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1月21日，赫爾岑在巴黎去世。消息傳至俄國，卻無太多反響，即使有提及者，也多半聚焦于政治活動家赫爾岑。畢竟，作為一位老牌的流亡派，赫爾岑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在1863年波蘭事件之后，赫爾岑及其《鐘聲》因為支持波蘭獨立而在俄國民眾中聲望大跌。赫爾岑本人在《往事與隨想》里說：“到1863年底，《鐘聲》的發行量從兩千五百、兩千份，跌到了五百份，從此再也沒有超過一千份。”然而，赫爾岑畢竟是在俄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留下重大影響的人物，對他在1848年革命后的思想轉變，此時的俄國仍然有人在默默關注并加以認真的研究，文學批評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Н. Н. Страхов，1828-1896）便是其中的一位。

1870年三、四、十二期的《曙光》（Заря）雜志發表了斯特拉霍夫的長文《赫爾岑》，全文共分三章，按1887年的單行本版本來看，長達一百六十八頁，分別題為《赫爾岑的文學作品》《對西方喪失信念》以及《與西方思想的斗爭·對俄國的信念》。從標題不難看出：在斯特拉霍夫的闡釋中，赫爾岑走過了從流亡到回歸的道路：即抨擊俄國——抨擊西方——回歸俄國。這個過程，體現了赫爾岑對俄國及西方思想的逐步認識，對以東正教文明為代表的俄羅斯文明的重新肯定。可以說，這個觀點是此前的赫爾岑研究中極少被提到的，當然也可能是出于有意識的忽略。

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一開篇就指出時人對赫爾岑的諸多誤解，即：都將赫爾岑看作一位政治活動家，而忽略了他作為文學家的一面。斯特拉霍夫將赫爾岑的身份定位為“文學家與宣傳家”，并且“赫爾岑不是簡單的宣傳家；他首先是文學家，即著名思想和觀點的持有者，對他來說，說出這些思想觀點才是主要的基本使命。宣傳家的角色只是部分與其觀點相合，大部分與之激烈沖突”。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斯特拉霍夫將赫爾岑首先定義為文學家，但他的關注點卻并不在文學的藝術表現形式方面，而是在他所謂的“著名思想和觀點”上。在這樣的前提下，《赫爾岑》的第一章便是批評家對赫爾岑主要文學作品的逐一點評，概括其中蘊含的思想歷程，最終得出作者的一個基本認識：赫爾岑是一位悲觀主義者。

批評家從《一個青年人的回憶錄》（1840）開始談起。重點在于主人公與波蘭人特倫任斯基的關于歌德的不同看法，在這里響起了作者懷疑主義的第一聲嘆息。特倫任斯基見過兩次歌德，這對崇拜歌德的“我”來說顯然非同尋常。但事實正好相反：歌德給人留下的是不問蒼生疾苦，高高在上的形象。正如斯特拉霍夫指出的：“故事的意義與赫爾岑的諸多內心渴望一致，是相當多元的。第一，有對權威的否定……第二，有對現實利益，對于詩人和思想家相對立的活生生的人（重點系原文所有，下同）的同情。”在斯特拉霍夫看來，赫爾岑此時已意識到了生活（жизнь）與理論（теория）之間的沖突性：如果強調理論至上，那就需要像歌德一樣回避生活，如此方能取得理論的純粹性；反之則必然導致痛苦，因為生活的豐富多彩是任何一種理論都無法涵蓋的。正如歌德在《浮士德》里所說：“理論全是灰色，敬愛的朋友，生命的金樹才是常青。”其實，赫爾岑的創作恰恰體現了東正教人本主義的思想，即使得思想和理論更加貼近人的生活，表現了東正教文明的人文關懷。盡管從表面來看，強調西方文明與理性的赫爾岑似乎與東正教思想格格不入。

