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世界文學》的讀者和作者。作為作者，我曾經在“中國作家談世界文學”這一欄目發表隨筆，在5年內寫下30萬字左右的讀書隨筆，結集為《一卷星辰》《居于幽暗之地》。

作為讀者，《世界文學》使我得到了讀書生活的路標，也提升了自己寫作生涯的天際線。只有去讀那些值得一讀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寫出值得一寫的文字，度過值得一過的人生。我不懂外語，只能通過翻譯家的勞動，認知那些外國作家的面孔與內心。杰出的翻譯家也是作家，與異域先賢們進行著隱秘而偉大的合作，從而完成了那些異域思想景觀的漢語表達。

自古至今，正是翻譯，一點一點更新了漢語的、或者說中國的靈魂和容顏。通過翻譯家的工作，那些異域他鄉種種嶄新的詞匯、語式、言說，使漢語乃至中國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陳腐而滅亡，反而通過混血而生動有力。語言不是工具，語言就是人、就是世界，語言的邊界拓展到哪里，人類對世界和自我的認知就深入到哪里。正是各種語言之間的沖突與融匯，造就了當下中國和世界的新風貌。

唐玄奘就是最早的翻譯家之一。“涅槃”“剎那”“眾生”“覺悟”“禪”“因果”……漢語中約有3000多種詞匯，來自對佛經的翻譯。魯迅先生對于五四新文學的興起有開山之功，而“開山”的資源，正來自于他對俄國、德國、日本、法國眾多作家們的翻譯，來自于他對異域人生的認知與勘探。《世界文學》的前身《譯文》，也正是魯迅先生創辦的。可以說，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或者說中國人的現代性，離開翻譯，離開外部世界的參照與支持，無從談起。

當下，有些人用“翻譯體”這一說法，表達對某種歐化語言風格的不滿和不屑。某種程度上，這其實是對陌生感和先鋒性的拒絕和回避。西方語言所具有的個人性、理性，可以幫助我們克服漢語中公共性、感性的過度泛濫所帶來的隱疾，從而更加準確、客觀、有力地面對這劇變中的世界。

作家普魯斯特在《駁圣伯夫》一書中說：“美好的書，是用某種類似外語的語言寫成的。”漢語的美與力，也只能通過表達的陌生化與思想的先鋒性來實現。就像異邦“陌生的”“先鋒的”馬鈴薯、番薯、玉米、西紅柿、棉花、辣椒進入中國，使長期依靠本土的黍、稻、麥而維持生存的華夏民族，在遭逢種種戰亂、屠戮、瘟疫之后，能夠從漢唐時期的6000萬人口，增長到清末的4億人口——大地和節氣是翻譯家，而翻譯家也應該像大地和節氣，將種子轉換為食糧和人間煙火。

某種意義上是否可以說，被翻譯的外國文學就是漢語文學的一部分。異域先賢借翻譯家之口，像表演雙簧一樣，傳達了來自陌生世界的新認知、新驚喜。向那些異域、異樣、異常的表達獻上敬意，這并非妄自菲薄、數典忘祖，漢語在開放中只會呈現出無限的可能性，而不會夭亡。正如奧登所說：“翻譯使一個人了解自己母語的限度。”另一方面，翻譯也使一個人了解自己母語的深度。從五四到當代，包括翻譯家在內的寫作者們，汲取異域文學的營養，賡續漢語的偉大傳統。比如，郭宏安翻譯加繆時，為了呈現其言語中“高妙的貧瘠性”（薩特），就時常翻閱揣摩先秦散文，在祖先簡約節制的言說風格中獲得呼應和啟發，繼而為加繆進入漢語鋪平道路。

1935年，周作人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散文卷，在“序言”中對現代散文文體建設進行了思考：“我相信新散文的發達成功有兩重因緣，一是外援，一是內應，外援即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內應即是歷史的言志派文藝運動之復興。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淹沒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這些話讓我感動，它體現出了漢語的自信與開闊。翻譯家的勞作就是爭取“外援”，使作家們的“挖掘”、歷史的“內應”，有了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漢語文學傳統這一條大河，由于眾多支流的不斷支援，而生生不息、一往無前。

我想以此來表達對翻譯家、對《世界文學》的敬意。優秀的翻譯家，是異域先賢在漢語中的“轉世靈童”——通過他們，漢語中涌現出一個又一個“文學新人”，比如，里爾克或者說馮至，濟慈、雪萊或者說穆旦，羅曼·羅蘭或者說傅雷，杜拉斯或者說王道乾，布羅茨基或者說劉文飛，等等等等。

我喜歡西班牙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的一首名詩《自畫像》，其中兩句是：“我總跟那個同行的人說話，/是他教會我愛人類的秘密。/我不欠你什么，而你欠了我所寫下的東西。”“那個同行的人”、“教會我愛人類的秘密”的人，就是一代又一代異域的、祖國的先驅和前賢。作為閱讀者，我是羞愧而又幸福的負債人。好在，我還是一個寫作者，那就通過自己的文字來償還一點債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