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翻過去的2018年適逢改革開放40周年，從外國文學翻譯、研究的角度看，說夠成績不易，說透問題更難。篇幅所限，我只能說翻譯依舊減量，研究持續上升。

翻譯減量當然主要指數量。我們不太可能再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么“追風”和饕餮般地吸收了。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文學生態趨于理性和正常。我們不再仰視洋人，我們在翻譯和引進外國文學時開始變得越來越心平氣和、沉著冷靜。當然，這其中有資本、市場（版稅）等方面的原因，而文學翻譯迄今未被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們不像也不能像美國那么傲慢和自以為是。就文學翻譯而言，中國對美國的逆差可是大了去了。正因為有美國這面鏡子（美國每年的文學翻譯少之又少），我們也更應該繼續保持足夠的量，以便使文壇既沐春風，亦見霜雪。再則，這也是構建同心圓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畢竟文學是體察世道人心的最佳途徑。2018年，美國作家納博科夫的短篇小說全集和塞林格作品集等都有不俗的反響，另有一些舊作新譯如馬爾克斯及黑塞的中短篇小說也依然招人青睞。令人欣喜的是，東歐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文學翻譯也占了相當的份額。除了幾家翻譯大社，其他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品種。至于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對很多“村迷”來說肯定是頓大餐，盡管它令人咋舌的版稅著實令我捏一大把汗。

相對于文學翻譯的減量，外國文學研究就顯得益發繁榮昌盛了。除每年有一些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項目結項成書，各色核心期刊都滿負荷運行。它們承載的是我國外國文學研究者的心血，但就目的物而言，卻主要是歐美和廣義的西方文學。同時，基于文化自信，不少同行開始摒棄“拔起蘿卜不帶泥”的“唯文本論”。如是，社會歷史批評和跨文化研究將漸成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