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不少學者致力于選本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這些研究成果有很大一部分是關于選本文獻的考證與清理，研究者對選本文獻所進行的扎實詳明的考證工作及其篳路藍縷之功讓后來者不能不肅然起敬。但是，文獻考證必須和理論闡釋相融通。不重視文獻考證，選本的基本情況不清楚，就無從進行理論闡釋；不重視理論闡釋，選本的真正價值和意義就無從談起。

為了推進對選本的理論闡釋，可以將選本在邏輯層面上拆解為物質外殼（文本形態）和理論內核（批評功能）。在討論選本的物質外殼（文本形態）時，須先行討論選本的擇錄標準，因為擇錄標準是決定選本形態的第一要素，選家必須首先依照一定的擇錄標準將作品篩選出來，然后才可能對作品進行某種形式的編排，選家的擇錄標準直接規約著選本的文本樣態。檢視中國古代文學選本，其擇錄標準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大體上可以分為審美標準和其他標準兩類。審美標準是指以作品的文學審美屬性及審美特征為尺度，這一標準具體表現為以文學審美屬性為標準和以某一方面的具體審美特征為標準，后者又包括以作品體式（審美形式）為標準、以審美風格為標準、以審美類型為標準等。除審美標準外，還有其他標準，這些標準往往與選本的編纂動因密切相關，很多選本因受編纂動因的驅動，在具體編纂過程中，就直接以動因為標準，如因政治動因而編纂的選本以政治為標準、因科舉因素而編纂的選本以場屋得雋為標準，因地域因素而編纂的選本以地域為標準，等等。

選家依照一定的擇錄標準將作品挑選出來之后，接下來就要以某種體例或樣式將作品編排成集，以某種文本樣態正式呈現于讀者面前，至此，選本的形態正式定型。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將選本形態析分為單一形態、復合形態、新興形態三種類型。單一形態具體包括分體編錄、依人系篇與分門別類三種文本樣態，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學選本的三種基本形態。復合形態主要表現為層級結構與區分等次兩種情形。對于某些規模較大的選本，分體編錄、依人系篇、分門別類的單一結構不足以使入選作家作品的編排達到條分縷析、整飭有序的效果，此時選家就會將幾種單一結構加以整合，進而形成一種層級結構。在宋代以前，選家一般不直接對作家作品進行等次的劃分，而是主要通過入選作品的數量多少來體現，由入選作品的數量差別來間接呈現選家心目中作家作品優劣高下的不同；但到了宋代，由于理學之風暢熾，不少選本受到理學思想的浸淫，開始對作家作品進行直接的等次劃分，并通過選本的文本樣態直接呈現出來，這些選本將文體、作家、作品類別等打亂重組，一切以尊卑等級為準，對作家作品劃分等次、區別對待，形成選本編纂中的一道別樣景觀，如《詩準·詩翼》《濂洛風雅》。除單一形態、復合形態外，中國古代文學選本在文本樣態方面還有一點頗引人矚目，那就是在選本中附加評點這一風氣的興起。選家在選本之內附以評點，將評點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意味的正式文本（包括文字與標記符號），附加于選文之上，一道刊印，進而廣為傳布，產生重要影響，使得評點成為一種正式的文學批評方式。就現有文獻而言，《古文關鍵》是可以確認的最早帶有評點的文學選本。此后，評點類選本大量涌現、蓬勃發展，這也正是評點這一新興文本樣態所具備的巨大生命力的最好寫照。

文學批評作為文學選本的理論內核，乃是其本質性功能；正是通過文學批評這一本質性功能的發揮，文學選本的理論內核才得以呈現。選本的文學批評功能是多元化的，包括對作家、作品、文學思潮、文學流派、文學運動等一切文學現象的探討、判斷、分析、評價、總結等等。具體而言，主要有對作品文本的細讀與詮釋、對某種審美趣尚的標舉與訴求、對作家身份的認可與傳揚、對文學宗派的圈定與確立、對文學思潮的引領與呼應、對文壇流風的疏離與反撥等。通過這些具體的文學批評功能，選本成為古人評論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構建文學理論、書寫文學史的一種重要而獨特的方式。

對文本的細讀與詮釋是文學批評的一種基本方法，也是選本之文學批評功能的基本表現形式。評點類選本通過在選本內附加標示符號與批評話語，對所選作品進行隨文解析，具有強烈的現場感與直觀性，無疑是展示選本如何通過文本細讀與詮釋實現其文學批評功能的最佳案例。選本的形成過程就是批評創造過程，這一批評創造過程實際上是選家在一定社會文化語境之中，以自我心理去體驗文藝作品進行審美賞鑒、做出審美判斷和審美評價的過程。時代的審美趣尚規約著選家個體的審美趣味，引領具體文本的選取與評鑒，使選本表露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映現出選本所處時代的審美趣尚；不同選家的自我心理如審美感受、情感好惡、價值取向均有較大的差異，也會導致選本體現出不同的審美趣尚。對作家身份的認可、對宗派的樹立也是選本之文學批評功能的重要表現。選本將一部分作家從眾多作家中遴選出來，加以凸顯，無疑會大大提升這些作家的知名度；而隨著選本的流播，入選作家的聲名亦會隨之廣為傳揚。再進一步，如果某一選本中入選的作家同處于某一歷史時段、具有某些創作的共性、遵循某種共同的文學觀念，而該選本又廣泛傳播并被普遍接受，那么該選本中的入選作家就會以整體的形象被視同為某一創作群體，直至被認定為某一創作流派或文學宗派。文學選本與文學思潮關系密切。選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文學思潮，而文學思潮也制約著文學選本，促使選本對思潮做出反響與呼應。如宋代《二李唱和集》等詩歌選本與“白體”詩風之間呈現出一種相互生發、循環互動的關系；《西昆酬唱集》對西昆體詩風具有引領作用和示范效應；《二妙集》《眾妙集》《四靈詩》《萬首唐人絕句》《三體唐詩》《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唐僧弘秀集》《分門纂類唐歌詩》等唐詩選本與宗唐思潮相伴相隨，相與契合，它們數量眾多，聲勢浩大，與宗唐詩學思潮形成呼應之勢，為之張目鼓勢，功績甚偉。在大部分選本引領、契合、呼應文學思潮的同時，也有一些選本選擇了特立獨行，它們不去迎合所處時代的一般趣尚與大多數普通讀者的審美取向，而是呈現出另外一種批評姿態，表現出對文壇流風的疏離與反撥。如《草堂詩余》對雅正詞風的疏遠與游離，《瀛奎律髓》對宗唐思潮的反撥與矯正等。

總而言之，無論是物質外殼，還是理論內核，關于中國古代文學選本，還有很多研究課題可以抉發、延展，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可以拓展、深化。無論是研究文學史、批評史，還是研究傳播史、接受史，都不應忽略選本這一重要的學術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