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條，是眾所周知的一種油炸面食，是我國北方人比較普遍愛好的早餐食品。幾根金黃酥軟的油條，一碗豆漿，那就是一頓美味的早餐。人們喜歡吃油條，但是并不喜歡自己做，早餐追求簡約，油炸煙熏的嫌麻煩，因此都到街上的油條鋪去買，那專業的油條作坊應運而生，哪里有居住區，哪里就有油條鋪適應人們早餐的需求。當然這是改革開放后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吃油條才成為人們普遍的早餐。現在看油條是那么普普通通的食品，然而在物質匱乏的時代，吃油條完全是一種奢望，家常生活誰家舍得買油條當飯吃？那時油條稀罕著呢，只有集鎮上或偶爾有下鄉串村去賣的。農村人走親戚看病人買上斤把重的一束帶去，那可是上等的禮品了。因為油條好吃而稀罕，那時在我泰安家鄉一帶，老百姓把油條美其名曰“香油果子”，這俗名不俗，包含著人們對油條食品的喜愛和美化，一提說“香油果子”就讓人流口水。小時候聽到有叫賣聲：“賣香油果子唻！”，我就立即竄出去找貨郎挑，吃不到也看看，聞著油條的香味，饞的直咽吐沫。如今油條成為人們早餐的家常便飯，油條倒成了人說共知的俗名，“香油果子”這樣包含著稀罕之物的名稱早已被現代豐富的物質生活所淹沒，“香油果子”的美名帶著那個時代的印記已經塵封在歷史的記憶里。然而，

發生在我身上的一段與“香油果子”有關的故事，其實是件“油條風波”，卻在我人生歷程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為我驀然回首不勝感慨的經歷。

1977年，我在泰安縣的下港公社干黨委通訊員，做通訊報道工作。通過努力，通訊報道工作小有成績，經常在大眾日報、山東廣播電臺發表新聞稿件，縣廣播站和縣辦小報更是不斷見稿，有力地宣傳了當地的工作和新人新事，得到公社黨委領導的肯定和滿意。但想不到這一年的冬天因為一篇關于“香油果子”的報道卻給公社黨委通了個“大漏子”，差一點把我這個當年還沒脫離“農”字的亦工亦農人員打回家去。原因還得從當時的背景說起。

“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農村曾一度開展“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目的是“鏟除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口號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意思是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在這樣荒謬的思想理論的指導下，農村把按政策劃給社員的自留地、飼料地、自留樹收回集體，沒收社員自行墾荒的“月亮地”、“十邊地”，不準養雞養鴨養鵝養豬，禁止一切小買賣、小作坊，最后連農村集市也關閉了。這樣，就是為了使社員們取消私心，一心一意從事集體生產，聚精會神地搞“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其實，這樣做就割斷了農民賴以作為生活補充的經濟來源，單靠集體的分配收入越來越窮。在這樣的形勢下，農村連一家做豆腐的也沒有了，哪還有什么“香油果子”而言？以前是想買舍不得買，這時候是想買也買不到。

我記不清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多少年了，然而到了1977年，政策有所松動，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大環境有所寬松，這時小作坊、小買賣猶如石縫里的小草一遇春風就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冒了出來。這年秋后在公社駐地的街上，悄然出現一家油條鋪，不知具體啥時開的張，顧客盈門，生意紅火。人們說多少年沒有見著“香油果子”了，可得買點嘗嘗，拿著走親訪友也體面。我發現這件事情后，從新聞的敏感性出發，感覺這是一件具有新聞意義的新鮮事，就專門去作了采訪。通過采訪還了解到這個做油條生意的門面正常經營，居然沒有被禁止，如果要在以前早當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了。于是，我寫了一篇題為“‘香油果子’又香起來了”的新聞稿，投給了大眾日報，文中以小見大從香油果子這件事反映了政策松動帶來的新變化。然而，稿子投上去后卻遲遲沒有動靜，心想這稿子應該見報呀，怎么回事呢？

