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爾·庫斯圖里卡，這是我家里最受歡迎的名字之一，也是我朋友里最受歡迎的名字之一。我一直以為這是一個導演兼編劇的名字，前年9月我才知道這也是一個小說家的名字，我在米蘭的一家書店里看到了他的一部小說集，可能就是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費特里納利出版。我們是同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午飯的時候我詢問我們的編輯法比奧，法比奧說已經出版了庫斯圖里卡兩本書。

庫斯圖里卡沒有告訴我他寫過小說。去年1月26日，我們在一個山頂的小木屋里喝葡葡酒吃烤牛肉，那是在塞爾維亞和波黑交界之處，景色美麗又壯觀。我們從下午吃到晚上，夕陽西下之時，我們小心翼翼走到結冰的露臺上觀賞落日之光與皚皚白雪之光如何交相輝映，光芒消失之后我們凍得渾身哆嗦又是小心翼翼走回木屋，繼續我們的吃喝。木屋里有庫斯圖里卡和我，有佩羅·西米柯，他是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統的顧問，說他的總統和庫斯圖里卡是世界上最討厭的兩個人，經常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打電話把他吵醒，有馬提亞院士和德里奇教授，還有給我做翻譯的漢學家安娜。那是一個美好的下午和晚上，德里奇教授喝著葡葡酒向我了解《許三觀賣血記》里的黃酒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如何講述黃酒的味道，就告訴德里奇下次來塞爾維亞時給他帶一瓶。馬提亞院士講述他讀過的中國古典詩歌，他背誦了其中一句：“你只要坐在河邊耐心等待，就會有一具你敵人的尸體漂過。”我不知道這句詩出自何處，心想翻譯真是奇妙，可以無中生有，也可以有中生無，不過這個詩句確實不錯。

然后庫斯圖里卡開車帶我們來到一個滑雪場的酒吧，我們坐下后，他坐到壁爐臺階上，讓爐火烘烤他的后背。這時候我想起在米蘭書店里看到他意大利文版小說集的事，我告訴了他，并且告訴他出版社的名字，他讓我重復一遍出版社的名字，然后叫了起來：“啊，對，費特里納利。”這就是庫斯圖里卡，他知道自己的小說在意大利出版了，但是出版社的名字他沒有關心。如果我打聽他的電影在意大利的發行商名字，他可能也要好好想一想，然后：“啊，對……”

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里收錄了庫斯圖里卡六個中短篇小說，《多么不幸》《最終，你會親身感受到的》《奧運冠軍》《肚臍，靈魂之門》《在蛇的懷抱里》和《婚姻中的陌生人》。我因此經歷了一次愉快的閱讀之旅，每一頁都讓我發出了笑聲，憂傷之處又是不期而遇。這部書里的故事讓我感到那么的熟悉，因為我看過他所有的電影，讀過他前年在中國出版的自傳《我身在歷史何處》，去過他在薩拉熱窩童年和少年時期生活過的兩個街區，站在那兩個街區的時候我想象這個過去的壞小子干過的種種壞事，他干過的壞事比我哥哥小時候干過的還要多，我哥哥干過的壞事起碼比我干過的多五倍。

《多么不幸》的故事發生在特拉夫尼克，我沒有去過這個地方，但是我讀過伊沃·安德里奇的《特拉夫尼克紀事》，我仍然有著熟悉的感覺。《在蛇的懷抱里》講述了波黑戰爭，這應該是讓我感到陌生的故事，可是我看過他的最新電影《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這部電影就是來自這個故事，我還是熟悉。其他的故事在薩拉熱窩，有時候去一下貝爾格萊德。我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那個熟悉的埃米爾·庫斯圖里卡無處不在。

埃米爾·庫斯圖里卡，他用生動和惡作劇的方式描寫了這個世界。他的生動在敘述里不是點滴出現，而是綿延不絕地出現，就像行走在夜晚的貝爾格萊德，總是聽到在經過的餐館里傳出來庫斯圖里卡電影里的音樂。他的惡作劇在敘述里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和相遇的，如同多瑙河與薩瓦河在貝爾格萊德交匯到一起那樣。比如，小說結尾的時候父子兩個達成默契，父親請兒子幫個忙，兒子問什么忙，父親說：“如果哪天我突然死了，你必須第一個趕到我身邊，你得收好我的電話簿，讓它永遠消失。”兒子毫不猶豫地回答：“好的。”在這個世界上，有時候父與子這樣兩個男人之間的陰謀，是那些母親和女兒和姐妹們無法探測到的。

