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批評作為文學活動的重要構成，具有著解讀作家作品，促動文學創作，影響文學思想和思潮，推動文學的傳播、接受與閱讀的多重功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鉤玄提要地指出：“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

在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發展中，理論批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是此起彼伏的理論爭鳴，推動了文學領域的思想解放與觀念更新；是文學批評的奔走呼號，護佑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創作傾向的一路前行；是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的跟蹤考察與持續評說，推動了一批精品力作走向經典化；是文學理論批評不斷觀察新傾向，深入探究新動向，促進了整體文學事業的健康發展。在這樣一個與創作密切互動、與時代同步前行的過程中，文學理論批評也在不斷完善自身建設與學科建構。可以說，理論批評的如許歷程與不凡實績，本身即是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重要收獲與主要成就。

為新人新作新追求鳴鑼開道

在“文革”結束之后的頭幾年，文藝界百廢待興，乍暖還寒。理論批評適應平反冤假錯案、批判極左路線的需要，一方面以觀點辨析、理論批判的方式，著力清算“四人幫”及其極左思想路線的文藝流毒，一方面以“共同美”問題、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等系列文學論爭，深入開展文藝理論思想的撥亂反正。經由這樣雙管齊下的理論批評工作，文藝界的環境氛圍逐步回歸正常狀態，理論批評自身也獲得了重新出發的蓬勃活力。

人們通常把一些文學傾向只看作是創作現象，實際上一種文學傾向得以命名，得到彰顯，也是理論批評命名與闡說的產物。新時期之初，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剛一發表出來，理論批評家就從中看出這些作品所蘊含的揭露“文革”創傷、反思左禍后果的思想傾向，在人們為之震驚又尚在遲疑之時，以及時而犀利的評論文章給予了旗幟鮮明的支持。如陳荒煤的《〈傷痕〉也觸動了文藝創作的傷痕》、馮牧的《關于〈班主任〉及其他》等文章。這些文章在力排眾議，力薦新作的同時，實際上也引發了有關“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命名與研討，推動了文藝創作的觀念突破與藝術創新。

隨著改革開放的擴展與深化，閉關鎖國的狀態得以根本改變，國外的文學文化思潮日益進入國內的文藝領域，并對文藝創作、理論批評和文學研究產生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這時，一些領風氣之先的作家在創作中開始嘗試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某些手法寫作小說，一度引起較大爭議，如王蒙借鑒“意識流”手法寫作的短篇小說，徐敬亞等人借鑒“象征派”手法寫作詩歌等。理論批評界就此先后掀起“現代派傾向”問題、“新的美學原則”等問題的研討與爭論。雖然意見頗顯紛紜，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都力求超越意識形態的框范，從藝術形式的“洋為中用”上去認識問題和討論問題，這使得現代主義文學元素逐漸融入當代文學，成為創作中常態現象。也是由于理論批評的拓展與助動，“先鋒派”文學、“尋根文學”、“新歷史小說”等新的寫作傾向紛至沓來，源源不絕，使得文學創作日益打破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走向多元化的發展道路。

以文學評論的方式扶持新人，品評新作，在20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還表現為對“新生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群”、“80后作家群”的關注與推介，以及對“新寫實”、“底層寫作”、“現實主義回歸”等創作傾向的觀察與論析，這種與創作現狀密切互動的文學評論，實際上起到了為文學新秀鼓勁，為創新傾向揚帆的功用，使得文學創作以新潮迭起的形態，不斷奮勇向前。

