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開日出。

——楊絳

錢鍾書在上海居住多年。1933到1935年，他在上海光華大學就任外文系講師。1939年夏，在西南聯大度過一段不愉快的短暫時光后，他受父親錢基博之命赴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任教，兩年后離開，暫居上海，住拉斐德路609號（現復興中路573號），楊絳的娘家則在霞飛路來德坊（現淮海中路899弄）。二人本打算休整幾月就回內地，沒想到碰上珍珠港事件，上海淪陷，他們就困著出不去了。此后八年，錢鍾書留在上海，中途搬到蒲石路蒲園（現長樂路570弄1-9號的12幢西班牙式花園洋房），一直到建國前夕。

想起淪陷時期，楊絳心有余悸：

“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后，抗戰勝利之前。鍾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

錢鍾書也曾作詩排解自己的苦悶情緒，詩云《古意》，內有一聯：“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又有另一首《古意》，“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

錢鍾書在上海暫無工作，經楊絳介紹，他做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靠給學生補課掙點家用。《家庭教師錢鍾書》一文對此有過詳細記載。錢鍾書博聞強識，學生又沒有太多考試任務，補課對他來說，不過大材小用，占不了多少時間，好不容易閑下來，錢鍾書燃起寫長篇小說的興趣。1944年，在楊絳的鼓勵下，錢鍾書開始寫長篇小說《圍城》，他每天寫五百字，晚上給楊絳看，修修改改，直到1946年小說寫完。《圍城》最開始連載于《文藝復興》雜志，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9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圍城》

《圍城》是一部“錙銖必較”的小說，取材自錢鍾書的生活，譬如小說中的三閭大學，就有藍田國立師范學院的影子，方鴻漸和他的朋友們，也多剪切、拼接自錢鍾書的友人，但絕不等于原型。小說對知識分子有鞭辟入里的描寫，對婚姻、家庭、求學等人生問題，也有清醒的看法，剛一發表，就在上海引起一些影響，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此后30年不得重印，到1980年才重見天日，引起震動。

創作《圍城》期間，錢鍾書還寫一些短篇，被收錄進小說集《人·獸·鬼》，于1945年出版。其中，《貓》影響力最大，1944年，李健吾和鄭振鐸策劃出版文學雜志《文藝復興》，二人找錢鍾書約稿，原想連載《圍城》。到創刊號組版時，錢鍾書以來不及抄寫為由，沒有把《圍城》交付，而是把短篇《貓》交給二人。由于疑似影射林徽因、沈從文、林語堂等作家，《貓》受到了文壇的一些非議。

《人·獸·鬼》的另外三篇小說《上帝的夢》《靈感》和《紀念》被談論得較少。《靈感》寫一個“有名望的作家”荒唐的一生，是和《圍城》異曲同工的作品。《紀念》一改同題小說的俗套，寫小布爾喬亞的生活和婚外戀，卻不聚焦于批判，而是略帶蒼涼的把三個主角的交集娓娓道來，留下一絲灰燼的余味。讀后倒讓人想起同在上海的張愛玲。《上帝的夢》則是一部寓言體小說，小說中的上帝實際上是錢鍾書對人類進化到極致的遐想，上帝是看似完美的人，卻成為整個世界的獨裁者，他繼承了人性的善惡，又因失去約束而將惡的一面發揮出來，他的自私、驕縱、虛榮，并沒有因為力量的強大而改變。錢鍾書在此戲仿了上帝造人的神話，用戲謔的姿態解構了神的神圣性，小說同時是對進化論的質疑，在錢鍾書看來，線性上升的歷史敘事并不可靠，現代人存在自以為是的性格。然而，《上帝的夢》表意過直，模仿痕跡也較重，有錢鍾書自己的風格，但遠未成熟。誠如夏志清所說，是“有著法郎士風格的輕浮”之作。

《人·獸·鬼》

錢鍾書的小說常常不拘于型，夾敘夾議，反諷連連，似隨筆，卻又有故事的要素，他的小說和散文出于同路，都是作者觀察某個群體，有什么道理想說出來，于是寄托文字，以虛入實。所以，他筆下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是某個群體的化身，譬如方鴻漸之于孤島時期的小知識分子、建候之于歸國讀書人、上帝之于想主宰一切的獨裁者。小說成為錢鍾書的傳聲筒、諷刺劇。

錢鍾書深受新古典主義影響，他的小說里有英國通俗文學的影子。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文學盛產以毫無畏懼的年輕人為主角的小說，語言幽默、諷刺，折射世相百態，錢鍾書在牛津期間讀了大量這樣的小說。另外，留洋經歷讓他能夠掌握世界文學的新潮流，當一批民國作家還在為白話與文言之爭絞盡腦汁，錢鍾書已經在探索現代主義的技法。他在小說中影射了當時歐美文壇當紅的作家，比如T.S.艾略特。《圍城》里，蘇文紈后來的丈夫曹先生就是研究艾略特的學者，小說還諷刺了一把艾略特，從譯名就可看出。錢鍾書把艾略特譯成“愛利惡德”，就是愛好利益，厭惡道德。這其實代表了當時新古典主義對現代派詩人的偏見。

