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第二次中國-南非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會議在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中方機制主席孫春蘭與南非機制成員單位負責人、南非藝術和文化部部長姆特特瓦簽訂了進一步加深中南人文交流備忘錄。

中國與南非的人文交往歷史悠久。根據兩位南非華裔女作家葉慧芬與梁瑞來歷時9年的考證（《膚色、困惑與承認——南非華人史》，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目前有證據可以明確證明的，首位抵達南非的中國人是1660年的萬壽（Wancho），而從南非德班發掘出的中國瓷器，更讓很多學者把中國人首次抵達南非的時間向前推至鄭和下西洋時期。20世紀20年代，英國考古學家達特在《自然》雜志上刊文《南非文化沖擊的歷史傳承》，提出在南非的原住民科伊桑人（又稱布羅須人）的巖畫中，頻繁出現頭戴斗笠的中國人形象，且當地的語言中出現了較為典型的漢語音調變化。在大航海時代的肇始階段，盡管的確有不少證據證明中國和南非已經存在交流，但顯然并不夠充分。中國人真正開始關注南非是到了19世紀中后期。當時在南非發現了大量礦產資源，大批中國勞工被荷蘭以及英國公司帶到南非，成為“自由工人”。但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苦，往往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再加上南非殖民當局長期奉行種族主義政策，中國人在南非的日子并不好過。但中國早期移民并沒有停止與南非各族人民的交往，在早期布爾語（荷蘭語在非洲的變體）中，存在一定的漢語特征，如同一個詞的音調不同而表意不同、三身代詞的漢語特征使用等。一些語言學家認為，在布爾語的形成過程中，受到多種語言的干擾，這其中就包括漢語。

根據費爾巴哈的思想，痛苦的生活更能催生文學的蔓延。《南非華人史》的作者之一梁瑞來認為，19世紀到南非的華人盡管生活困苦，但這種苦痛同時催生了文學傳播，帶來了一定的文學影響，譬如《三國演義》的影響，使得關羽的形象在南非具有一定知名度，得到南非本土人民的認可。1953年，南非國大黨名宿沃爾特·西蘇魯訪華期間，就談及關羽在南非是反抗暴政、反抗種族壓迫的正義象征。

而中國人之于南非文學也算是老朋友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共同的苦難經歷和被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壓迫、侵害的遭遇使得中國人第一次感受到南非文學帶來的情感共鳴。上世紀20年代，胡愈之接連撰寫《南非女文學家須林娜》《文明的曙光南非女文學家》《莫佛羅及其著作》刊登在1921年到1923年的《東方》雜志，可以說是中國人真正意義上第一次接觸南非文學。胡愈之在譯介中的筆觸生動形象，引起了中國讀者對南非人民深深的同情，也更激發了中國讀者的反帝國主義情緒。嚴格意義上來說，莫佛羅（Thomas Mofolo）還算不得南非人，他出生于萊索托，但使用南方班圖語（即塞索托語）寫作，他的作品《沙卡》反映的正是南部非洲當地人民如何反抗白人殖民者，在當今大多數南非人看來，也算作南非文學的一部分。

現當代南非文學和中國文學的碰撞可說是風云際會。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南非文學家納丁·戈迪默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關注起南非文學。總的來說，貫通整個南非文學史的要素可以概括為：種族主義壓迫、和平反抗壓迫，以及南非特有的地域書寫。讓中國學界產生強烈共鳴的是前兩個要素。