在對《誰之罪？》的分析中，斯特拉霍夫進一步指出了赫爾岑創作的主題：生活的偶然性與人性的荒誕。對于上述主題，赫爾岑在《關于一部戲劇》里提出了三種解決方案：一、斯多葛派的形式主義；二是宗教；三是公共利益。斯特拉霍夫最贊賞的是宗教：“這個方案顯然是最完整的、最清晰的也是最令人滿意的。”正如赫爾岑所言：“宗教走向另一個世界，塵世的熱情可藏匿其中。……宗教是人控制熱情的唯一的、自由的寶貴道路。”宗教使得人的心靈打破了個人的封閉，與永恒世界結合起來。然而，在宗教的永恒世界與個人的心靈世界之間存在著一個現實的社會。個人如何通過社會與永恒聯系，這是一個新的問題。這就涉及第三點，即公共利益。將個人與社會福祉相聯系，這是啟蒙時代以來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思想觀念。然而在赫爾岑這個時代，“周圍的一切都遭到批評家質疑的目光。這是過渡時代的病癥”。一切都在變動，包括公共利益本身。這就注定了所謂的個人投身于公共利益的方案在當時注定是一種純理論上的解決方案。這就像伏爾泰的《老實人》最后說“種自己的園地要緊”，歌德塑造的浮士德最后在改造自然、填海造田的偉大事業中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一樣，都只是揭示了啟蒙思想在理論上的可能性。因為在當時的歐洲環境下，哪里的園地可以自由耕作？哪里的海邊可以圍海造田？可能正出于此，斯特拉霍夫才說：“赫爾岑的公式具有過于寬泛的意義因而毫不能概括他個人的思想。”

斯特拉霍夫接下來還分析了《克魯波夫醫生》等作品，但主要觀點還是與上文所述一致，即他在論文第一章最后一節《赫爾岑的主要發現》概括的：“我們至此分析的主要是赫爾岑的文學作品，因而在其中體現的是他對生活的總體看法，總體傾向。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清楚地證明了這一傾向的主要特點是悲觀主義。”

第二章《對西方喪失信念》首先談的是“何為西方”或者說俄國知識分子想象西方的由來。斯特拉霍夫在這里先后評論了斯拉夫派及黑格爾主義的問題，實際上介紹了赫爾岑思想的成長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拉霍夫在這里指出：“在所有無休止談論西方，拜倒在西方的人之中，赫爾岑是一個真正成熟的人，對于西方作出了獨立的評價。對于格拉諾夫斯基和別林斯基來說，西方是融合了自己想象的遙遠的他者世界；對于赫爾岑來說，西方就是他的祖國，他滿懷自信、毫不怯弱地談論它并生活于其中。”這就使得赫爾岑的西方想象在當時的俄國知識界更具有真實性和代表性。

然而，恰恰是這樣的祖國在1848年之后給予了赫爾岑重重一擊，使他一下子不知所措，這一點在他的《彼岸書》里流露得特別明顯：“長期以來我們研究了歐洲衰落的機制——在它的所有階層所有地方都發現了死亡的氣息，只有遠處偶爾聽到預言。我們起初也希望過，相信過、努力地去相信。垂死的斗爭如此迅速地改變了一個又一個的特點以至于不能自我欺騙了。生活像黎明前窗戶里透出的最后一絲燈光漸漸熄滅了。我們被打敗了，被嚇壞了。對于死亡的可怕成就我們袖手旁觀。我們在二月革命中看到了什么？完全可以說，兩年前我們還年輕，而現在卻老了。”這應該是赫爾岑對自己多年來思想的一個總結，從中不難看出他的悲觀乃至絕望心態，而這恰恰是斯特拉霍夫在下文所要揭示的：“由此，赫爾岑走向了完全的絕望。這是我們第一個對西方絕望的西方派。”然而人畢竟還要生存，絕望方能促生希望。正是在絕望的逼迫下，赫爾岑思想有了一個質的轉變，即第三章的題目《與西方思想的斗爭·對俄國的信念》。

這一章實際上也是斯特拉霍夫論述的重點，因為他要借赫爾岑的選擇提出俄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因此第一節的題目就是《我們問題中最本質的一個問題》——“我們的精神獨特性問題。我們俄羅斯人是什么人？我們在思想和道德方面是否形成一個獨特的民族，能在自己的歷史里發現特殊的元素以供創造特殊的文化？或者我們應該保留相同的主張，一切服從歐洲，就像比利時對法國的關系？”所以，斯特拉霍夫談的是赫爾岑，真正著眼的是俄國文化獨特性的問題。赫爾岑的抉擇對這個問題做了最好的回答，用他的話說是：“對俄國的信念——在道德崩潰的邊緣拯救了我。”

