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精神的不懈堅守

壹

在過去一年的文學創作中，堅守現實主義的主潮依然格外鮮明。無論是博大的現實，還是浩瀚的歷史，在文學的記憶中，都有著具體的情境、動人的細節、富有光彩的人物，揭示著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有助于人們更好地認識生活、理解歷史，獲得重鑄精神的更大動力。2018年，曾為當代文壇貢獻出《我們播種愛情》《西線軼事》《本色》等作品的著名作家徐懷中先生，以篇幅精短的《牽風記》寫了一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發生在文化教員汪可逾、騎兵通信員曹水兒、旅長齊競三人之間的戰友情愫和兩性愛恨。戰火硝煙中的微妙情感，證實了戰爭的殘酷并不能掩蓋和泯滅人性。作家通過自己的筆，還原了戰爭年代在金戈鐵馬、血與火考驗和英雄豪情之外，人之常情與人性的糾結舒展。他的創作表明，一個作家必須堅守對人性的尊重，對人物內心世界和美好情感的尊重，才有可能獲得共鳴。王安憶的《考工記》圍繞著木器業和老宅的建筑技藝展開細膩描寫，有著從太平洋戰爭到新世紀一個甲子的時間跨度。小說里，器物與精神、技藝與靈魂一直糾纏在一起，相互消長。從文字層面上看，既有形形色色市民生活的滄桑，又有上海近現代都市化進程中的喧囂騷動，更有人與物、新與舊、過去與現在的糾結。自我精神突圍是作品的重要主題，其間仿佛有喟嘆與遺憾存焉，卻也不乏豐沛盎然的生機與綠意。作品似乎在強調，能夠賡續踏實生計的勞動精神才是最重要的，這是人活在世上最堅實的理由。詩人梁平在《我的老爺子》一詩里，同樣頌揚了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踏踏實實的堅守：“我的老爺子從來不問天上的風云，/只管地上的煙火，拖兒帶女，/踉踉蹌蹌走進新的社會和時代，/他人生的信條就是過日子，/平安是福。/以前是他說經常夢見我，/我無動于衷。現在是我夢見他，/不敢給他說我的夢。/害怕說出來，他心滿意足，/就走了。必須要他牽掛，/我是他的幺兒，不頂嘴，不流淚，/與他相約，百年好合。”

貳

歷史不會不通往現在。人類可以在此起彼伏的歷史足音中，找尋到與現實的聯系。現實主義精神最強調歷史與當今的密切聯系。作家的一個責任，就是不倦地提醒人們，歷史不會終結于當代，進步是必然的，用自己的精神堅守引領人生，才能避免在時間機器的碾壓中進退失據。賈平凹2018年的新作《山本》是寫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秦嶺地區社會生態的。在渦潭小鎮，刀客、土匪、游擊隊等多股勢力風起云涌，各方割據廝殺，一幕幕激烈動蕩。作家要表達的是民族的艱辛與耐受力。寫作過程中，賈平凹注重從傳統中尋找可資轉化的精神資源，不停思考如何化素材為小說、化歷史為文學，時時感到自己對歷史的回溯無法與現實脫節，寫到一定程度，重新審視自己熟悉的生活，新的思考便源源不斷，于是自然而然地將社會的、時代的、民族國家的集體意識注入其中，力圖以獨到的體察和歷史觀，表現普通民眾的生存苦難，寄寓真切的悲憫情懷，顯現更寬廣的社會意義和時代意義，使作品由秦嶺題材散文體草木記、動物記，轉變為一部內涵宏闊的作品。而劉醒龍的《黃岡秘卷》圍繞家譜的重修，解密一個個正直忠誠、認真肯干的黃岡人典型，使黃岡人守大義、敢衛國、進亦憂、退亦憂的自強不息精神得以彰顯。作品經由對地方“秘聞”與“傳奇”的揭示，超越了對地方性知識的描述，將筆觸深入到歷史和人性深處，為故鄉的浩大綿長精神立傳，在家族數代人的命運變幻和恩怨情仇中揭示人的獨特性格和地域文化氣韻，寄托了作者對故鄉難舍的深情、留戀和認知。地方性知識變為具有精神向度的元素，為人們認識歷史、感悟現實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叁

