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民學習 向生活學習·重溫當代現實主義經典作家】

在新中國成立后居于當代文學重要位置的第一代作家，大都經歷了相似的生活和創作道路。他們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深入革命生活，體驗革命人生，認識和理解革命思想，進而拿起筆開始創作，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之后，以他們與時代精神相呼應的文學成就構成了新中國文學的主流陣營。杜鵬程就是其中的一位。

創作中的杜鵬程

柳青說：“不用和老杜交談，看作品就知道作家吃了多少苦”

杜鵬程（1921—1991）出生于陜西韓城縣蘇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少時體驗了“饑餓比上帝更有力量”的悲慘生活。1934年杜鵬程離家讀書，也開始獨自在社會上尋求活路。這個時期他接觸到不少左聯作家的作品，聽到了許多關于紅軍的“神奇傳說”，也受到進步知識分子和地下黨員的影響。杜鵬程在人生的啟蒙時期開始接受后來決定他人生道路的革命理論，他自己曾說：“我這窮人的孩子，除了投奔延安參加革命，沒有別的道路可走。”1938年，他和同學一起奔赴延安，開始了他所說的“真正的生命”。

初到延安的兩三年，杜鵬程先在魯迅師范學校學習，后被派到延川縣農村參加實際工作，從此更廣泛地讀書，更扎實更深入地進行革命實踐，由此起步，學習和革命相結合的生活方式貫穿了杜鵬程的一生。他在農村什么都干，完全與農民生活在一起，他堅持認為，沒有這幾年的生活基礎，他是寫不出《保衛延安》中陜北人民群眾的形象的，也寫不出他們的歷史和生活狀況，寫不出他們的語言。

1942年杜鵬程上了延安大學，進行了從政治、經濟、哲學到歷史、文學等方面的較為系統的學習，知識素養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對以后從事寫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另一個對杜鵬程的革命思想和無產階級世界觀具塑成作用的是此時發生在延安的整風運動。經過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思想精神的理解和接受，他的革命作家的獨特的世界觀和文學觀也正在逐漸形成，一個普通革命者到一個革命作家的角色轉換也在有意無意之中開始了。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杜鵬程調到延安的一個工廠當基層干部，這時候，他一邊工作，一邊有意識地觀察人，做調查研究，并寫些筆記材料。他為那些他所接觸到的老紅軍老八路，幾乎每個人都寫了人物小傳，這就為日后進行文學創作積累了寶貴的素材。也正是這個時候，杜鵬程內心萌發了終身從事文藝創作的念頭。

1947年延安保衛戰開始后，杜鵬程作為隨軍記者上了前線，那時候的隨軍記者，其實就是部隊的成員，除了進行新聞采訪，他還一心想為自己的創作而體驗戰斗生活，積累戰爭素材，所以他選擇了王震將軍的二縱隊，而且到部隊的最基層四旅十團二營六連扎根落戶了。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杜鵬程都和指戰員們生活在一起。在連隊依然是什么事情都干，替戰士寫家信，寫決心書，教戰士識字，講政治課等。戰士們把杜鵬程當作他們當中的一分子，愿意和他交心，就在與官兵們相濡以沫的戰斗生活中，杜鵬程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戰爭日記》，醞釀和準備著他的《保衛延安》。不待說小說所表現的延安保衛戰是真實的戰爭事件，小說的發生背景，幾位偉大歷史人物都是真實的記載，就連小說中周大勇連隊的主要故事也是以這個連隊為基礎，周大勇、王老虎等主要人物形象，其原型也來于此。無疑，沒有真實的延安保衛戰，沒有杜鵬程親身經歷過的部隊生活，就沒有小說《保衛延安》。《保衛延安》的創作初衷及其過程，是那個時代闡釋文學與現實、作家與生活關系最典型最有力的例證。

杜鵬程這一代作家大都是“先上戰場，后學打仗”的，幾乎靠自學讀完了藝術學校，于是，摸爬于生活這所大學，就成了這一代作家非常倚重的創作資源。而事實證明，最是這一代作家，嘗到了“深入生活”的甜頭。

《保衛延安》的成功使杜鵬程深切地體會到深厚的生活積累對創作的重要性。戰爭結束后，國家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來，對于杜鵬程來說，不過是換了一個戰場，為了保持旺盛的創作力，他繼續以一個革命者的姿態投入到和平時期火熱的經濟建設生活當中。1954年以后的十幾年時間，杜鵬程一直在幾個大的鐵路工地深入生活，同時兼任工程處和鐵路局的領導職務。他相繼創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說和散文作品，并于1958年發表了代表他第二階段創作最高成就的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這些作品反映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業建設生活，都是杜鵬程親身經歷的，其中的故事和人物也都來自生活，作品散發著高昂熱情的時代精神。