在關注傾向、批評偏向中激濁揚清

看似個體性的文學創作，因既與社會思潮相聯系，又與審美取向相呼應，常常會在分散的狀態中，顯現出某些群體性傾向與思潮性動向，從而對整體的文學創作發生這樣那樣的影響。因此，在品評具體作家作品的同時，關注某些傾向，研判某些動向，乃至批評某些偏向，就成為理論批評界義不容辭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新時期發軔之初及20世紀80年代，文學既面臨著社會現狀的諸多問題，自身也在復雜的境況中尋索前進的路向。在這個時候，傾向頻出，偏向頻見，都屬于正常現象。對于理論批評而言，重要的是要及時捕捉傾向，發現問題，并通過理論辨析與批評說理的方式，來尋求共識和糾正偏差。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歌德”與“缺德”的爭論，以及在一些小說與劇本中表現出來的狠揭社會陰暗面的寫作傾向，在當時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其明顯的偏激性。當時，面對這些創作傾向，理論批評界經由文學真實性問題研討、劇本創作座談會討論等方式，對這些現象涉及的問題進行了分析與探討、對其中隱含的偏向給予了批評，使更多的人們認識到，文藝的真實性內含著傾向性，文學寫作只有真實性還不夠，還需要由寫真實走向現實主義。這些討論都對文藝創作走出過于糾結紛亂的現實狀態，走向“立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更高境界，提供了有力的助益。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文學在社會生活向經濟建設大力轉型的過程中，又面臨市場經濟大潮的強勁沖擊，市場運作、通俗文學，以及個人化寫作等新的文學思潮相繼而來，文學場域呈現出較前更為混亂與復雜的豐繁狀態。在這個時候，理論批評界開展了“人文精神大討論”、就市場化狀態下文學人如何持守人文精神、文學創作如何避免庸俗與低俗等，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與建言。而針對當時在“新生代”作家和“70后”作家中興起的“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理論批評在肯定其注重自我經驗的積極一面的同時，不少評論文章也指出其耽于“身體寫作”有意無意地“疏離時代”的消極一面，提出文學寫作“不能放棄個人精神的高度”等意見。

進入新世紀以后，因為文學自身的分化、文學傳播的變化、網絡文學的興起等原因，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常常出現這樣那樣的傾向與問題。面對這些因素所造成的“娛樂化”、“碎片化”、“快餐化”等種種現象，理論批評界以各種方式進行認真觀察，并提出了有力的批評。這樣的工作，尤以《人民日報》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主辦的“文藝觀象”欄目最為突出。這個欄目自2014年開辦以來，就一系列文藝現實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筆談式的評說與回應，除去一些理論原點、批評要點的言說之外，很多話題是對各種傾向與偏向的分析與論評，在文壇內外引起較大反響與影響，這在一定意義上也體現了理論批評界在新歷史條件下著力于增強理論批評的戰斗性與有效性的努力。

理論與批評的相互融通與彼此借力

理論是文學現象的概括、文學經驗的抽象，批評是文學作品的品評、文學創作的鑒賞，二者之間不僅有著密切的內在緣結，而且在文學活動中有分有合，相輔相成。新時期以來，理論與批評切合著創作的發展與文學的需要，在直面文學現狀的理論批評實踐中，形影相隨，遙相呼應，以相互融通和彼此借力的方式，構成了整體理論批評活潑而生動的局面，發揮了推動文學事業不斷前行的重要作用。

理論與批評文學活動中的內在融合，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表現為由創作所引發的一系列文學論爭。這些論爭常常由文學創作提出問題，在研討中出現的不同意見，也會由批評中的不同取向，上升為理論中的不同觀點，事實上是理論與批評交相雜糅的文學論爭，如“新的美學原則”問題、“社會主義新人”問題、“文學尋根”問題、現實主義問題、現代主義傾向問題、新時期文學“向內轉”問題，等等。這些論爭在進行的過程中，既會在相互辯駁中展現不同的觀點，又會在求同存異中形成一定的共識性看法，但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于經過這樣的論爭，批評中的問題上升到理論的層面，理論的探討立足于切實的創作實踐，使得理論與批評經由問題的研討與話題的探討，更加水乳交融。