不過，《圍城》延續的還是《儒林外史》的路子，諷刺和比喻性的語言是它的精髓。有人統計《圍城》有600多個比喻，這些比喻或是尖酸，或是幽默，個個不重樣，讓讀者在捧腹之余，感受到世相的多樣面貌。錢鍾書利用比喻寫出一部諷刺大戲，偽造學歷的方鴻漸、飽讀詩書的蘇文執、輕聲抱怨的孫柔嘉、婀娜多姿的鮑小姐，還有在她身后嘴饞的海歸讀書人等，都被納入到這部諷刺大戲中，映射出抗戰時期孤島知識分子的不同心態。

也是在淪陷時期，耳聽刺刀劃過墻壁的呲呲聲，每日活在警報響起的紛擾中，錢鍾書耐心完成了《談藝錄》的創作。這是一本談論中國詩文的論藝專著，也是錢鍾書第一部有分量的學術著作。與此同時，他還從事散文創作。他并不是一個專職散文寫作者，寫散文是“一種業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得益于多年學術生活，錢鍾書的散文引經據典，富于辯證，充滿書袋氣。學者范培松統計過，《寫在人生邊上》不到3萬字的篇幅，錢鍾書引經據典多達60余個。這些文章寫在抗戰時期，涉及戰爭的篇幅卻少之又少，文壇上時興的階級、主義、革命、小資等，都不是錢鍾書的主題。他既不依附潮流，也不刻意反對潮流，而是專注于他學者似的消遣，談談知識分子的家常。后人喜歡把《寫在人生邊上》稱為小品文，錢鍾書“名之曰家常體（familiar style)”，因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極品’文的蟒袍玉帶踱著方步，迥乎不同”。

錢鍾書曾把上海和這里的人寫進文字里，早在1934年，他有一篇散文就叫“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關于上海人》），文中寫道：

“正如‘北京人’（化石）代表著過去的中國人，‘上海人’代表著現在的中國人，說不準還代表著未來的中國人。在當下的中國語境里，‘上海人’這個詞匯一直被用來形容一種白璧德式的人物，精明、干練、自負，自命清高。”

彼時的錢鍾書推崇上海人，30年代上海人“精明、干練、自負，自命清高”的氣質給他好感，到40年代，在上海待久了，錢鍾書對上海人的認識更加具體，《圍城》里很多人物都有上海人的影子，比如女主角之一的孫柔嘉、點金銀行的行長，唐曉芙的父母等，上海人的精明與克制、市民與物質的一面，都在里面了。

此外，錢鍾書還借上海與北京的對比諷刺了一把京派文人的自我優越感。在小說《貓》中，他寫道：

“那時候你只要在北京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像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耀，仿佛是個頭銜和資格。說上海或南京會產生藝術和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遺骸的發現，更證明了北平居住者的優秀。”

抗戰勝利后，上海光復，錢鍾書受聘擔任中央圖書館的英文總纂，兼英文館刊《書林季刊》的主編，不必再為收入發愁。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他又兼任上海暨南大學外文系教授（楊絳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文教授），在上海和南京兩地跑。楊絳后來在《我們仨》中回憶道：“鍾書每月要到南京匯報工作，早車去，晚上老晚回家。”

到此，四十年代走入尾聲。可以說，四十年代是錢鍾書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其中大半時光都在上海，上海是摩登與傳統結合的巨型城市，亂世中的一葉孤島，給予了錢鍾書紛飛無窮的靈感。《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等作品的完成，標志著他的小說、散文創作走向成熟。

錢鍾書在1949年回到清華任教，這個決定影響了他的后四十年。實際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是留在內地迎接新政權的工作，還是隨一批學者遠赴香港或海外，錢鍾書和楊絳都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們當時已經名揚學界，要出去并非難事。錢之俊回憶道：

“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邀請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

但錢鍾書都拒絕了。他愛好中國古典文化，不愿離開父母之邦，遭受漂泊之苦，為此，他甘愿枯坐板凳，收斂鋒芒。

余論

錢鍾書在建國后就不寫小說，《圍城》重印時，楊絳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

“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遺恨里還有哄騙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里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要重版《圍城》，錢鍾書對此不是很積極，他覺得好作品自然會被時間保留，不需要作者費力呦呵，出版社編輯好說歹說，他才答應重版。錢鍾書的身上有一種二重性，他重視名節，但不追求虛名，《圍城》再版之前，他的姿態都很低調，不急著出書，不卷入潮流，依然像古老士人一樣手抄筆記，密密麻麻幾百頁紙，寫完就放進柜中，很少人看。

