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詩歌大國，然而歷來是熱心寫詩的人多，而熱心評詩的人少。宋代詩人洪適早就說過：“好句聯翩見未曾，品題今日欠鐘嶸。”金代詩人元好問也曾發出“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的呼喚。進入現當代，這種局面仍未曾改觀。翻開劉福春編撰的《中國新詩書刊總目》，可以發現，所收錄的詩人、詩集的數目比起詩評家、詩歌評論集的數目，要多出幾十、幾百倍，完全呈壓倒優勢。這種情況表明文人心中普遍存在一種重創作、輕評論的傾向，同時也說明想當一個稱職的詩評家，其實也的確不易。也正由于如此，當我讀到羅麒所著《21世紀中國詩歌現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時，就不只是對書中所寫的內容感到驚喜，更為詩壇出現了一位熱心評詩的青年評論家感到欣慰。

這位青年評論家帶來的不是某一首詩歌的評點，也不是某一個詩歌問題的專論，而是全景式地對中國新世紀詩壇的考察。寫這樣一部書是需要有實力、有眼光、有膽氣的。羅麒是新世紀詩壇的親歷者，是沐浴著新世紀的陽光與風雨，伴隨著新世紀詩人一路走來的。他閱讀了新世紀詩人的大量詩作，目睹了這十余年來大大小小的詩歌事件，對新世紀詩歌有一種先天的貼肉感，對新世紀的詩人，尤其是青年詩人懷有深厚的情感。在對各種詩歌現象的描述中，羅麒采取的是客觀、公允的立場，他更多地尋求對詩人的理解，即使是對某種詩歌現象予以批評，也是擺事實、講道理，而絕無某些網絡批評的自以為是。正是懷著對詩歌的熱愛，對新世紀詩人的深情，才使他分外留心這一代詩人走過的匆匆腳步，記錄下他們的創新與實驗、挫折與進取、追求與夢想，從而使這部書具有一定的實錄性，為當代學者的進一步研究，也為后代學者的詩歌史寫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羅麒對新世紀詩歌現象的研究，屬于共時性的研究，即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處在同一個時空之中。它的好處是有一種現場感、貼肉感，當然也容易有跳不出現場的局限，聰明的作者會懂得如何利用與評論對象同在一個現場的優勢，但又要避免“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

要打破“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評論家要有較深的理論素養與較高的理論視點。《21世紀中國詩歌現象研究》顯示了羅麒對現象學的深入理解與把握。他意識到現象學主張“回到事物本身”，“現象”的本意就是顯現出來的東西。當羅麒確定這部書的題目時，其實他始終沒有忽視本質。他所指的現象是與本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在描述新世紀詩壇種種現象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揭示詩歌創作的某些規律性。羅麒在論述新世紀詩歌現象時，并不是把諸種現象簡單并置在一起，而是思索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系、現象與本質之間的關系，力求對諸種現象進行較為合理的評析。由于21世紀的詩歌現象極其豐富與駁雜，在具體地探究每一種詩歌現象時，他還分別借鑒了歷史的、美學的、社會學的、性別學的，以及文化研究的種種方法，從而使一片現象世界迸發出理論思辨的火花。

羅麒描述新世紀的詩歌現象時，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所謂的“詩歌熱潮”。這種熱潮是由詩歌現象、詩歌事件和這些現象和事件中的主體創作所共同組成的。羅麒所稱的納入同一個相對科學的研究體系內的詩歌現象，實際上已經構成了思想史、詩歌史領域中涉及的“學案”。諸如作者在書中論述的“網絡詩歌”“地震詩歌”“新紅顏寫作”“新及物寫作”等，均可以視為詩歌的“學案”。作者把這些內容豐富又有一定內在聯系的詩歌現象，以“學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顯了問題意識，既包括豐富的原生態的詩歌史料，又有作者對相關內容的梳理、綜述與論斷。這是一種對新詩發展的全新敘述。從內容上說，它更側重在新詩與社會的關系、新詩對社會上不同人的心理所產生的影響；從敘述形式上說，它以“現象”為重心來安排結構；從方法上說，它側重考據與論斷的結合。因此這種論述的價值不只是在詩歌美學上的，而且也是在詩歌社會學、詩歌倫理學、詩歌文化學上的。

寫詩與評詩，雖說是緊密相關的，但這畢竟是兩個行當。相對詩人而言，詩評家要有特殊的修養。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論者須兼具“才、學、識”三長，三者之中，以識為先。有了這種獨到的眼光，方能穿透層層云霧，直抵詩人的心靈，才能在復雜的詩歌現象中挖掘出背后的真諦。當然，具有這樣一種獨到的眼光也是很不容易的。陸游晚年曾說：“六十余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宋人吳可亦有“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的說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在詩歌的海洋中經過四十年的沉潛尋覓，不敢說有多么深的體會，但是對陸游、吳可的學詩不易的說法卻是深感共鳴的。羅麒正處在最好的年華，愿他把已經取得的成就作為新的起點，把詩歌評論作為自我實現的手段，讓自己的生命在與詩歌的碰撞中發出燦爛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