驚心動魄的戰爭炮火早已遠離我們的大地與蒼生，但戰爭年代的人與事，戰爭中的人性光輝，依然可以被化為動人心魄的人生讀本，為人們繼續前行提供精神滋養。肖亦農的《穹廬》所描寫的戰爭發生在遙遠的西伯利亞。嘎爾迪老爹為捍衛祖先土地，率布利亞特部眾，展開了一場與白匪軍、日本侵略軍的殊死抗爭，這首八千里征戰回歸祖國懷抱的壯麗史詩，奏響了令人難忘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旋律。陳玉福的《西涼馬超》塑造了馬超這樣一個智勇雙全的武者英雄、感情專注的癡情英雄、心懷萬民的救世英雄形象。屬于西涼蒼茫的大地，被久遠的戰爭所塑造，為西部英雄文化所養育。彭荊風的《太陽升起》將我們帶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歲月，作家以澎湃的激情、極富感染力的描寫，反映了解放軍爭取西盟佤族人民融入祖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經過，顯現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強烈的現實感、歷史感和藝術張力，無不顯現出作家熱愛邊地和多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懷。

從生活出發的誠意創造

肆

文學是精神創造。現實生活作為文學創造的不竭源泉，像一條綿延不絕的偉大河流，澆灌富饒的大地，提供感奮人心的素材，為創作開辟廣闊道路。進入新時代，廣大作家不斷踐行腳力、腦力、眼力和筆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擁抱新時代、狀寫新現實。過去的一年，不少作家走出書齋，步入廣闊的現實生活找尋素材、汲取營養，向更開闊的地帶、向更深層次的礦藏掘進，奉獻出新時代更多的中國故事。2018年適逢改革開放40周年。上海是東方明珠，浦東作為改革開放的象征樹立了開放與建設的新標桿，巍然屹立于大江之畔。新時代如何認識新上海，如何書寫浦東的現代化進程？何建明的報告文學《浦東史詩》具有范本價值。作品全景展示浦東開發開放、引領大時代的壯麗畫卷，通過不同的人物故事和創業經歷，多角度描繪浦東奇跡決策者、建設者群體形象。作品以強大的思辨力表明，無論“上海”，還是“浦東”，歷史證明它們本身就是伴隨社會前進的行為方式和精神創造的結果，偉大的時代永遠是“動詞”，是奮發進取的“狀態”。上海這座城市靠近大海，“沒有勇敢的行為，沒有創新的銳氣，沒有堅強的意志，歷史和自然的浪潮早已將它淹沒與湮滅”。伴隨著改革開放，上海重新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心是歷史的必然。這是千千萬萬建設者腳踏實地干出來的。回首雄關漫道真如鐵，感悟人間正道是滄桑。無論是祖國沿海還是遙遠的邊陲，人民群眾在深化改革、扶貧攻堅、轉型升級的征程中，已經匯聚起磅礴的力量，正創造著人間奇跡。歐陽黔森的報告文學《看萬山紅遍》聚焦貴州銅仁的新時代之變，寫歷經光榮的三線建設城市，一個曾經的汞都，如何全面提升傳統產業、壯大特色產業、承接產業轉移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作家觸摸這里由資源枯竭轉變為綠色發展樣板的脈搏，解讀萬山人民牢記囑托、感恩奮進、拼搏創新，奮力實現轉型跨越發展的改革歷程，彰顯新時代的治理智慧和實干苦干的精神風貌。而在2018年踐行“四力”的文學實踐中，張雅文、李迪和衣向東三位作家頗值得嘉許。張雅文以70多歲的高齡奔波采訪，她的報告文學《媽媽，快拉我一把》記錄未成年人犯罪的誘因與悔改，深刻揭示犯罪給家庭、社會及個人帶來的危害，書寫監獄警察的奉獻與擔當，情真意切。李迪的《英雄時代——深圳警察故事》、衣向東的《橋——“楓橋經驗”55周年風雨歷程》，同樣都是用腳走出來的，用心血澆筑出來的。他們從警察的生活出發，從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出發，用來自真實的靈魂和生命體驗的故事，忠實記錄公安干警打擊犯罪、維護正義、保民平安的業績，感人至深。