與中國近現代文學不同，南非的近現代文學表現出語種紛繁的特點，這一特點又展現出南非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反抗精神和意識。早在17世紀，荷蘭殖民者就踏上南非土地并且開始殖民統治。荷蘭殖民者帶去了一部分西非和中北非的黑人奴隸，將他們和南非當地土著居民一同稱作“有色人種”，進行種族隔離和種族壓迫。這個時期，南非得以傳世的文學主要是以阿菲利加語（即荷蘭語的非洲版本）撰寫的作品，但事實上，早在荷蘭殖民者到來之前，南非就已經誕生了以班圖語系為主的口頭文學，這些文學作品口口相傳，不僅具有一定的文學性，而且對人類學、考古學都是有力的佐證。然而隨著西方殖民者的不斷傾軋，這些口頭文學大多已失傳，有些語言甚至都已消失，例如西方殖民者到南非后，科伊人及其語言都已消失，如今在南非只流傳著他們的寓言故事。殖民者開展殖民教育，建立了阿菲利加語學校，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時，南非就出現了路易斯·雷波特（C.Louis Leipoldt）和朗恩霍芬（Cornelis Jacobus Langenhoven）等白人詩人，早期白人詩人的關注點大多是當時如火如荼的英荷戰爭，表達對戰爭的不理解和憎惡、對和平寧靜生活的憧憬和向往。這些詩歌在南非廣泛傳頌 ，成為植根南非民間的和平主義種子。然而，這些詩人并沒有表現出對南非當地土著居民和黑人奴隸的關切，盡管雷波特的散文中透露出對于種族隔離制度的質疑，但總體來說，這段時期的阿菲利加語文學主題集中在殖民者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上。

這場戰爭的起因是崛起后的大英帝國開始著手殖民南非，與早年的荷蘭殖民者（稱為波爾人）發生了激烈沖突。戰爭的慘烈程度催生了阿菲利加語文學迅速升溫，盡管當地“有色人種”被文學作品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但他們被裹挾進戰爭卻是不爭的事實。戰爭的近代化水平使得還廣泛處在原始社會的南非本土“有色人種”意識到，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文明才可能達成民族獨立。所以這一階段的南非黑人文學主要以譯介和重新講述西方文學為主。例如梭托族詩人馬洽卡（S.R.Marchaka）就用梭托語重述了荷蘭詩人馬爾蘭特的騎士詩歌，在重述中，馬洽卡將歐洲的騎士改成了非洲部落的勇士，在南北梭托族各部落都受到廣泛喜愛。

相較而言，中國這一時期的文學也是以譯介為主，翻譯家嚴復和林紓都翻譯了數量可觀的西方文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林紓并不認識外文，都是聽人講述然后改編而成的，與南非馬洽卡翻譯再加工的西方文學本地化操作流程異曲同工。

在殖民擴張甚囂塵上的時代，南非和中國的本土文學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學習、譯介西方文學的道路，這也為兩國文學在20世紀的交相輝映提供了人文基礎。

20世紀中期后，中南兩國文學都走到文學史的拐點，在南非，由于白人政府嚴酷的種族隔離政策和高壓態勢，很多黑人作家遭到打壓，他們的聲音一度無法傳遞。當時，南非政府推行阿菲利加語教育，反抗的文學家們便用英語書寫，英語這一殖民者帶來的語言，反而成為南非人民對抗壓迫、爭取自由的工具，充分展現了歷史的吊詭。同時期，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中國文學也煥發出嶄新色彩，反映新舊社會的現實主義作品層出不窮，學者們也關注到南非文學這一充滿生機的領域。《譯文》雜志在上世紀50年代就翻譯出版了南非早期英語作家奧利佛·施萊納（Oliver Schreiner）的《一個非洲農場的故事》，該作品在南非獲得較大成功，引起錢鍾書等中國學者的關注。其作品中的非洲特色景物和事件描寫，打開了中國人認識非洲文學之門。英語書寫確實更有效地向世界傳播了南非文學。20世紀90年代，隨著納丁·戈迪默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南非白人獨裁政權的倒臺，南非文學逐漸走上世界文學舞臺，也更加深入到中國讀者心中。

戈迪默的小說《陌生人的世界》描寫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羈絆和友情，主人公胡德自英國到南非后，看到貧富差距懸殊的兩個世界同時存在于約翰內斯堡，兩個世界的人互不交流，即便分工合作，也各自扎堆互不往來。小說探究了種族之間隔閡的成因，批判了種族隔離制度帶給南非人民的苦難，因觸怒了當時的南非當局而被長時間禁毀。她1966年出版的《已故的資產階級世界》同樣因為批判種族隔離而遭到長時間禁毀。盡管如此，戈迪默的文學天才和正義的筆觸早已得到全世界的認同，這種認同催化了南非種族主義制度的崩潰。在中國，陸建德是較早關注到納丁·戈迪默的國內學者之一，他譯介了戈迪默多部反對種族主義和獨裁政治的小說，除了前文所述《陌生人的世界》，還有諸如《星期五的足跡》《不是為了出版》等小說。作品的譯介也引起當代中國作家的共鳴，阿乙曾多次提到戈迪默，稱自己的創作靈感和思路受到了戈迪默的影響。

