聲討，相反，他心平氣和地、斷斷續續地訴說著家族故事，聲音低沉，語言有種普魯斯特式的華美輕盈，并時不時蹦跳出善意的嘲諷與自嘲。

那天吃晚飯時，他喝了幾盅白酒，比我想象中要健談。我敬酒的時候他說，你的頒獎詞寫得特別好，謝謝你。我笑著說，頒獎詞是梁鴻女士寫的，我只是把它朗讀了出來。我不知道他是否聽懂了我的意思。他可能不知道我是他忠實的讀者，更不會知曉萬籟俱靜的夜晚，一個陌生的男人讀到他母親去世的情節時，曾默默地流淚。

2017年，我去參加京東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他的《鄉村生活圖景》獲得了那年的國際作家獎。他沒有前來領取巨額獎金，但發過來一段致謝視頻，還是那么清瘦，聲音依然緩慢低沉。這個喜歡講家庭故事的猶太人，總是以迂回溫和的聲音和文字不經意間淹沒我們，然后，糾正我們對于時光的偏見與傲慢。

三

猶太民族在歷史上所受的無與倫比的苦難，注定了凡涉及猶太人的小說，都彌漫著無法回避的不安定與漂泊感。對戰后猶太作家而言，“二戰”期間的大屠殺不僅成為猶太人的種族災難，成為一種集體記憶，更成為猶太文學中一個鮮明且永恒的選題。縱觀猶太文學，不同時代的猶太作家都在其作品中對種族屠殺有著不同程度的表達和反思，從經典作家艾薩克·辛格到70年代作家喬納森·薩福蘭·福爾，莫不如此。

但在《愛與黑暗的故事》 中，阿摩司·奧茲并沒有用更多的筆觸對屠殺進行具象描述、剖析和形而上的追問。大屠殺在那個時代如此普遍。在人們玩捉迷藏、舉行篝火晚會、被一個個充滿燒烤味和歌聲的晚上填滿的索林基森林，2.5萬名猶太人被德國人射殺，里面有教徒、小販、知識分子、藝術家，奧茲母親的所有同學，以及大約4000名嬰幼兒。奧茲如此平靜地描述年輕時的伙伴，“他去巴黎讀書，然后被殺害”。與其他猶太作家相比較，他似乎更愿意探討以色列建國前后，猶太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游離與苦難。在奧茲的家庭里，沒有人談論單戀歐洲而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人談論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人談論過家庭成員的情感，沒有人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他們只在家里談論如何看待巴爾干戰爭，或者耶路撒冷的形勢，以及莎士比亞、荷馬、馬克思和叔本華，或者壞了的門把手、洗衣機和毛巾。關于家庭成員的內心、傷痛、隱秘的情感，從來都不會成為談資，或者說難以啟齒。

在猶太知識分子眼中，歐洲無疑是一座魔山。Varro在《我是耶路撒冷的一塊石頭》中曾經如此總結猶太人眼中的歐洲：“他們向往歐洲、迷戀歐洲，學習歐洲人的語言，模仿歐洲人的生活，卻被歐洲驅逐和屠殺，幾千年來不絕如縷。從巴比倫帝國、羅馬、阿拉伯、十字軍、奧斯曼土耳其，一直到英國、德國，迫害從未中斷?！泵鎸θ绱搜鹊臍v史，以色列知識分子不可能不感到痛苦，包括奧茲的父親和母親。能讀16種語言、講11種語言的父親，以及能講五六種語言的母親，竟然只教給奧茲希伯來語。究其緣由，竟然是怕奧茲懂得任何歐洲語言，怕他一旦成人就會被歐洲誘惑前往歐洲，然后在那里被殺害。在他們的眼里，歐洲是“家”，是地理意義和心理意義上的“應許之地”。但正是在這樣的“應許之地”，猶太人被不斷地屠殺追逐。猶太作家內森·英格蘭德在短篇小說《我們是怎樣為布魯姆一家報了仇》中曾經借主人公之口說：“被人追趕了2000年，我們體內沒有任何捕獵者的本能。”面對捕獵者，猶太人惟有逃離和躲避。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洲”變成了敵人，或者比敵人還令人絕望。它不再是一個名詞、一個知識體系，而是實實在在的煉獄之都。這種不安和恐懼不光體現在猶太知識分子身上，也流淌在普通民眾的血液里。小說中，奧茲用一種夸張到荒誕的筆法描寫了祖母對細菌的敏感和恐慌，無非是從反面印證了一個民族被迫害后居無定所的神經質?？墒浅怂廾愕牡却?，還能有什么更好的路途？

奧茲說：“倘若這種歇斯底里的猶太紐帶非常堅固，沒有它我又怎么能夠生活？我又怎能放棄這種對集體共振與部落紐帶的沉溺與迷戀？如果我將這毒癮戒掉，我還剩下什么？”

