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世界與中國”等話題，不時會在我們的各種會議上被提出。進入世界文學的標志是什么？普遍的認識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了這個獎，就意味被世界文學認同、就進入到世界文學的整體格局之中了。于是，向西方學習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潛在的一種心理。這種心理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環境是一種同構關系：國門洞開，歐風美雨撲面而來，我們需要與世界相互了解，我們需要了解和學習我們不熟悉的事物。就文學而言，學習和了解世界文學，是中國文學界對包括世界文學在內的文學經典的一個再認識的過程。應當承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了解了世界文學，也將世界優秀文學的表達方式、敘事技巧以及開放的文學觀念，吸納到了中國文學的表達中。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故事一直是中國作家講述的基本內容，時代的風云變化一直在作家的表達之中。 2012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曹文軒、劉慈欣等又先后獲得國際大獎。中國文學得到了世界各國應有的尊重，中國文學豪邁地進入了世界的“文學聯合國”。在這樣一個聯合國，各國文學不僅相互溝通，交流各種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鑒文學觀念和藝術方法，還要共同處理國際文學事務。這個“文學共同體”的形成，是一個不斷相互認同、不斷相互了理解的過程。現在可以說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過程。從學習到對話，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的一個重大變化。我們從“跟著說”，實現了“接著說”、“對著說”。中國文學主體性和文學自信的獲得，是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文學最重要的收獲。我們面對西方文學的挫敗感終于成為歷史，中國文學進入了新時代。弘揚傳統文化，重新認識本土文化、文學資源倡導和實踐，一直是一個沒有中斷的思想文化潮流。這個潮流的形成，與近年來中國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或者說，40年來歐風美雨的再次東漸，使我們有可能更深刻地認識和感知歐美文化的性質和價值觀，讓我們對世界的歷史和今天有了新的認識和了解。對世界的認識和了解，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本土文化傳統的認識和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明確我們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這時，我們強調弘揚傳統文化，強調本土文化資源的重要性，就不再是“唯我獨尊”、“華夏中心”的天朝心態，而是一種對他人、對自己都了然于心的文化自覺。近年來中國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證實了這一點，文學創作向本土文化汲取資源創作的大量豐富、生動的作品，不僅深刻表達了傳統文化資源經過現代轉化，仍然可以有效地傳承；同時，中外文化、文學交流的日益頻繁和相互融匯，也使中國文學無可避免地具有了可以通約的世界性。在我看來，我們所說的“傳統文化”，不應該僅僅指我們的古代文化，或者說，不應該僅僅指經史子集等那些具有中國本土元話語性質的文化。傳統文化更是一個不斷構建、不斷豐富的文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它應該包括中國本土文化、20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創造的現代文化以及西方介紹到中國的優秀文化。這三種文化的合流構成了我們所說的“傳統文化”。這是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認識和理解。講述中國故事，提煉中國經驗，不僅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即百年中國內憂外患的狀況，使中國文學逐漸形成了創作方法上具有中國特點的主流，這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無論是知識界的啟蒙訴求，還是中國共產黨希望能夠通過文學藝術實現民族動員、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學觀念，文學與現實的密切關系幾乎沒有疏離過。即便是20世紀80年代，現代派文學、后現代主義文學風起云涌風靡一時，試圖用形式的意識形態打破“一體化”的文學場域，建立多元的中國文學，但是，當這一期許實現之后，諸多先鋒文學作家，還是重新回到了現實主義的文學立場。近年來，小說用現實主義的方法表達普通人、特別是底層人生活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文學在總體上不僅書寫了這個時代巨大的變化，而且對人性更深入的開掘，對人性更豐富、更多樣的書寫，都達到了新的高度。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作品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讀者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