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和一本刊物，是師友的關系，固然是對的，但對于某本特定 的刊物，作家總是覺得有冥冥中的相遇，如同某種命運的開始。毫不夸張地說，《鍾山》對我就是一種命運的開始。

2002 年開始寫小說之前，我寫詩，對于小說這種講故事的龐大文體， 沒有進行過任何訓練。一個機緣讓我開始了小說寫作，其中一個中篇《將 愛傳出去》，投給了《鍾山》雜志的賈夢瑋。居然得到了發表。現在回頭 再去讀這個小說，覺得那時候膽子真是大的，就像第一次給《鍾山》雜志 上寫著的辦公室電話打電話，第一句就問：“你好，我找賈夢瑋。”直呼 其名。也真的是奇怪，一個二十八歲的女人，也不能再說初生牛犢不怕虎了， 按道理也應該人情練達，但卻如此莽撞，并且莽撞到底了——從夢瑋接過 那個電話開始到現在，我都沒有喊過他一次老師，或者說主編，我們成為 了編輯和作者的關系，重要的是，我們成為了可以分享美好又可以互講逆 耳之言的好朋友。設想一下，要是從那個電話開始，夢瑋就認定我的不敬、 不禮貌，多少對于作品的判斷還是會有影響的，事實上這種事情在新人作 者身上不乏發生。我只能說我命好，并沒有為我的莽撞付出代價。

同樣的，我的那個小說也是命好，落到了一貫秉持包容、開放辦刊理念的《鍾山》雜志上，它發表之后，還被推薦到當時的《作品與爭鳴》雜 志上，配發了爭鳴文章。原因是我這個小說里寫了一個克隆人在現實中的 情感遭遇。既不科幻，也不完全現實，更不是網絡小說，可以說是“四不像” 的小說。正是因為《鍾山》的包容而得到的“待遇”，我對小說寫作有了 些信心，也對《鍾山》“放肆”起來。我的第一個長篇、我的那些“粵味” 濃厚的小說，長長短短，都投給了《鍾山》，它們都得到了好的命運。

這種命運，對于一個剛起步的小說新人來說，何其重要，不亞于獲得 某種自由。所以，我總是覺得自己的寫作是自由的，從一開始就沒有受到 刊物品味、旨趣的影響和束縛，也許那些作品有的技術上不成熟，有的想 法過于奇詭，但都是我甩開了手寫出來的，是從心底里想寫的東西，并且 不斷發生著變化。

后來我才知道，這種命運并不是我的獨有。事實上，《鍾山》自從創 刊以來，就在做各種文學上的實驗，參與中國新文學文體變革、流派的探 索。上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推動小說發展潮流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

上世紀 90 年代到 21 世紀初的“聯網四重奏”、“新狀態文學”的主張、“新 生代作家”的界定、旗幟鮮明的文學批評、作家之間將心比心的對談等等 這些具有重要意義的嘗試，有成名作家的“小試牛刀”，也有新銳作家的“小 馬過河”，這些作家無疑在這本刊物獲得了各自的命運，或者說各自的收獲。

我屬于那種少產作家，小說寫了十六年，但發表的并不如其他作家多， 每年頂多兩三個。很輕松地翻檢一下自己的創作年表，就能計算出，《鍾 山》是我發表最多的刊物之一，幸運的是，這些作品大多都獲得了大大小 小的認可，多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獲得《鍾山》文學獎、魯 迅文學獎等。當然這是不能用命運兩個字簡單解釋的。從第一篇“四不像” 的稚嫩的小說到后來的作品，不敢說已經變得很成熟，但我能感覺到自己 的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鍾山》的確見證了我寫作的成長。

《鍾山》也有屬于自己的命運。它創刊于 1978 年，跟改革開放同歲，因而從一出生就定位下了它敢于創新、生機勃勃的精神狀態。這本與時代 氣象息息相印的刊物，她見證生活的變遷，同時參與著新時期文學的變革。 是命運，也是使命，使得《鍾山》成長為一個堅定、兼容、活力的“中年人”， 可以說生逢其時，生得盛大。

在這個“小確幸”盛行的時代，人們很容易因為達成了一樁小小的心 愿而感到小而確定的幸福，我覺得與《鍾山》的緣分，就是一種“大確幸”， 它大到成為我寫作的另一種命運，因為寫作是我人生最大的心愿。

祝福《鍾山》，祝福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