文學理論中一些帶有突破性意義的問題研討與觀點闡述，常常會對包括批評在內的文學領域的各個環節產生較大的沖擊與影響，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也表現得充分而淋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證，是有關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提出與討論。文學主體性問題是針對一個時期以來，文學領域里重客體輕主體、重客觀輕主觀等傾向造成的人在文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喪失，論述人在文學中的主體地位的重建與確立的。這一理論內含的人本主義傾向與“向內走”的意向，在當時引起較大的爭議，但通過爭論與討論，文學主體性理論所主張的“以人為思維中心”的重要理念，逐漸為更多的人們所接受，并在理論批評、文學創作、文學生產等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討論既深化了“文學是人學”的認知，又進而探討了文學是怎樣的“人學”的問題。此后在理論批評界出現的“我評論的就是我”、“批評是一種選擇”等小的論爭，以及在創作領域出現的主體意識不斷凸顯與文體意識逐漸彰顯等傾向，實際上都是主體性問題的不斷擴伸與持續延宕的結果。

進入新世紀之后，由于文學所處社會環境的紛紜多變，以及文學自身的分化與裂變，理論批評面對的問題更為豐繁而復雜，理論與批評較之20世紀80年代在相互融通上頗顯弱化，一些頗具現實意義的理論研討，未能在繼續深入中取得應有的成果，比如“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問題、“二次元審美”問題，等等。這使我們看到，面對新的文學現狀與現實需要，理論批評需要彌補的短板很多，需要改進的空間很大。怎樣在繼承轉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有益營養的基礎上，建構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體系，仍然是理論批評界任重道遠的艱巨任務，依然需要理論批評家們更具創意的努力，更具力度地推進。

理論批評的學科建構與隊伍建設

40年理論批評經由新時期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紀以來走過的風雨歷程，經歷的大大小小的文學爭鳴、理論論戰和批評事件等，都是一種知識的累積、經驗的積淀。在這樣豐盈積累和豐富經驗的基礎上，理論批評界一些有志于文藝學概論和批評學研思的學者先后撰著了品類繁多的“文藝學概論”和“文學批評學”的著述，它們雖然角度各有不同，側重各有差異，但因立足于40年文學理論批評的實踐，并在理論聯系實際上多有富于創意的闡發與應用，這些著述在學界內外受到廣泛關注，成為教材建設和學科建構的重要基石，并使理論批評的建設打上了時代的鮮明標記。

理論批評在40年的驕人成績，還體現在理論批評刊物的創辦方面。在40年之前，全國性的理論批評刊物，只有中國文聯委托中國作協主辦的《文藝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文學評論》，地方性的理論批評刊物基本沒有。隨著文學在新時期的復蘇，理論批評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應運而生。僅20世紀80年代期間，就先后有《文藝研究》《新文學論叢》《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當代文藝思潮》等相繼問世。40年間，既有停刊的，又有新增的，迄今仍有近40種刊物活躍于當下文壇的理論批評前沿，展示著理論批評的最新成果，在“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方面發揮著各自的重要作用。

理論批評的民間社團組織的創辦，是40年間的另一個重要成就。“十七年”間，基本沒有文學的民間社團組織，更沒有理論批評方面的民間社團組織。文學領域里包括理論在內的民間社團組織的組建與創辦，都是出現于新時期的新生事物。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中國馬列文論研究會、中國現代文學學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等紛紛成立。這些民間學術團體，涉及了文學領域的方方面面，它們經常以舉辦研討會、學術年會，編著叢書和編纂資料等方式，積極開展相關的學術活動，匯集學會的研究成果，進行學科之間的學術交流，在此同時也把各個門類的研究成果廣泛傳播于社會和更多受眾。在某種意義上，民間學術團體的建立與健全，也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和文學事業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

依托于學術機構、高等院校和文學組織，理論批評工作者在各自為戰的同時，又經由問題探討、作品研討等，協同合作，形成合力，這使理論批評在實戰演練中逐步形成一支實力雄厚，能力強勁的基本隊伍。這些年來，隨著“70后”、“80后”群體中的理論批評新秀的成長，以及有志于網絡文學研究的新型人才的介入，理論批評中某些缺環與弱點有望得到一定的彌補，使理論批評得以繼續保持代際的合理銜接和人才的合理布局，從而繼續保持活力，煥發生機，推動文學創作的繁榮和發展，促進社會主義文學事業不斷走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