四

在文學討論課上，我向奧茲問了兩個問題。

“《愛與黑暗的故事》寫到母親的少女時期，寫到母親身邊人比如卡西尼亞和女兒多拉的故事——母女同時愛上一個男人，女兒還跟男人生了孩子。書里寫到她外公經商的經歷，比如他把蘇維埃軍隊的面粉換成了好面粉，陰差陽錯拯救了自己弟弟的性命。這些情節讓人感到驚心動魄，但你卻用非常簡潔的筆法很平靜地把它寫了下來。您有沒有想過把涉及二戰那部分精彩的細節延展開，把他們的家族史寫成一部長篇小說。”

“你是個非常好的讀者。最簡單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太可能一下子設想三五部書。有時我確實會做這樣的寫作計劃，但我知道這不太可能。不要試圖去想象未來你將與之談戀愛的5個女人，我想給你更加實際的建議。每個人都知道寫作是很艱辛的。有時寫作就像攀登一座非常陡峭的山。當你在攀登的時候，不要往下看，也不要往上看，更不要去看你可能要去攀登的下一座山，以及你攀登完下一座山之后要攀登的下一座山。你要做的，是緊緊盯住你的手指正在攀登的那個地方。專注于你的角色，比如他們晚上將會穿什么樣的襯衫，什么令她感到羞愧，什么她不想讓別人知道，或者當他專注思考時獨有的姿勢，他如何無意識地把手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你需要百分之百地專注于你正在寫作的內容。我知道我現在在寫什么，但是我一點都不知道我將來還要再寫什么?！?/p>

“作為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肯定有疲憊期，怎么保持旺盛的創作力？”

“對于我而言，寫作并不是激情，與之相反，是一種強迫癥。它跟吸煙一樣讓人上癮，我沒法停止下來，即便我想。我從來都不去等待靈感的出現。我每天早上很早就坐到我的書桌前，開始試圖去寫作。有的時候寫得很順，能寫出三段，這就算不錯了。有時不順，只能寫一段。有時我什么都寫不出來。有時更糟，我不僅啥都沒有寫出來，還把昨天和之前寫的一些內容刪除了。當我在基布茲一個社會主義社區的時候，基布茲社區允許我每周寫作兩三天，接下來的時間要在田里工作。我可能坐了整個早晨，只寫了五六句話，有時更少。然后我去咖啡館吃午飯，就會感覺很糟糕：在我左邊的人，今天早上已經給8頭牛擠過奶了；在我右邊的人，今天早上已經犁了40畝地了。我就寫了五句話，還刪掉了四句，為什么我還配吃一頓午飯？后來我想到了一句口頭禪，想跟大家分享：‘作家就像店主，你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都開店，等待顧客的光顧。如果有顧客來，這是非常好的一天。如果沒有顧客來，你也在做你的工作，看店等待?！@將對你很有幫助，相信我。”

他的回答讓一個困擾我很久的問題得到了答案。他沒有使用艱澀的詞語和學術名詞。我想好作家都是他這樣的吧？說明白話，不故作高深。下課后我們送他下樓。我用蹩腳的英文問道，阿摩司·奧茲先生，我可以跟你合張影嗎？他笑著說，當然沒問題。于是我們在花圃前照了張照片。花圃里種植著幾株矮小的向日葵，金黃色的花盤很美。我笑得有些拘謹。

五

我是在柳營的微信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有些不太相信，然后更多的人開始刷屏。我知道這是真的了。一個你喜歡的作家離世了，日后你再也沒有機會遇見塵世中的他了。我從書櫥里把他的書一本本找出來，漫無目的地掀翻著。很多時候，我們被那些我們并不相識、甚至可能一輩子遇不到的作家的文字打動，然后潛意識里一廂情愿地把他們當成了我們的鄰居或者親人。他們那么熟悉，那么親切，是因為你覺得你們是一類人，是人世間相仿或切近的靈魂，這是一種溫暖自知又難以跟他人言說的感受，它只存在于想象中，而且，這是誕生于文字之上的想象，它比真實的面容更為可靠安全。

以前，每年秋天，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的前幾天，我都會偷偷地默念著阿摩司·奧茲的名字。以后，他的名字不會再出現在賠率榜單上，這樣也好，避免再次成為一種無聊的賭注。而一個作家能活多久，要看他的讀者能活多久。如果幾十年、幾百年過去，仍有已經誕生或即將誕生的讀者等著與他在白晝或者黑夜相逢，并且在這重逢中傾聽他的故事，揣摩他的靈魂，重塑他的形象并且深深地愛上他的文字，那么我想，這是一名作家最大的幸運與幸福了。

毫無疑問，阿摩司·奧茲先生，正在用這種古老而單純的方式，等待著與未來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