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納粹德國的一切，如今已成為老生常談，歷史學家早已拿著放大鏡審視過這個話題的每一處邊角絲絡。但依然有人能在故紙堆里發現新聞。德國作家諾曼·奧勒（Norman Ohler）的非虛構作品《亢奮戰：納粹嗑藥史》獨辟蹊徑，系統揭露了毒品與納粹德國特別是其高層的緊密聯系。此前，盡管一些學術論文和新聞報道對此話題偶有提及，但從未有一部論著能全面闡明毒品對納粹政權和二戰戰場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奧勒挖掘了大量的珍貴文件，向讀者展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在“全面禁毒”的表象下，納粹德國實際上深陷于毒品帶來的迷幻狀態，所有德國民眾——從家庭主婦到數百萬的前線士兵，再到納粹高級指揮部，特別是希特勒本人，皆是服用者。《亢奮戰》正是從這一嶄新的角度，揭示了毒品與納粹德國之興衰的聯系。

此書第一次全面論述了納粹統治下的毒品狀況——包括可卡因、海洛因、嗎啡和冰毒。它們對于納粹軍隊恢復士氣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部分解釋了戰爭初期德國為何攻無不克。根據奧勒的研究，毒品無法解釋第三帝國的意識形態，卻能解釋他們的內部混亂以及問題重重、令人疑惑的決策。書中提到，毒品對希特勒和他的隨從有著重大的影響。這些化學興奮劑改變了人們對于納粹高層的及其判斷形勢能力的認識，更從另一個側面解釋了納粹失敗的原因。

《亢奮戰：納粹嗑藥史》問世后暢銷全國，更被翻譯成25種語言在全世界出版，榮登《紐約時報》全國暢銷書榜，電影改編權也已被派拉蒙（Paramount）購買。2018年10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叢書推出了《亢奮戰》的中文版，作者奧勒也于近日前來中國與讀者見面。12月18日晚，上海的讀書沙龍結束后，奧勒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講述希特勒的吸毒史，并非為他的罪行開脫

《亢奮戰：納粹嗑藥史》是諾曼·奧勒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此前他是一名成功的小說家和電影編劇，曾創作《代碼生成器》《中心》和《黃金之城》（合稱為“城市三部曲”），參與編劇的《帕勒莫槍擊案》被提名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亢奮戰》最初源于奧勒的朋友、柏林著名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亞歷山大·克雷默（Alexander Kr?mer）的啟發，他告訴奧勒納粹當年吸毒的問題很嚴重，建議他以此為題材展開創作。奧勒接受了他的建議，本想就此題材寫一部小說，但當他為寫作做調研時，發現史實遠比虛構有趣得多，“不會有一本小說比現實更瘋狂”（奧勒語）。于是他決定改變計劃，創作一部非虛構作品。

奧勒對于納粹毒品問題的探索始于他在德國聯邦檔案館的一次發現。當他翻看希特勒的私人醫生特奧多爾·莫雷爾（Theodor Morell）的遺稿時，發現他事無巨細地記錄了他給“病人A”——也就是希特勒——服用的各種藥物，它們的作用主要是支撐希特勒的身體不要垮掉。他之所以要記下這些，是為了一旦希特勒出了事，他可以用這份筆記向蓋世太保做個交代。

透過莫雷爾的診療筆記，奧勒驚訝地發現，他可以準確而詳細地了解到希特勒當時的身體與生活狀況，它也成為了希特勒吸毒成癮的最有力證據。這份筆記被分散保存在科布倫茨的德國聯邦檔案館、慕尼黑的當代史研究所以及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家檔案館。不畏舟車勞頓跑遍這分布在兩國的三所機構的奧勒，成為了第一個全面系統研究莫雷爾筆記的人。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希特勒對其私人醫生可憐的依賴，以及二者間詭異的親密關系，展現了這位獨裁者不為人知的一面。

奧勒在書中詳盡而生動地描述了希特勒淪為癮君子的過程，但他并不打算為希特勒開脫。奧勒指出，希特勒的想法和計劃、對自身能力的高估、對敵方實力的誤判等，早就清楚地寫在了1925年出版的綱領性文字《我的奮斗》中，那時他并未接觸毒品；而他做出滅絕猶太人這種重要的政治決定，也不在他吸毒成癮的時期。因此，奧勒認為，希特勒的目標、動機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妄想，并不是吸毒導致的結果，而是早已存在的事實。“吸毒從未讓他在決策自由上受到限制，自始至終，他都是自身意志的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冷漠地做出一個又一個決定。”奧勒在《亢奮戰》中如此寫道，“即使吸毒再多，也無法讓他逃脫對自身行為的責任。他所犯下的罪孽，絕不會因此得到饒恕。”