進入21世紀，南非的種族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但戈迪默依然筆耕不輟地創作新作品。《新生》寫作于2006年，2008年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中文版，在國內引起不小轟動。《新生》不再以種族問題為切入點，而是圍繞罹患癌癥的生態學家保羅的思考展開，充滿了薩特學派存在主義哲學的思想。客觀的說，戈迪默晚期的作品已近乎融入大英語文學體系之中，無限接近英美文學范疇。2012年出版的《更待何時》（No Time Like Present）盡管也聚焦南非政治，但用趙白生的話來說，這部小說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這種轉變一方面來源于南非政治格局的巨變，一方面也來源于戈迪默寫作態度的轉變。轉變后的戈迪默同樣受到中國文學界的關注。因為英美文學批評體系的培養，中國的外國文學學者更容易接受轉變后的戈迪默，也尤為熱衷對她后期作品進行品評。一些學者認為，戈迪默寫作態度和關注視角的轉變是因為南非文壇又崛起了一顆新星——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

庫切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一直是中國的外國文學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廣被提及的是其作品《恥》。中國學者們從各個角度深入挖掘和解讀該作品，有的從后殖民角度理解，有的從心理分析入手，還有的從動物視角切入。小說被認為描述了南非后種族主義時代的社會問題和狀況。中國學者的共鳴或許來自于中國也經歷過或正在經歷類似的情況。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南非擺脫種族主義。但之后，南非人民在嶄新道路上也遇到不少問題，這是歷史必然，并非不可解決，而應該正視。這一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成績，同時，也遇到一系列問題，敢于正視問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才能在前無古人的道路上繼往開來。

庫切的小說，就是對后種族主義時代各類問題的一種正視，盡管小說并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或解決思路，但發現問題、正視問題的社會擔當已足以讓庫切成為南非文學史上的大家。近年來，在針對庫切小說的批評中，一些西方學者過分夸大小說中反映的南非民族獨立以來的問題，甚至對比白人獨裁統治時期和南非民族獨立后的國家狀況，提出顛倒黑白的言論，認為庫切的小說說明了南非的民族獨立并不能給南非人民帶來幸福生活。中國的外國文學學者對此予以了回擊。民族解放之路不單單對于南非而言是正確的，對于整個人類而言都是正確的。戈迪默和庫切反映南非民族解放后的社會問題，并不是否定民族解放，而是在正視眼前存在的問題，并積極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由此，學者蔣暉就提出，中國學者研究非洲文學要有自己的方法和范式，不能拘泥于西方文學理論的框架，更不能過多受到西方學者的影響。在《載道還是西化：中國應有怎樣的非洲文學》一文中，蔣暉以庫切的《福》為例，運用后殖民理論分析文本，提出西方研究南非文學的局限性以及中國基于自身研究南非文學的可行性。相同的歷史境遇和經濟背景，讓南非文學和中國文學的交流與互讀有了更加新穎的前景。

2017年4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劉延東訪問南非，與南非相關負責人一起召開了第一次中國-南非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會議，為中國和南非的文學交流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活動平臺。自中國-南非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建立以來，南非的中國文學熱開始遍布開來。

中國與南非的文學互動交流仍有很大的深化空間。自1989年劉新粦撰寫《南非英語文學初探》以來，中國學者的目光大多集中在南非英語文學上，對阿菲利加語和祖魯語的文學作品鮮有涉及，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其次，中國對于南非文學的了解還多集中于學術層面，譯著都集中在如庫切、莫塔等學術型作家的作品上，未來或可更多引進出版南非不同種類的文學作品，讓兩國人民通過文學作品而實現價值互鑒。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不斷實施，中國文學未來還要更加深入南非，取得南非讀者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