作家葉廣芩曾講過一個小故事：“我見過一名火車司機，他說他每次開車過靈官峽隧道時都想起杜老那篇文章。‘靈官峽’幾個大字是只有在機頭司機的位置上才能看到的。他說真希望見過靈官峽工地的杜老能坐在火車頭的位置看看今日的靈官峽。他讀過杜老的文章，也很想面對面地看看杜老。”這是因為，寫寶成鐵路工地的短篇名章《夜走靈官峽》，曾被選入中學課本而廣為傳誦，可見當年杜鵬程的創作深入人心。

杜鵬程是以隨軍記著的身份參加延安保衛戰的，雖然當時已經立志要走文學創作道路，但在這個時期，他首先看重的是戰爭生活體驗，記者身份是他走向作家的一座橋梁，正如作家曉雷所言：“老杜絕不是文人意義上的作家，他是戰士意義上的作家，是革命家。”柳青早年評價杜鵬程的作品，“說他不隔，和生活不隔”；進一步，“老杜的感情和戰士不隔，世界觀和戰士不隔。”柳青還說過：“不用和老杜交談，看作品就知道作家吃了多少苦。”在處理創作與生活的關系問題上，柳青可謂那個時代最有發言權的作家，他的評判應該也是最有說服力的。

“隨便寫一點東西來記述它，我覺得對不起烈士和戰爭中流血流汗的人們”

散文家魏鋼焰是杜鵬程的至交，他在1954年《保衛延安》剛問世時發表了長篇報告文學《〈保衛延安〉是怎樣寫成的》，為我們研究杜鵬程的創作歷程留下了寶貴的一手資料。從中我們了解到，《保衛延安》是一部戰爭小說，而杜鵬程的創作過程也正如一場文學征戰，是在歷經了艱苦的思想與藝術的學習、探索和磨煉后獲得成功的。

杜鵬程創作《保衛延安》，有一句很著名的自述：“這一場戰爭，太偉大太壯烈了。隨便寫一點東西來記述它，我覺得對不起烈士和戰爭中流血流汗的人們。”杜鵬程是帶著一個偉大的文學夢想投入到這場曠日持久的創作之中的，對于他來說，這確實不啻一場艱苦的文學征戰。《戰爭日記》是一份非常珍貴的實證材料，透過《戰爭日記》，《保衛延安》創作發生的緣由便會豁然于心。從另一層意義上說，《戰爭日記》又是等待作家進行藝術加工的豐富素材，是《保衛延安》的毛坯稿。

1949年末，杜鵬程所在部隊進軍至帕米爾高原，解放戰爭的戰火還沒有完全熄滅，他就著手寫這部作品了。杜鵬程清楚地意識到創作主客觀條件的不足，要寫出一部高質量的戰爭小說是何其艱難。他先以《戰爭日記》為基礎，大約九個多月的時間，利用工作的間隙寫出一百多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從延安撤退寫起，直到進軍帕米爾高原為止，記述西北解放軍戰爭的整個過程。內容全是真人真事，按時間順序把戰爭中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他是背著一大包重重的書稿從新疆回到內地的，文壇上曾經流傳杜鵬程視寫作為生命的兩個小故事。一次是在新疆，一度因為火災頻繁，杜鵬程出門經常背著書稿，有時候看電影也背著，擔心書稿被燒。另一次收到母親病危消息后，杜鵬程背著書稿趕回闊別十幾年的韓城老家，村里人以為杜家的獨子終于發財回來，紛紛上前打探背包里裝的是金錢還是糧食，杜鵬程搖著頭回答：不是，不是，是書稿。鄉親們跟著走到家，打開背包，才看到裝的全都是馬糞紙寫出的書稿。此時，他病重的寡母因等不及兒子，已經僵臥在炕上了。

在修改這部稿子的過程中，杜鵬程越來越清楚、越來越堅定地認識到：“眼前的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稿子，雖說也有閃光發亮的片斷，但它遠不能滿足我內心愿望。又何況從整體來看，它又顯得冗長、雜亂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終于下了決心：要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搞；一定要寫出一部對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藝術作品。要在其中記載戰士們在舊世界的苦難和創立新時代的英雄氣概，以及他們動天地泣鬼神的豐功偉績。是的，也許寫不出無愧這偉大時代的偉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誠質樸、視死如歸的人民戰士的令人永遠難忘的精神傳達出來，使同時代人和后來者永遠懷念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做人的楷模。這不僅是創作的需要，也是我內心波濤洶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長篇小說《保衛延安》從1949年開始正式創作，四年后完成。回憶創作過程時，杜鵬程說：“寫著、寫著，有多少次，遇到難以跨越的困難，便不斷反悔著，埋怨自己不自量力。”然而，想起苦難的過去，想起死去和活著的戰友，又鼓起勇氣繼續寫下去。“這樣，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為六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又把六十多萬字變成十七萬字，又把十七萬字變成四十萬字，再把四十萬字變為三十多萬字……在四年多的漫長歲月里，九易其稿，反復增刪何止數百次。直到一九五四年終，最后完成了這部作品，并在一九五四年年夏出版了。”九易其稿的創作過程，在研究者看來，作品幾乎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改”出來的。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幾乎等于是白手起家，是在創作中自修讀完了藝術學校，這也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精神修煉和意志考驗，如同爬山，從山底一步步苦爬而終至登頂。