“閃電戰就是冰毒戰”

除了莫雷爾，《亢奮戰》中還有一位關鍵人物，那就是一位名為奧托·F.蘭克（Otto F. Ranke）的軍醫。一心想幫助軍隊戰勝疲勞、提升戰斗力的他，在部隊中進行了甲基苯丙胺（即冰毒，在當時德國的商標名稱為“柏飛丁”）的藥物試驗。后來，盡管蘭克意識到了服藥成癮問題的嚴重性并試圖叫停實驗，但已然無法阻止毒品在軍中泛濫——他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明知吸毒的可怕后果，為何德軍還會使用？在采訪前的讀書沙龍上，奧勒解釋說，當時的德軍在人數和軍備上都處于劣勢，但同時又想占領整個世界。在這種矛盾之下，他們采用了閃電戰的戰術，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制敵取勝。這也就意味著士兵在開戰前幾天都得不到休息，必須依靠甲基苯丙胺的幫助來保持清醒。所以奧勒在書中做出斷言“閃電戰就是冰毒戰”，它也確實造就了戰爭初期德軍的強大戰斗力。但毒品的使用并不能真正扭轉德軍的劣勢，而藥物成癮慢慢顯現的不良后果最終也成為了德國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使在二戰結束后，德國市場上依然有甲基苯丙胺的存在。奧勒指出，在戰后廢墟上重建家園的德國人中，也有很多使用這一藥物來消除疲勞、加快工作進度。甚至戰后德國的經濟騰飛也與此相關，德國人相信它能給人自信與力量，從而創造經濟奇跡。

毒品竟與德國的歷史如此息息相關。奧勒告訴中國讀者，德國的興奮劑使用史其實與德國的文化相關，德國早在古代就有使用藥物的傳統。而在二戰前，甲基苯丙胺在德國市場上是合法的，1930年代時，它還被制成藥片，貼上“柏飛丁”的商標，成為廣受認可、在每一家藥房都能輕松買到的“大眾毒品”。直到1939年“柏飛丁”才成為處方藥，并于1941年被納入《帝國鴉片管理法》的管控之下。因此毒品在納粹德國的泛濫就不足為奇了。

而關于毒品本身，奧勒說：”曾有一個醫學家說過，毒品的劑量決定了它是不是能被稱為毒品。所以要做出判斷，得看你是在什么樣的場合、以什么樣的劑量去使用這些它。很顯然，納粹對毒品的使用是頗具摧毀性的。”

今后也會繼續挖掘納粹德國史

對諾曼·奧勒來說，放棄虛構走入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自然是很大的挑戰，需要他兼具歷史學家追根溯源、小心求證的嚴謹態度，以及小說家的講故事技巧。“對我來說，小說與非虛構最大的區別是，我筆下的所有事實都需要提供依據，”奧勒如此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比如當我在書中講到希特勒使用了哪一種毒品，我會在上面做一個腳注，讀者就可以通過腳注找到我是在什么文件上看到這件事的，以供讀者查驗。”

盡管他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內容的真實性，但奧勒還是在書中謹慎地告訴讀者：“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非虛構作品’是不存在的，因為數據和史料的歸納總是離不開杜撰，或至少在詮釋模式上，永遠都無法擺脫外部文化的影響……本書所呈現的是一個非常規、扭曲變形的視角，其意是通過變形，使某些局部變得清晰可見。德國的歷史并不會因此被改寫，甚至被重寫。只是當人們在未來講述它時，有些部分或許會變得更具體、更精確。”

如此嚴謹求真的態度，也讓《亢奮戰》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著名當代史學家和歷史學家漢斯·蒙森（Hans Mommsen）非常欣賞奧勒的研究，評價其為“顛覆認知之作”，并為奧勒的寫作提供了很多支持。而一位撰寫了希特勒傳記的英國歷史學家對此書也評價極高。

《亢奮戰》的改編電影正在制作中，奧勒表示他本人對電影的出品沒有很大的影響力。目前他已經拿到了第一版劇本，但還不能透露其內容。對于電影的期待，編劇出身的奧勒最看重的不是故事的精彩程度，而是它是否尊重史實。

奧勒的下一部作品會回歸他熟悉的虛構寫作領域，他將出版一部18世紀的犯罪小說。但《亢奮戰》的成功也激發了他對納粹德國更多的研究興趣，在這本小說后，他將投入自己的第二部非虛構作品的創作中，講述納粹政權下的一群德國的年輕人，是如何反抗獨裁統治、嘗試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真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