那么，什么是“俄羅斯信念”呢？斯特拉霍夫借助赫爾岑的《彼岸書》（1851）做出了解釋。首先，斯特拉霍夫指出：“在赫爾岑的一生中沒有什么事件比這次斗爭更重要；在他的作品里，沒有哪一本書可與《彼岸書》相提并論。”其次，“在這本書里，他論述了自己對俄國人民的一些斯拉夫派的觀點。他指出了東正教高于天主教，指出了俄國缺乏封建主義卻保存了農村村社等方面”。換而言之，“俄羅斯信念”體現在東正教的優越性，體現在村社的獨特性等方面。對于東正教的問題，赫爾岑談得比較含糊：“我覺得在俄國生活中有一種高于社會，強于國家的東西。這種東西不可言傳，更難闡明。我說的是那種內部的，沒有完全意識到的力量。它如此神奇地挽救了金帳汗國和德國官僚桎梏下的俄國人民，他們被東方韃靼人的鞭子和西方下士的棍棒折磨。這種內部力量保存了俄國農民在農奴制狀態下受到侮辱性壓迫之后仍具有完美的開朗的特性，和活躍的頭腦。這種力量使得一百年之后俄國社會仍能以普希金這一偉大現象來回應沙皇發布的命令。最后，這是一種活躍在我們心中的力量和信念。”

雖然文中并沒有提到東正教，但結合俄羅斯文化發展的歷史，似乎除了東正教也沒什么精神力量可以起到如此之大的作用。不妨比較一下東正教哲學家謝·布爾加科夫對東正教心靈的論述：“這顆心靈所尋求的神圣性（俄羅斯人民在‘神圣的羅斯’這個名稱中表達了自己的追求）就是最大的容忍和自我犧牲。……此神圣性中有一種最內在的，同時也是英雄主義的成分：宗教意志和修行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力圖脫掉自己的自然形象，戴上基督的形象。”同樣是受苦受難，同樣是創造英雄事跡，兩位思想家在這里論述的是同一個對象。雖然東正教沒有天主教那樣注重外在的儀式，但它所具有的強大精神力量卻是俄國人民的力量源泉。東正教這種不可言說的神秘性，一方面構成了它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是它高于天主教的優越之處：“在諸多宗教類型中，東正教的特點是沒有充分的現實性和外部表現，但正因如此，其中基督啟示的天上真理最少被歪曲。”

既然意識到了俄羅斯信念的特殊（或者說優越）之處，那么俄羅斯該往何處去；俄羅斯文化的特殊性在哪里？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在1854年2月所寫的《舊世界與俄羅斯》一文中，赫爾岑提出：“自然產生了一個問題——俄國是否應該重復歐洲發展的一切階段？或者它應該走一條不同的革命道路？我堅決反對重復歐洲人的老路。……人民不需要重新開始這種痛苦的努力，他們為什么要為那些我們遇到的、只能是引起其他問題和激起其他渴望而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而流血呢？”赫爾岑的結論是回到俄國本身，走一條有俄國特色的政治、文化建設之路，就像東正教文化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多年后所說的赫爾岑“越出了西方派的陣營而捍衛了俄羅斯的特殊道路”。這一點，正是斯特拉霍夫寫作該文之用意。

斯特拉霍夫是十九世紀中后期俄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哲學家，素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交好，此君立論新穎，角度獨特，在當時的文學界、思想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但因與別車杜等人有過激烈的文壇論戰，因此在蘇聯時期極少被人提及，包括他的這篇長文。1922年，多利寧（Долинин А. С.，1880-1968）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赫爾岑》，其中涉及到斯特拉霍夫對赫爾岑的評價，但也寥寥數語一帶而過。其余赫爾岑研究者即便偶爾提及，也都認為斯特拉霍夫過于夸大了赫爾岑的悲觀主義情緒。因為按照列寧的基調，盡管赫爾岑有諸多不足，但畢竟是屬于“十九世紀前半期貴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列寧語），完全將其歸結為“悲觀主義”顯然不利于塑造赫爾岑的革命家形象。不過，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琳達·格斯坦因（Linda Gerstein）倒是指出了斯特拉霍夫這篇文章的獨到之處。在文初提及的那本傳記里，格斯坦因除了指出“對俄羅斯人來說，赫爾岑是‘與西方斗爭’的完美典范”之外，還認為“斯特拉霍夫是第一位看到赫爾岑身上斯拉夫主義一面的人”。在此基礎上，老一輩學者之一的圖尼曼諾夫（Туниманов В. А.，1937-2006）對《赫爾岑》說了幾句公道話：“斯特拉霍夫的這部著作屬于批評家最有才氣最鮮明的著作。斯特拉霍夫完全有權力為他關于赫爾岑的文章及同時代人對此的反響而驕傲……”不過那也是1987年的話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俄國社會保守主義思潮再度興起，斯特拉霍夫以其鮮明的反西方立場進入了讀者的視野。2010年由俄羅斯文明學院出版的文集即以《與西方的斗爭》為名，并以《赫爾岑》一文為主干，這充分體現了俄國思想界對斯特拉霍夫這篇文章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