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樣，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兒在一大塊麥田里玩一種游戲，有幾千個，旁邊沒人——我是說沒有歲數大一點兒的——我是說只有我。我會站在一道破懸崖邊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個跑向懸崖的孩子——我是說要是他們跑起來不看方向，我就得從那兒過來抓住他們。我整天就干那種事，就當個麥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這個想法很離譜，但這是我唯一真正想當的，我知道這個想法很離譜。”

在孫仲旭譯本中，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中這句“名言”如此平易近人，遠沒有施咸榮譯本那么鏗鏘有力。

在漢語世界，大多數“塞林格迷”是被施咸榮譯本感動的。

2019年1月1日，恰逢塞林格誕辰百年，為紀念這位巨匠，譯林出版社推出《塞林格全集》，這是塞林格的作品首次在中國結集出版，皆為塞林格基金會權威審定的新譯本。

名為全集，事實上并不全。未收塞林格早期的《去看艾迪》《竅門》《瓦力昂尼二兄弟》《麥迪遜的輕度反叛》《破碎故事之心》《顛倒的森林》等短篇小說，也未收晚期的《哈普沃茲16，1924》。

全集在兩點上體現了塞林格風格：其一，封面設計極簡。其二，沒有前言、后語之類。其最大的價值在于：忠實于塞林格文本的原貌。它們是瑣碎的、解構的、反句子迷的，每個故事皆平淡無奇，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明白塞林格究竟想說什么。

事實上，讀塞林格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這多少讓人恐慌：在越來越強調輕松的時代，塞林格會不會也被遺忘？他曾經的反抗與掙扎，是否還有意義？

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

塞林格的人生與小說有兩大主題：失敗的成長與失敗的愛情。

塞林格的成長堪稱失敗，他從未能實現父母的期望。他有六段失敗的感情經歷。

“二戰”后，塞林格曾重返維也納，試圖尋找初戀，但那個猶太女孩已經死去，她成了小說《一個我所知道的女孩》（未收入全集）的主角。

塞林格曾愛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尤金?奧尼爾的女兒烏娜，她虛與應付，趁塞林格服役之機，嫁給了笑星卓別林。在小說《傷感的中士》（未收入全集）中，塞林格隱晦地諷刺了卓別林。

1946年，塞林格與一名生在德國的法國女子結婚，僅維持了不到8個月。后與克萊爾結婚，生下一兒一女，共同生活了13年。5年后，塞林格與在校大學生梅納德同居，一年后二人分手。73歲時，塞林格又與小他40歲的護士結婚。

失敗的成長與失敗的愛情相互纏繞，所以在塞林格筆下，教授大多虛偽、世故，女孩大多膚淺、虛榮（《弗蘭妮》除外）。

長大是人必經的潰爛

塞林格的寫作常被“童真之頌”“守望童真”等大詞遮蔽。

按這種圖解方式，則“充滿欲望的成人世界”和“純真的兒童世界”相互對立，塞林格筆下的泰迪、考爾菲德、祖伊等因“早慧”而參透了前者的虛幻，不得不背負起“半智者”的負擔。

概括固然精彩，卻有用哲學智慧遮蔽小說智慧之嫌。

沿著哲學智慧，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該如何解決？如果只是高級牢騷，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可在小說智慧中，作家不承擔給出解決方案的義務，作家的義務在于發現人的真實狀態，并挖掘其中的故事性。

“發現”才是塞林格小說中最有趣之處，而非抱怨。他的“發現”石破天驚——長大是人必經的潰爛。

所謂“長大”，是一個現代概念。在前現代文化中，并無“童年”“少年”等說法，孩子被認為是壓縮版成人，而教育是奢侈品，只有很少孩子能享受到。

現代社會的代價之一，是人需要漫長的教育才能適應它。于是，成人們通過信息遮蔽、暴力、集體生活等方式，強迫孩子們接受被管制的狀態，這被法國哲學家福柯稱為“監獄式社會”。

塞林格小說的價值就在于，面對琳瑯滿目的商品、搞笑的娛樂節目、蜂擁而至的帥哥美女，發出一聲斷喝：我真愿接受這種潰爛嗎？

他不需要一個好故事

讀塞林格，應回到他的文本中去。

將塞林格的作品與王朔的作品對讀，共同處在于：特別痛快淋漓，厭惡消費主義文化的玻璃感，對拯救感到茫然。不同處在于：讀王朔的人會覺得自己已成覺悟者，更愿主動出擊，讀塞林格的人會覺得自己是受縛者，更愿逃匿。

