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文學在遭受以市場化為主的制度性沖擊和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技術(shù)性沖擊下，正在進入重組和再生的艱難過程。20世紀留給我們的兩大文學遺產(chǎn)可以歸納為“人民學”和“自我學”，現(xiàn)今這兩大遺產(chǎn)出現(xiàn)了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人民”從魯迅、契科夫所倡導的“人民路線”變成了抗日神劇中“僵硬空洞，虛假可笑”的對象；“自我”也逐漸遠離個性，離復制和流行更近，展露出一種自戀、自閉、自戀的面目。“文青”“文藝腔”“文科生”“中文系的”這些詞，眼下早已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聲名狼藉，總是成為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對象。為何會發(fā)生如此轉(zhuǎn)變？從總體來看，文學是在什么時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點以及號召力？或者說，脫胎于20世紀的兩大遺產(chǎn)之后，作家們還能寫什么，又該如何寫？針對這些問題，2018年11月30日，百余位政商學界人士齊聚“價值重建論壇暨《文化縱橫》雜志創(chuàng)刊十周年”活動，共同探討“全球變局與價值重建”和“當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危機”兩大議題。本文為韓少功先生在論壇上的致辭。

來到今天的會場，發(fā)現(xiàn)受邀與會的作家太少，似乎印證了當前文學在總體上低落和邊緣的地位，但我仍愿意頑強地為文學發(fā)聲。

從全球范圍來看，文學正遭受以市場化為主的制度性沖擊，還有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技術(shù)性沖擊，正在進入重組和再生的艱難過程。與此同時，思想動力不足，也明顯成為當下文學發(fā)展的一大制約。

回望歷史，19世紀的文學曾鮮活、豐富、廣博地表現(xiàn)人間百態(tài)，實現(xiàn)了某種百科全書式的認知井噴，富有煙火氣和重口味，富有巴爾扎克所稱“我將粉碎一切障礙”的豪邁激情，將文學從《荷馬史詩》時代那種神學、準神學的狀態(tài)，推向了“文學即人學”的廣闊大地和火熱高潮。不過，當時流行的人道主義和善惡模式，作為文學的聚焦區(qū)，作為啟蒙思潮的重要部分，進入20世紀后卻出現(xiàn)了分化。

情況之一，“人學”成為“人民學”，或者說文學中出現(xiàn)了人民路線。陀斯妥也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學成就時，提到了“人民性”這個新詞的三大內(nèi)涵，即表現(xiàn)“人小物”的民眾生活，汲收民眾語言，代表民眾利益。后來，托爾斯泰、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契訶夫等俄國作家，大多成為這種憂國和親民的接棒手，一直影響到中國以及東亞“為工農(nóng)大眾”的“普羅文藝”、乃至波及全球的“紅色三十年代”。毫無疑問，深重的人間苦難，非同尋常的階級撕裂和民族危亡，構(gòu)成了后發(fā)展國家這種文學潮流的深刻背景和強大推力。魯迅懷疑抽象的人性，說流汗也得分“香汗”與“臭汗”，已有階級論的思想內(nèi)核呼之欲出。托爾斯泰不贊成“西歐主義”，斥責莎士比亞不道德的“肉欲誘惑”，也與早期人道主義拉開了足夠距離，其激烈態(tài)度甚至被列寧懷疑為過了頭。

情況之二，“人學”成為“自我學”，或者說文學中出現(xiàn)了自我路線。這種現(xiàn)象多發(fā)生在發(fā)達國家，發(fā)生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內(nèi)部危機中。尼采的“酒神”說、弗洛伊德的“本我”論和“潛意識”論等，提供了另類的思想資源。從世紀之交開始，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伍爾芙等這些歐美作家，差不多不約而同地“向內(nèi)轉(zhuǎn)”，把文學這一社會的廣角鏡，變成了自我的內(nèi)窺鏡，直到后來捷克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爾赫斯，連這些身處西方外圍地帶的作家，也投入了反理性、反社會的一哄而散和各自獨行，其作品彌漫出孤絕、迷惘、冷漠、焦慮的風格。“他人即地獄”，薩特的這一句名言，打掉了人道主義的樂觀與溫情，鼓舞了多少所謂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作家，進入一種憤世幽閉，或一種玩世放浪。他們的自言自語甚至狂言囈語，不易引來大眾閱讀市場的歡呼，卻一直成為院校精英的標配談資，成為某種不安的都市文化幽靈。

這種“人民學”和“自我學”，構(gòu)成了20世紀兩大文學遺產(chǎn)，從不同角度拓展了對“人”的認知，豐富了人類的審美經(jīng)驗。

但不論是哪一種遺產(chǎn)，都一直充滿爭議并且魚龍混雜。也許是能量耗竭和透支的原因，它們還雙雙面臨日后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文革”中諸多“造神”的工農(nóng)兵文藝，還有當下廣受非議的“抗日神劇”以及其它各種準神劇、半神劇的泛濫，讓文學中的“人民”一再變得僵硬、空洞、虛假、荒唐可笑，讓受眾們一再避之不及。在另一方面，原子化的獨行者們也并非靈感大神。“文青”及高齡“文青”那種自戀、自閉、自大的文字，無論是幽閉式的、狗血式的、還是雜耍炫技式的，無論是“沉默的”（布朗肖語）、“零度的”（羅曼﹒羅蘭語）、還是“無意義的”（昆德拉語）寫作，都讓文學中的“自我”越來越面目雷同，離個性更遠，離復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為另一款神話，另一種心理傳染病，以至“文青”“文藝腔”“文科生”“中文系的”這些詞，眼下早已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聲名狼藉，總是成為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對象。

事情為什么會這樣？從總體來看，文學是在什么時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點以及號召力？或者說，脫抬于20世紀的兩大遺產(chǎn)之后，作家們還能寫什么，又該如何寫？

文學來源于生活的應有之義，就是文學來源于人們所認知的生活，因此總是受制于人們認知的意愿、方法以及成果積累。事情很明顯，世界不再是原來的世界。隨著市場化、消費化、全球化、知識/信息化的大潮撲來，新的剝削方式和剝削機制迭出，舊時的階級圖景正日漸模糊，甚至所有者不一定富，受雇者不一定窮，那么誰是人民，誰又不是人民？在社會結(jié)構(gòu)劇烈重組的情況下，階級尺度與道德尺度、文化尺度等，又該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統(tǒng)一？不久前本人在《文化縱橫》發(fā)表的《階級長成了啥模樣》一文，就是試圖進入這一話題。

再說自我：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實都是可以格式化、數(shù)據(jù)化、復制化、甚至能精確預測和管理的——哪有作家們以前想象的那么獨立和特別？當人的體力和智能都一步步被機器替代和接管，很多有關專家發(fā)現(xiàn)，人類最后的差異性，恰恰表現(xiàn)于人的情感、精神、價值觀、創(chuàng)造力——而這一切，恰好是生存環(huán)境和群體關系千變?nèi)f化的產(chǎn)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邊界，不再那么“自我”。前不久《文化縱橫》組織有關人工智能和“后人類”的討論，也有助于打破很多“自我”人士的鏡前舊夢，放大他們的心智關切半徑。

文學可能仍是“人學”，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大可能回歸神學或半神學，也不大可能淪為物學或半物學。

那么，在認知“人”的漫漫長途上，借助人文社會各個學科的互相激發(fā)和互相推動，文學家應該比上一個世紀的同行們做得更多。不過，這一次，放在全球的視野里，是理性走在前面，靠思想鉆頭掘出文學新的富礦；還是感性走在前面，靠文學沃土育出思想新的壯苗，我們且等著看，還需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