隨著小說《圍城》重版、劇版《圍城》熱播，海內外掀起一股“錢鍾書熱”，打破了錢楊夫婦寧靜的家庭生活，成麻袋的信寄往他們住處，各種活動邀請錢鍾書，令他無法專心學問，以至于他說“浮名害我”。不過，錢楊夫婦還是客氣地給讀者回信，學者周絢隆說：

“錢先生和楊先生屬于老輩的傳統的知識分子，講老理，所有的信都力所能及要給別人回，有些讀者冒失地直接找到他們家去敲門，想跟他們交談，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但是他們也很開心。”

“錢鍾書熱”成為世紀末的奇觀，也讓研究錢鍾書成為一時顯學，錢鍾書在他生命中作品寥寥的最后二十年，反而收獲了前所未有的熱度，這是歷史的玩笑，也是值得觀察的現象。

放在傳統士人的邏輯里理解，錢鍾書并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尤其是在那個新舊之交的劇變時代，仍然有一些老先生和錢鍾書一樣，在學術上考據嚴謹、筆記繁復，在生活里不媚權威、待人平和，堅持自己的風骨。然而，為什么是“錢鍾書”熱，而不是其他與他性格相似的學者？為什么錢鍾書能夠成為大眾眼中的文化偶像，其熱度能跳出文學或學術圈子的束縛？究其原因，除了《圍城》的長銷不衰，圍繞錢鍾書構建的“記憶神話”“美好愛情”等也是關鍵所在。經由多方友人的回憶、著書，擺在大眾面前的是一個看書過目不忘、讀遍全校圖書館書籍、擁有“最賢的妻，最才的女”的錢鍾書，它滿足了大眾對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不是兼濟天下、經世救民，而是在智慧和人格上的高貴，書籍、媒體等共同構建的錢鍾書“人設”，是這么一個高貴的化身。盡管他和真實的錢鍾書有所出入。

錢鍾書和楊絳夫婦

錢鍾書的存在必須放在特殊的時代語境去理解，新千年后的時代產生不了錢鍾書，或者說，即便出現語言功力和記憶力堪比錢鍾書的學者，他也斷斷不可能復制“錢鍾書神話”，如文化偶像一般被萬千讀者景仰，煜煜生輝又如在霧中。錢鍾書和魯迅一樣成為轉型中國的稀有動物，只有在新舊變革的時代才能醞釀那樣的現象，在古士人之風遺存、歐美先進知識傳來的交匯之中，在知識分子占據言論中心、互聯網尚未誕生的歷史縫隙中，錢鍾書憑借淵博學識和非凡記憶力滿足大眾對知識分子的想象。但這種想象正隨著大數據而被動搖，恰恰是在新千年后，對錢鍾書的推崇已經分化為擁躉與質疑者的對立，依然會有許多人敬仰錢鍾書，但這種知識神話已經愈發失去效力。與此同時，錢鍾書在建國后的緘默也成為眾矢之的，盡管批評者身處風口浪尖未必比他更勇敢。

放在如今，若有一人孜孜不倦地抄錄古文，放在朋友圈，他不會引起太大的反響，甚至會背負“賣弄才學”“裝X”的名號。錢鍾書再能背書，背不過人工智能，有再多的筆記，在互聯網面前也如滄海一粟。大數據讓記憶神話不再耀眼，草根群體的崛起、市民口味的變化和互聯網對權威的消解，也讓學者、知識分子不復往日地位，從社會發言的頂層位置滑落至邊緣，錢鍾書式學者失落的同時，掌握算法規律、精通草根心理的作者成為時代寵兒，他們所代表的正是一種技術神話和市民趣味的結合，反權威、反精英，崇尚技術和消費的力量，用取悅消費文化和技術壟斷者的姿態走入市場。于是，在此刻的潮流中回望錢鍾書，仿佛民國時讀書人對晚清遺老的紀念，多少有點欣賞珍奇古物的玩味。

參考資料：

錢鍾書：《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

楊絳：《我們仨》《記錢鍾書與<圍城>》

范培松：《論四十年代梁實秋、錢鍾書和王了一的學者散文》

周絢隆、陸建德：《錢鍾書寫作<圍城>之前，被稱作“楊絳的丈夫”》

錢之俊：《家庭教師錢鍾書》《錢鍾書為什么沒有被打成右派？》《編輯錢鍾書》

端木異：《錢鍾書是怎樣煉成的：前互聯網時代的知識管理術》

宋丙秀：《<圍城>的版本變遷及修改》

龔剛：《錢鍾書談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