《保衛延安》1954年出第一版，首印近百萬冊，是初期新中國成立初期引起巨大反響的長篇小說之一。1956年作者進行過一次較大的修改后出第二版。1958年在第二版的基礎又作了一些修改后出第三版。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保衛延安》，用的是第三版的本子，作者只做了校訂。這一版印行的時候，作者把發表在《文藝報》1954年第14、15兩期的馮雪峰的《〈保衛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一文，以《論〈保衛延安〉》為題，放在小說的卷首，后附杜鵬程的《重印后記》，這兩篇文章是研究杜鵬程及其《保衛延安》最重要的資料。

“超不過已出版的水準，同一題材我絕不去寫”

在《保衛延安》的創作和出版過程中，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馮雪峰給予了熱切關注。他曾反復審閱小說的初稿和清樣，并約杜鵬程長談數次，熱情肯定了作品的價值，也提出了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小說出版后馮雪峰撰寫了題為《〈保衛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的長篇專論。馮雪峰敏銳地觀察到，《保衛延安》的出現，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戰爭小說同時也是長篇小說創作全新開端的標志性事件。馮文對小說的史詩性認定，是基于“作品所以達到的根本的史詩精神而論”。

《保衛延安》的史詩追求和所表現的崇高美學風格，對新中國文學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的影響是巨大的，作為一部開拓性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有著藝術上的奠基作用，其后我們的長篇小說一直追求著史詩化的審美品格，乃至逐漸形成一種長篇小說固定的美學規范。

對于杜鵬程所在的陜西文學群落，《保衛延安》的影響作用尤為巨大。因為有了杜鵬程和柳青這樣的文學傳統，陜西當代作家多以營構長篇小說為文學的至高理想，有著濃厚的史詩情結，路遙、陳忠實等作家以他們各自的長篇力作，延續了構筑宏偉小說藝術世界的偉大傳統。杜鵬程創作上的“正面強攻重大題材”“直面嚴峻、尖銳的社會矛盾”，追求“深沉的歷史感”等特色，都特別影響了后代作家。另一方面，從“十七年”到新時期，陜西當代文學取得的卓越成就，源自幾代作家共同的藝術野心和不懈的創造性勞動。杜鵬程不滿足于寫生活小故事，為了寫大作品，他把當年能找到的關于戰爭的書全讀了，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難時，曾經懷疑是否“不自量力”，但從不輕言放棄。杜鵬程和柳青是同一代作家，他們對自己的創作都有很高的要求，也都愿意在對方身上獲得新的啟發。柳青在醞釀《創業史》時，試圖改變之前寫《銅墻鐵壁》那種深思熟慮后才動筆的習慣，就是因為受了杜鵬程的啟發，不怕寫作時間長，也不怕反復修改，作品在從粗到細的不斷加工打磨中才能得以完善和提高。而杜鵬程在進入新的創作征程時曾對朋友說：“既然有《創業史》出版，又何必去寫反映同一題材的小說？要是我個人，超不過已出版的水準，同一題材我絕不去寫。”他們都給自己立下更高的文學標桿，并且在相互砥礪中尋求藝術的突破。這種超越別人也超越自己的氣魄和雄心壯志，在陜西作家身上是薪火傳承、代代開花結果的。

杜鵬程在創作上的拼命精神，令人想到陜西另一個為文學拼命的作家路遙。路遙在杜鵬程逝世（1991年10月27日）后的1992年初曾寫過一篇題為《杜鵬程：燃燒的烈火》的懷念文章：他說：“二十多年相處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偉大勞動精神，都曾強烈地影響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過他，默默地學習過他。”可見路遙對待文學“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獻身精神中，也有杜鵬程文學精神的血脈承傳，他們都是“燃燒的烈火”，都以燃燒自我生命為代價，成就了自己心目中最偉大的文學事業。杜鵬程身體后來垮得那么厲害，與他拼命有關；路遙則在與病魔的極限賽跑中，堅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就在杜鵬程逝世10個月之后，路遙也追隨先賢而去，陜西兩代作家之間的這種精神聯系和命運的相似，真的令人萬分慨嘆。他們的人生是創造“英雄”的人生，也是自我成長為“英雄”的人生，準確地說是富有崇高感和悲壯感的“悲劇英雄”。

對文學創作來講，視文學為神圣的事業而愿意為之奉獻一生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在陜西乃至全國依然大有人在，從杜鵬程、柳青到路遙、陳忠實，到今天更年輕的新生代作家群，文學之樹生生不息和文學精神的代代相傳，為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精神榮耀。從這個意義上講，《保衛延安》是永生的，作家杜鵬程也是永生的。

（作者：周燕芬，系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