伍

軍之壯在于器之精，器之精在于人之強。共和國強軍建設的步履與成就，歷來是文學創作的富礦。徐劍作為火箭軍發展壯大的見證者之一，其報告文學《大國重器》穿越60年歷史隧道，謳歌火箭軍的光榮與夢想。作家心中如有雄兵百萬，對這支軍隊的歷史與現實了然于胸。他排兵布陣，從容不迫，不斷地激活歷史，著力塑造英雄人物，突出血肉豐滿的細節，使之成為史志價值、藝術價值兼具的力作。港珠澳大橋不僅是橋梁建設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改革開放成果的見證，接續著民族天開海岳的征程。長江的報告文學《天開海岳》是作者深入工程內部，親身體驗和多方采訪的結晶。作品以生動的筆觸揭示了粵港澳三地、中外專家通力合作中鮮為人知的溫情、難題、委屈與喜悅，將建設者一次次不屈不撓的探索、一個個創新奉獻的故事講述出來。大國創造需要大國工匠，《詩刊》雜志推出“新時代”欄目，刊登的不少詩作，來自詩人深入建設一線的感悟。龍小龍的《工匠精神：一雙手》是這樣寫的，“我要寫到一雙手/是它，把原野里分散的沙粒匯集在一起/放進熔爐里整合/完成了一次次靈魂和品質的重塑/是它剔除了那些管道里的銹跡和霾塵/去除了不合時宜的因子/使空氣格外清新，大地呼吸均勻/江河的血液暢行無阻/淬煉陽光的手/讓冷硬的生命發光發熱的手/一雙手，讓偉大誕生于平凡的締造者/一尊立體的雕塑”，讀來耐人尋味。

在現實的巨流中再出發

陸

“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創作是永無止境的探索，是不斷向著生活深處掘進，向著人的精神世界深處進發，同時，作家也在反思自我的過程中尋求再出發。大解在其詩作《在時間的序列里》這樣說：“回頭望去，有無數個我，/分散在過往的每一日，排著長隊走向今天。/我像一個領隊，/越走越老，身后跟著同一個人。”作家在歲月中穿行、思考、積淀，激發出再創造的熱情。梁曉聲長達150萬字的長篇小說《人世間》看似不是近距離反映生活的作品，實則回望當代社會風云進程，探究百姓生活與心路，囊括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激蕩。作品將三線建設、恢復高考、出國潮、下海走穴、國企改革、工人下崗、個體經營、棚戶區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會事件均納入其中，以細膩的筆觸直觀展示近50年中國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和時代發展的波詭云譎，從中可以看到個人的成長與奮斗，更凝聚著作家的憂思，有很強的生活認知價值和審美價值。近距離描寫現實是作家張平的一貫特色，但他的《重新生活》沒有采用正面強攻的策略，而是通過“反腐”事件中一家人的艱難重生，揭示新時代反腐斗爭、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城市改造等百姓最為關心的問題。讀張平的作品不輕松，總是給人痛感，觸及的是當前社會生活的痛點，而且張平作品的現實性在于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關系。腐敗破壞社會正常運行規則，滲透到社會生活乃至人的精神層面，社會大眾自然對腐敗深惡痛絕。反腐從長遠上講，是要鏟除腐敗的文化土壤，如果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樹立起法制意識，都尊重規則，不抄近道，社會公平正義才能得以重塑，每個公民都需要重新思考自我、重新生活。滕肖瀾的《城中之城》是作家深入當代金融生活的直接產物，寫的是陸家嘴金融業中的人與事。作品促使我們去思考，在一個國際化現代大都市，如何接納外來者，從業者如何守住自己的職業操守和道德良心，如何以自己的微弱之力驅除人性中的陰暗。作品也告訴讀者，人性依然是美好的，在與脆弱和絕望的無休止斗爭中，需要亮起自己的旗幟。