王朔也寫了許多悲劇，為何沒能產生塞林格小說同樣的效果呢？從格拉斯系列便可見端倪。

格拉斯系列共有6篇小說，即《抓香蕉魚的最好日子》《弗蘭妮》《抬高房梁，木匠們》《祖伊》《西摩：小傳》和《哈普沃茲16，1924》（前5篇均收入全集中），其中都出現了西摩?格拉斯。

西摩?格拉斯的名字似有隱喻，在英語中，音近“看到更多玻璃”。西摩也是一名“早慧”者，他的憤世嫉俗對弟弟、妹妹們產生巨大影響。他莫名其妙地愛上膚淺女子穆麗爾，卻又在婚禮時不肯出席，得罪了幾乎所有人。

婚后，西摩和妻子去海邊度假。妻子在賓館里修指甲、讀《性：樂園抑或地獄》，通過打長途電話與母親顛三倒四地瞎聊。西摩則乘著橡皮筏，在海面上與一名五六歲的小女孩西比爾閑聊，說海中有一種香蕉魚，會鉆到香蕉洞中，不停地吃香蕉，因越來越胖，它再也無法游出洞口，最終死于香蕉熱。

這顯然是一個關于物質主義的隱喻。西比爾卻說，她看到了香蕉魚嘴里的6只香蕉。

西比爾讓西摩懂得，連孩子也已變得滿口謊言，所有的拯救之路都已被堵死。回到房間后，西摩開槍自殺。

左右塞林格小說中人物命運的，是精神上無法承受的苦痛。塞林格不需要設計一個好看的故事，不需要在故事中暗藏結局的合理性，所以他的悲劇更具感染力。

大家都在說謊

小說是漸次打開的藝術，留住讀者是作家一生都在修煉的功夫。塞林格小說的故事情節都比較簡單，他是如何留住讀者的呢？在《弗蘭妮》中，有特別精彩地展現。

一般認為，《弗蘭妮》的原型是克萊爾。塞林格追求她時，她才19歲，正在大學讀書。塞林格希望克萊爾輟學，遭到拒絕。克萊爾一度與別人結婚，幾個月后雙方分手，克萊爾與塞林格結婚。

塞林格一生都在尋找年輕的、不懂世事的女性，在戀人之外，他更愿充當父親。

《弗蘭妮》的主角弗蘭妮與名校學生賴恩約會。賴恩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子弟，他們“不管輪到哪個說話，沒一個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陳詞，就好像是在一勞永逸地解決某個極端有爭議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讓大學外面的那個世界一籌莫展，已經瞎忙活了幾個世紀”。

賴恩高談闊論著小說、詩歌和戲劇，但最關心的還是論文能否得一個“大A”。弗蘭妮努力扮演著文學愛好者，以配合賴恩的演說，在演說中，賴恩竟能從容地吃下蝸牛、青蛙腿和沙拉。

塞林格筆下的女性多是物質女性，《麥田里的守望者》曾遭女性讀者的批評，《弗蘭妮》很可能是女版的《麥田里的守望者》，精描了女性的自我覺醒之路。

考爾菲德選擇了逃離城市，弗蘭妮則在漫長的忍耐后，終于暈倒。

塞林格喜歡寫對話。生活即舞臺，人人都戴著語言面具，這便扭曲了對話本應有的邏輯，展現出內心的深戲：大家都在說謊，都以為自己是主角，卻都在虛度人生。這構成了塞林格式的豐富，遂能免于拿捏情節的干擾。

這個啟蒙來得有點晚

早在1963年，《麥田里的守望者》已有中譯本，只可“內部發行”，直到1983年，方能公開出版。幾年后，這本寫給中學生的書意外在大學校園中走紅。

在當時，中國讀者尚沉浸在現代教育的神話中，將其視為救世良藥，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然而，艱難地通過高考后，才發現：生活本身并未改變。

從夢想跌落到現實，逼迫人們反思存在。

《麥田里的守望者》稱是一代人的“啟蒙之書”，太多人從它開始追尋自我。但這個啟蒙畢竟太晚了，受啟蒙的基本都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當他們帶著“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心態閱讀這本小說時，它變成了一種思想。

我們看到的塞林格是一名隱士、一位思想家和一尊人生偶像，偏偏不是小說家。

從那時到現在，中小學生的負擔顯著增加，在今天，還有多少孩子讀塞林格呢？畢竟，小說提供的抵抗實在是太脆弱、太有限了，遠沒有電子游戲那么直接。

電子游戲提供了一個可以玩弄、可以操縱的空間，沉入其中，人便無需承擔覺醒之痛。

終于明白塞林格在說什么時，一代人已經老了，或者成了賴恩，或者成了斯賓塞先生（考爾菲德的老師，偽君子），或者成了穆麗爾……成為他們年輕時所厭惡的角色。

前一代人在誤讀，下一代人干脆不讀。也許，塞林格會漸行漸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