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是俄羅斯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從廣義上來看，俄羅斯生態文學的歷史非常悠久，幾乎與文學的歷史同步。它經歷了三個繁榮時期，分別出現在人類文學的童年階段、19世紀上半葉浪漫主義時期和20世紀下半期。

在人類文明早期，人在同自然的關系中處于依附地位，多種多樣的自然力作為一種可怕的異己力量，逐漸演化成種種圖騰崇拜和自然神靈的觀念。這種原始意識不僅籠罩著人的生活，而且籠罩著人可以脫離軀體的靈魂以及來世的命運。于是，古羅斯人多神崇拜的觀念逐漸形成，即便在弗拉基米爾大公命令全民受洗，信奉東正教后，根深蒂固的多神教信仰依然以各種形式滲透到新的宗教中，成為俄羅斯文化的基石。描述這種多神崇拜幻想的就是質樸的原始神話和口傳文學。這一時期的文學往往視人與萬物同根，把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歸結為神靈的創造和恩賜。

俄羅斯古代文學作品中，影響最廣的當屬壯士歌，其主人公總是英武無雙，常人無法匹敵。有趣的是，“壯士歌”在俄語中還有“草莖，一根草”的含義。這仿佛是在告訴我們，蓋世英雄在自然力面前也不過是柔弱渺小的草芥而已。壯士歌的主人公往往具有溝通自然萬物，打破物種間壁壘，化身成其他生物的能力，這與當代生態文學中萬物一體的理念極其相似。勇士沃爾訶夫·弗謝斯拉夫耶維奇的出生與神奇的蛇有關，他夜晚能變化成灰狼，捕捉野獸，給自己的親兵提供肉食皮毛，他可以變作馬進入敵國打探虛實，變成隼飛到窗戶上探聽國王和女皇的對話，也能化身白鼬潛入敵人的軍火庫，毀掉對手的武器。

《伊戈爾遠征記》是俄羅斯古代文學最杰出的作品，其中的大自然充滿了靈性，是善良人的朋友，讓虔心向自己祈求的主人公絕處逢生。在伊戈爾出征前，“黑云從海上升起，想要遮蔽四個太陽”，這仿佛是大自然傳送來的預警信號。據史書記載，日食發生在出征后，作家刻意調換了兩個事件的時間次序，既突出了主人公無畏的英雄氣概，也體現了大自然與俄羅斯人的親密關系。伊戈爾出征后被俘，協助他逃回的是波洛夫人中的東正教徒，但是，作家卻在大公逃離的情節前插入其妻的呼告，雅羅斯拉夫娜清晨站在城墻上，向太陽、風、第聶伯河祈禱，并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應，使得丈夫成功回到領地。俄羅斯古代文學中的生態思想并不是主動萌發，而是對人在自然界中弱勢狀態的被動反映，但它們畢竟描述了人和自然渾然一體，共榮共生的美好狀態。

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時期的生態文學思想主要來自于盧梭，他被稱為浪漫主義的精神之父，第一位綠色思想家。他主張物質生活簡單化和精神生活的無限豐富，號召人們回歸自然環境，恢復自然天性。盧梭的回歸自然觀后來在浪漫主義文學里得到繼承和發揚，作家們偏重于描寫自然風光，寄幽思于自然，用自然界的美來對照社會的丑，批判人工的文明與現實，把自然看作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同原始文學中對人對自然被動的依賴與順從相比，浪漫主義者對自然的熱愛和回歸更具主動性。

普希金是19世紀俄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在南方組詩中塑造了一系列厭倦文明，渴望回歸自然的主人公形象。《高加索俘虜》和《茨岡》的男主人公都是逃離上流社會的文明人。“俘虜”出逃的方式是游玩，而后被山地人俘獲。他自始至終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戴著鐐銬觀察自己向往的生活。他最終沒有接受山地女孩的愛情，女孩被吞沒的水面上泛起的漣漪仿佛就是自由生活在俘虜心中掀起的波瀾，給其平淡乏味的人生帶來些許變化，卻無法真正撼動什么。《茨岡》中的阿樂哥在脫離文明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他是通緝犯，與自己生身之地兩不相容。他加入茨岡人的隊伍，娶茨岡女孩為妻，跟著部落流浪、演出。從表面上來看，他已經是個徹頭徹尾的自然人，但他內心深處的價值觀卻深受文明社會的影響。這導致他親手扼殺了追求絕對自由的妻子，切斷了自己與自然人之間的聯系。

《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文明人和自然人的形象對比更加鮮明，奧涅金和塔吉亞娜仿佛是為了彼此對照而生的。男主人公生在帝都彼得堡，夜夜笙歌，流連社交場，不知朝陽為何物，女主人公則長在田園，迷戀自然，日日晨起迎接鳥語晨露。始終保持自然天性的塔吉亞娜被譽為活生生的俄羅斯靈魂，奧涅金并不懂得她的真正價值，錯失了自己的回歸之路。

19世紀俄國文學中也涌現出了許多以歌詠自然、抒發感情見長的詩人，丘特切夫就是其杰出代表之一。他的詩作對自然作了生動、雅致的描繪，也抒發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憂思。《大地還是滿目凄涼》《病毒的空氣》等詩作是對人類破壞自然的生態預警，詩人將眼前自然界的平靜看作一種幻象，其后隱藏著來自大自然的審判。