柒

作家陸文夫曾經說過：“作家是靠兩條腿走路的：一條是生活，一條是對生活的理解。”文學是思考的藝術，擴大我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包括對自然界的想象，對動物應有的態度，更促使我們思考自己所處的外部環境，明白自己所應肩負的責任。遲子建的中篇小說《候鳥的勇敢》既講述北方候鳥的遷徙，更揭示東北一座小城里社會生活浮塵煙云的奧秘。在小說中，自然與人形成互相映襯、互相對比的關系。在瓦城，候鳥式的生命形態不單屬于動物，也屬于人，瓦城里有錢的“候鳥人”冬天到南方過冬，夏天返回北方過夏天，造成空城問題嚴重，人口流失居高不下。作家通過自己的筆，展示當下生活里人們所面臨的焦慮、矛盾、歡笑、堅忍，探討自然生態的潛在威脅、人際關系的復雜、貧與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錯位等問題，發人深省。趙麗宏的兒童小說《黑木頭》以流浪狗的名字“黑木頭”來命名，寫了這只狗被收養、被遺棄、再次被收養、因為救主人而死去的經歷。黑木頭用自己的生命帶給外婆以啟迪，促使老人與生活和解，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作品借著一只小狗的悲歡，講了一個關于理解、關于愛的親情故事。作家張煒說這是“一部救助書、一首惋嘆詩，一條激越奔涌的愛之河流”。作品提醒我們，對于陪伴我們的小生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能才是最大的保護與善意，人在許多方面都要虛心向動物學習。劉亮程的小說《捎話》中有個富于靈性的驢子謝，它冒著戰爭危險，在眾聲喧嘩中，與其主人公庫跨越語言之間的沙漠戈壁，秘密傳遞信息，無數次見證諸多生死與不可思議之事。生命不息，“捎話”不止，驢能聽見鬼魂說話，能看見所有聲音的形狀和顏色，一路試圖與主人庫交流，而庫在謝死后才真正聽懂驢叫，這些具有寓言意義。

捌

以知識分子階層的生活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在寫作上總是有相當大的難度。2017年宗璞老人的《北歸記》寫抗戰勝利后，眾多師生從云南和重慶回到北平，以兩代知識人的心史、一個民族的新生史讓讀者為之感動。而2018年黃蓓佳的《野蜂飛舞》則以兒童小說的形式，寫抗戰時期的教授們為保住飄搖于明滅之際的文化之火，肩扛儀器，背負書籍，攜婦將雛，跋山涉水，在荒山野嶺中繼續教育救國事業，謳歌知識分子對文明的堅守。韓少功的《修改過程》被認為是對恢復高考第一批學子的“尋根”之書。作品采取近似連環套的方式講故事，追憶77級大學生當年意氣風發、求知若渴，命運與社會發展緊密關聯的逝水年華，也反映他們在當今的凡俗庸碌及不斷被生活修改的人生過程，寄寓了對轉型時期家國命運的思考。李洱的《應物兄》借鑒經史子集敘述方式，“虛己應物”，其中知識成為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物對話、情節敘述中揉入的海量知識，不斷衍生出新話語。知識與知識發生關聯，新文本再度生成，結構擴大，在場感、風格感頗強。陳彥反映戲曲界生活的小說《主角》其實有兩個“主角”，分別是憶秦娥和中國傳統戲曲。秦腔演員憶秦娥從11歲拜師學藝到51歲功成名就的生命歷程、舞臺生涯及女兒宋雨的個體命運沉浮，她們與時代脈動，反映了一個群體的生命律動。同時，作品也寫了傳統戲曲、傳統藝術品種在歷史變遷、社會變革中經歷的復雜命運——搭臺還是唱戲，藝術還是工具，經常不無消長和起伏。改革開放帶來思想解放、人的解放，一個鄉間小人物成為時代舞臺的主角本身，承載了戲曲文化、藝術境界、女性命運等多樣話題，內容復雜而豐沛。

在對2018年文學創作進行這番不失粗疏的回顧過程中，我感到，去年的長篇小說創作陣容齊整、佳作紛呈、名家薈萃，可資總結研究的關鍵點比較多，反映了作家們潛心創作、深入思考的能力在增強。從題材上講，出自名家之手同時又是向歷史題材、戰爭年代、過去歲月開掘的，占有較大比重，且獲得較高贊譽。現實題材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創作一家獨大，優勢明顯，尤以總結成就、頌揚英模、反映新氣象的作品增長較大，有的也確實產生了不小影響。從作品刊載出版的平臺方面講，名刊名社、大刊大社獨領風騷，其中地域尤以北上廣三地集中度最高。從評論推介角度看，在每年海量的作品中，得到關注的只是一小部分，被深入研究的更少，評介集中度大，有相當的慣性，研究盲點不少。文學創作、出版、評論、傳播、接受等各個環節的優化，生態的進一步改善，依然是值得認真關注的課題。

（作者：梁鴻鷹，系《文藝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