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春風真正吹到我們農村那兒的那一年是1980年。在那年的秋收以后，我們隊里的田地全部包干到戶。

那時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一家五口人，隊里按人口計算，我家共分得5畝多水田及零零散散十幾塊小菜地及旱地。

妻子和我每日起早摸黑，雖說辛苦，但看到家庭條件和以前比已大有改善，再累也覺得值了。

包干到戶后，我家每年收獲谷子有好幾千斤，除交公糧及留足口糧外，還有多余2千來斤賣議價糧，另外還有紅薯、花生，油菜籽榨油、疏菜等除自食外都有多余拿去市場去賣。所以每年都有一到二千元收入。

從71年開始我就在鄉村中學做民辦老師，改革開放以前，我在學校掙的和社員一樣，每天10工分。唯一比社員好一點的地方就是工作較輕松，加上副業，一年下來，可掙3900個工分。以前在生產大隊全年才掙3600多分，每分是8-9分錢，算下來一年不足300元。

78年改革開放后，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三中全會，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重點，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說法，中止了十幾年的高等教育考試開始恢復。那時俗稱的老三屆放寬年齡及婚否限制，為他們單獨命題，錄取其中部分優秀的老三屆學生到大學接受培養教育。因我那時由于特殊原因只在師范讀了一年的高中課程，雖說在校做民辦老師優秀，但畢竟自己高二高三的的知識沒學，故不敢去報考。

到1980年，中央召開科學大會，把發展教育提到富民富國的戰略高度。這一年給民辦教師帶來了兩條好的消息，一：對全省所有在職在編的民辦代課老師進行登記造冊并統一報至省教委備案存檔，這次登記截止日期是80年7月31日，此前已進入教師隊伍且登記了的即為在編在冊民辦教師，可享受國家每年下拔的民師經費與補助。二：這一年，國家將從在編在冊的民師當中選拔一部分優秀者進入師范學習，然后轉為國編教師，條件僅一個，即要有3年以上教齡。

我那時的教齡已快10年，完全符合條件。但后來由于家庭原因我放棄了考試，直到1983年才參加考試，并以全縣第四名的成績被師范錄取，三年后轉為公辦教師。

1985年我正式轉為公辦教師，從那一年的8月份開始，我拿到了每月56元國家發下的正式工資了。要知道，那時的民辦教師工資每月才30多元。因為國家的好政策。我家的生活在慢慢地變好。

在做民師期間，我是個以身作則，身先士卒之人，教學質量那是全校有目共睹，但因有礙民師的身份，一直都得不到提拔和重用。一直到86年，我轉為公辦教師后，教育局即提升我為小學的校長，到91年，我在小學任校長5年后，教育局又一紙紅頭文件，把我調到中學，擔任副校長直到退休。

因我是62年從城里下放回鄉的，那時在鄉下沒有住房，然后父親和我建了一個僅公廁大小的土坯茅竹禾草房安身，到65年后，那土坯茅竹禾草房爛得實在住不下去了，然后仍是用土坯、茅竹、半個立方的木料建的禾草房，但面積較前大一些，也稍結實些。到76年第三次建房，用土坯，青紅磚，木料，青瓦等建的瓦房，徹底告別了禾草房。這套房子一住就十年，隨著改革開放，我家的生活條件改善，在86年雙搶結束后，由于手頭現金有限，我便開始籌劃自已燒制一窯紅磚重新建一幢樓房。因為按當時價計算：買磚每塊需7-8分，而自己燒制只需每塊3分左右，僅需不到買磚的一半價。按一幢樓房需磚3-4萬計算，即可節省資金1一2千元。這是筆不少的錢，相當于我家一年的收益。自已燒制磚的勞累是可想而知的，化費了20多天的時間，從泥土制磚坯，到曬磚坯，再到裝窯，一擔30來塊的磚坯共150多斤擔子硬是一擔一擔的挑進窯里，其間用了好幾噸煤炭。窯燒了半個多月后成功拆窯。后由于身體病重住進了市醫院，房子一直拖著沒建，那時是九生一生，其間我還寫好了遺囑，便我命不該絕，醫生的好醫術把我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雖然住院花了二千多元，但國家給我報銷了大部分，令我家的生活沒有因為金錢受到很大的影響。直到88年，我身體康復，在學校暑假放假，我利用這段時間購買建房所需的鋼筋、水泥、石灰及粗細沙等建了一幢二層小樓，40多天后，新房建成，我們一家終于搬進了自已親手經營的新屋。后計算了一下整幢樓的成本，總共花費了一萬元左右。

一家人在鄉下這幢樓房里住了十幾年后，到了99年上半年，我們教辦在征得鎮黨委和政府的同意后，準備在鎮上為老師集資建房，因我早已有在鎮上購房的念頭，如今有這樣的好機會哪里肯錯過，最終以每平米405元購得一套共105平米四樓的房子，后來加上裝修，一共花費了7萬來元。

2000年，我家搬進新房，鄉下那套自己親手建成的住了近十二年的房子便以一萬四千五百元便宜出售了。而我終于向那塊曾經住了三十七年的宅基地先別了。

由于在農村吃過太多苦，在三個孩子還小的時候我就有意識地灌輸他們要跳出農門唯有用心讀書的道理。三個孩子都很爭氣。大兒子在89年考取了大學，二女兒在93年念了中專。小兒子在95年讀了師范，他們應都真正意義上的跳出了農門。

如今，大兒子在北京500強的單位上班，也算得上是國家的棟梁，經常滿世界飛。二女兒在廣東的惠州開辦自己的小廠，也算可以，小兒子在老家的鎮上當老師教書育人，延續了我的事業。

到2018年，我和妻子已70多歲，除了偶爾出外旅游，還時不時去兒女家小住，日子過得平淡且幸福。

這就是我風風雨雨的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