20世紀，俄羅斯現代文學所表現的生態意識是自覺的、清晰的，是人類在深刻反省自身行為后而獲得的真知灼見。它凝聚著人類巨大的精神痛苦，也蘊涵著深厚的精神之源，是現代人的精神與理性之光的折射。

普里什文的作品中飽含著對大自然命運深深的憂慮，并預見到高度發展的科技毀壞的不僅是大自然，而且還會導致人們精神、道德、審美情感的貧乏。他的作品《大自然的日歷》中充滿著歡樂、光明以及對一切有生之物的愛，帶領讀者順著依稀可辨的小徑，去探訪百草馥郁的密林、低吟淺唱的泉水。他的小說《人參》描寫了北方山林的絢麗景色，用人參象征大自然的生命力，謳歌人的創造力，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哲理性思考。1953年，列昂諾夫在長篇小說《俄羅斯森林》中描寫了蘇聯林學界圍繞不同的森林采伐原則而展開的一場斗爭。作者滿懷義憤地揭露人類破壞森林、掠奪資源、破壞生態平衡的嚴重后果，呼吁人們為國家的明天和人類的未來而保護自己的綠色朋友。

1962年，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創作的科普讀物《寂靜的春天》出版，成為世界生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個至今沒有消退的生態意識浪潮，也掀起了生態文學發展的第三次熱潮。法國小說家勒克萊奇奧的《訴訟筆錄》、德國作家格拉斯的《母老鼠》、加拿大人莫厄特的《被捕殺的困鯨》《與狼共度》、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的《白色噪音》等作品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作家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

俄羅斯生態文學也迎來發展的高峰，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和《斷頭臺》、邦達列夫的《人生舞臺》、伊薩耶夫的長詩《獵人打死了仙鶴》、沃爾科夫的《貝加爾湖之歌》、尤·雷特海烏的《當鯨魚離去的時候》、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擊白天鵝》、特羅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馬爾科夫的《啊，西伯利亞》和《大地精華》、拉斯普京的《告別馬焦拉》、《貝加爾湖》及《火災》、托爾斯泰雅的《野貓精》等優秀作品集中涌現。它們或抨擊破壞生態平衡的工業文明，或預示破壞自然的嚴重后果，或理性地思考人與大自然的關系，并把人道主義、倫理道德的內涵擴展到了大自然。

《告別馬焦拉》具有非常明顯的反工業文明傾向，似乎在重演《櫻桃園》中情感與理智的沖突，但拉斯普京在進步與傳統、新與舊的沖突中添加了對生態環境的擔憂，并且塑造了自然神“樹王”形象。人們想方設法毀掉樹王，卻仍然不能讓它倒下。在人與自然的交鋒中，勝利最終屬于大自然。馬焦拉在俄語中是母親的意思，在拉斯普京的生態觀里，人類就像孕育在自然母親子宮中的嬰兒一樣，任何傷害到母親的行為必然是自取滅亡。“告別馬焦拉”可以理解為惜別故土，也可以解釋為告別自然。拉斯普京用奔騰不息的安加拉河來象征人類進步歷史的腳步，人類不斷以新的文明更替舊的文明，而每一次更替都使人類更加超然，也更加遠離自然。

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創作素材來自于關于吉爾吉斯民族起源的傳說。鹿媽媽在吉爾吉斯民族危亡的關頭拯救了他們，作家通過人類對待鹿媽媽的不同態度揭示了人世間善與惡、美與丑的尖銳沖突，視人類背信棄義的行為為弒母的罪孽。小男孩兒最終投河自盡，孩子是人類生命的延續，人類的未來與希望，他的死是對人類命運的一種隱喻。這一隱喻也出現在艾特瑪托夫的《斷頭臺》中，由于人類的侵襲，草原狼阿克巴拉遭到三次喪子的不幸，它想偷走人的孩子撫育。為了拯救孩子，父親終于不得不開槍，但這一槍同時結束了狼與孩子的生命。這似乎印證了阿斯塔菲耶夫在《魚王》里的預言：人類射擊自然的鉛彈在某一天終會射進人類的胸膛……

托爾斯泰婭的小說《野貓精》完成于20世紀最后一年，在這個充滿末世意味的時間里，作家剝去文明奢華的外衣，展示了其可怕的內涵。此時的莫斯科經歷過核爆炸的侵襲，失去了以往的富足和繁華。人不再有美麗的容顏、優雅的談吐，文明倒退回原始階段，樺樹皮是書寫工具，算盤剛剛被發明，火種成了最稀罕的東西。城里的幾乎每個居民都有奇怪的后遺癥，有的長著像貓一樣的爪子，有的長出尾巴，有的全身都是耳朵，更有甚者是擁有人的臉孔、身上長毛的蛻化變質分子。他們像狗一樣拉雪橇，像牲口一樣過活，似乎已經不能稱之為人。作家讓核爆炸從籠罩在人類頭上的抽象的陰影變成了具體可感的身體畸變，精神幻滅，為濫用毀滅性能源的人類敲響了警鐘。

文學從生態運動的參與者變為發起者，這一角色轉換體現了俄羅斯作家背負著沉重的使命感，迫切地尋找解決生態問題的方法。人與自然是俄羅斯文學中從未被淡化的主題，兩者關系一直在微妙地變化著，人對自然的態度有過被動的尊重與依附，有過主動的贊美與回歸，當下，作家們更希望放棄人類中心主義，樹立以整個生物圈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全新價值觀。在致力于這一事業的俄羅斯作家眼中，“人與自然”更恰當的表述方式應當是“自然與人”。

（作者：于明清，系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