過了大概一個月，公社來了一個調查組，住在公社招待所，是泰安縣委派來的，調查關于“香油果子”的事。我聽說這件事后，心里一驚，這不是我寫的報道嗎，明明是投給大眾日報的，怎么縣里來了人調查呢？看來這事非同小可呀，這不是給公社領導捅了漏子了嗎？于是我害了怕，可是心里也非常疑惑：出現炸香油果子這事難道是件壞事嗎？沉寂了多少年的市場有了活躍的一線生機和希望，打破了長期以來的禁錮，不是一件好事嗎？既然是好事也是件小事怎么引起上級如此重視專門派調查組來調查呢？左想右想我不理解。很快公社黨委書記找我問話了，書記說，你通了漏子知道嗎？你把縣委調查組都惹來了，這怎么辦？我說，咱公社地上出現炸油條屬實呀，是好事呀，這說明咱這里政策寬松，領導開明，再說我是給大眾日報寫的報道，怎么弄到縣里去了呢？書記說，這事好不好還難說，你這篇報道大眾日報沒有公開發表，發了領導內參，泰安地位高書記看了內參后很惱火，批示給泰安縣委調查處理此事，而且上邊要調查報告報上去。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一下子涼了半截。雖然書記沒有激烈批評我，但是弄不好我這還是“農”字頭的通訊員干不成了，就要被趕回家去了。我心想，我從初中畢業回家當了民辦教師，然后調到公社干通訊員，才剛干得有了些成績，混到這一步多么不容易呀，以后還指望從這里起步跳出農門往上發展呢，這下壞事了。我心里忐忑不安，吃不好，睡不著，焦急地等待著結果。過了幾天，縣委調查組姓唐的組長找我談話，說事情調查清楚了，你寫的報道情況屬實，報道這件事也沒錯，調查這件事主要是現在形勢還不明朗，政策性很敏感，怎樣對待小生意小買賣這類新出現的新情況，上邊也拿不準。你的報道給上級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情況參考，沒事的你別害怕。然后他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小伙子，你的新聞眼力不賴呀！政策敏感性很強呀，以后好好干！他的安慰和鼓勵使我七上八下的惶惶心情安穩下來。這位調查組長親切的面容至今我還記得，還記得高高的個子紅臉膛，就記不清是什么名字了。然后黨委書記也沒再找我，我繼續干我的黨委通訊員，油條的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此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8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隨之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啟了中國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之路，逐步從思想理論到實踐全面澄清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問題，肅清極“左”的影響，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經過十年文革之亂的中國猶如春雷滾滾，春回大地，撥云見日，撥亂反正，從此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革和天翻地覆的變化，展現出無限的生機和活力，中國開始了4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

現在回頭看看，改革開放之前什么“割資本主義尾巴”、“只要社會主義的苗，不要社會主義的草”是多么荒謬！我所經遇的“油條風波”是多么可笑。現在分析，“油條風波”的發生，正處于改革開放的前夜，那時政策雖有所松動，但思想理論的混亂還沒澄清，“左”的思想還嚴重束縛著人們的頭腦，人們談“資”變色，心有余悸，涉及到政策層面、政治問題，都有些畏首畏尾。因而當一則關于炸油條做買賣的新聞報道發稿后，省級黨報不敢公開報道而發內部參考，從而引發出一起政治調查的“油條風波”，限于當時的形勢是情有可原的，應該是見怪不怪了。就我個人來說，作為一名普通的基層農民通訊員，對當時政治風向并沒有先見之明，新聞貴在一個“新”字，新聞的生命在于一個“真”字，我只是從新聞工作的角度發現新事物，真實地反映新變化，這是新聞工作的職責所在。直到今天，我仍然為自己當年能有點新聞敏感而欣慰，為發生的“油條風波”而無悔，即使幾乎危及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我對此并無怨言。“油條風波”的悄然平息，也正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春天即將到來。

草木萌發，春山可望。隨著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我人生的春天也到來了。1978年8月，我通過了公辦教師的招考，成為拿國家工資吃商品糧的公職人員，1979年底，我被調到縣委辦公室當秘書，從此成了國家正式干部。到縣委大院后，我遇到“油條風波”調查組的那位姓唐的同志，這才知道原來他是縣委信訪辦公室的。他笑著說，抱歉，那次調查事件就是一個笑話，讓你受驚了。我說，現在看是笑話，但當時也是很嚴肅的，夠緊張的，好在有驚無險呀。

轉眼40年過去了，40改革開放的光輝歷程，展現了現代化中國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當驚世界殊”的偉大變革，見證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成功，充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無比重要性和深遠意義。繼往開來，任重道遠，當前，我國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仍然是必由之路。黨的十九大指明了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我們國家正向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向著“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勝利前進。如今，已經退休6年的我滿懷豪情地期待著，堅信第一代偉人毛澤東當年的話：“我們的目的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