《奧運冠軍》和《肚臍，靈魂之門》應該是這部書里的兩個短篇小說。《奧運冠軍》顯示了庫斯圖里卡刻畫人物的深厚功力，一個名叫羅多·卡萊姆的酒鬼，曾經五次獲得過前南斯拉夫業余無線電愛好者比賽冠軍，這個熱心腸的酒鬼總是醉醺醺地問別人：“我親愛的，你們有什么需要嗎?”他沒有一次的出現是清醒的，直到最后燒傷后渾身纏著繃帶躺在醫院里才終于是清醒的，但是口齒不清了。庫斯圖里卡把羅多·卡萊姆的醉態描寫得活靈活現。

《肚臍，靈魂之門》是庫斯圖里卡的《波萊羅》，他把拉威爾的變奏融入到阿列克薩這個孩子一次又一次對閱讀的抵抗之中，這個短篇小說里出現的第一本書是布蘭科·喬皮奇的《驢子的歲月》，最后也是這本書，就像所有的變奏都會回到起點那樣，阿列克薩終于讀完了人生里的第一本書。為了慶祝兒子讀完第一本書，父親把《驢子的歲月》的作者布蘭科·喬皮奇請來與阿列克薩見面，讓阿列克薩緊張得說話都結巴了。當母親在阿列克薩耳邊私語：“跟他說說你覺得《驢子的歲月》怎么樣……”兒子回答：“有什么用，他比我更清楚!”

變奏的技法在小說中出現時很容易成為無聊的重復，然而庫斯圖里卡有辦法讓重復的敘述引人入勝。庫斯圖里卡的寫作自由自在，沒有人可以限制他，就是他自己也限制不了自己。他小說中的情節經常是跳躍似的出現，這可能與他的電影導演生涯有關，很多情節與其說是敘述出來的，不如說是剪輯出來的，所以他筆下的情節經常會跳到一個意料之外的地方，是否合理對他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感受到了講故事的自由。

在上海的時候，他給我講過準備拍攝的下一部電影，他講述了第一遍，又講述了第二遍，我感覺他是在自言自語，講述到第三遍的時候，突然里面一個重要的情節逆向而行了，一下子顛覆整個劇情，他的眼睛盯著我，等待我的反應。我說直覺告訴我這樣更好。他微笑了，直覺也告訴他這樣更好。我看著他，心想坐在對面的這位塞爾維亞朋友的思維里沒有邊境，他的思維不需要簽證可以前往任何地方。他小說中的情節經常是這樣，經常會突然逆向而行，就是細節也會這樣。

在前南斯拉夫，在塞爾維亞，很多人認識埃米爾·庫斯圖里卡。前年6月我們在貝爾格萊德的兩次晚餐之后離開時，就會有人走上前來請求與他合影，他很配合影迷的請求，眼睛友好地看著鏡頭。去年1月27日，他開車帶我們幾個人從塞爾維亞的木頭村前往波黑塞族共和國的維舍格勒。冬天的樹林結滿了霜，漫山遍野的灰白色，我們在陳舊的柏油公路上一路向前。來到波黑邊境檢查站時，一些車輛在排隊等待檢查，邊檢人員認真查看坐在車里人的證件和護照，我們的車繞過那些車輛以后放慢速度，庫斯圖里卡搖下車窗玻璃，對著一位波黑邊境的檢查官揮揮手，那位檢查官看見是庫斯圖里卡，也揮揮手，我們的車不需要檢查證件護照就進入了波黑。

我笑了起來，聽到我的笑聲后，庫斯圖里卡的雙手在方向盤上做出了演奏的動作，他說：“這個世界上不應該有邊境。”

埃米爾·庫斯圖里卡

庫斯圖里卡是塞爾維亞作家、電影導演、編劇、音樂家，曾兩次斬獲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被譽為最偉大的電影藝術家之一。

庫斯圖里卡于1954年出生于薩拉熱窩，1981年首次執導劇情片《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贏得了該年度的威尼斯最佳處女作獎金獅獎。第二部劇情片《爸爸出差時》（1985年）斬獲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1995年憑借電影《地下》再次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庫斯圖里卡執導電影十余部，并在多部電影中擔任編劇。《流浪者之歌》《亞歷桑那之夢》《黑貓白貓》《生命是個奇跡》等影片多次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柏林國際電影節等攬獲獎項。

2016年，他出任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評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