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來自親人眼中的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生。作為她的外甥，昆汀·貝爾撰述時擁有家庭親密關系提供的權威性，不過，他并沒有因此帶有偏見，采取逃避態度或感情用事；他是一位觀察者，而不是一位參與者。在他的敘述結束之際，弗吉尼亞·伍爾夫呈現出了有別于她那種莫測的藝術世界的真實形象。

才女與“書癡”

似乎自1896年11月以來，弗吉尼亞就沒有上過任何課。“我希望她好些了，不過我還是膽戰心驚。”一年后，她父親給瑪麗·菲希爾寫信說。顯然，她還是處于非常緊張不安的狀態。不過在二月份，西頓醫生允許她上些課了；我們發現她在22日那天學了歷史和德文；三月，她在讀李維，還提到“我學了點希臘文”。

與此同時，她大量地閱讀著。她在日記中對此做了仔細的記錄，記載了每本書的起始和結束時間。從1897年1月1日到6月30日，她讀了以下作品：《英國婦女之三代》（第二和第三卷）；弗勞德的《卡萊爾傳》——在這里她做了以下注解：“弗勞德的第一卷該慢慢讀，然后我得重讀他(萊斯利)借給我的所有書籍”；克賴頓的《伊麗莎白女王》；洛克哈特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傳》；《紐可謨一家》，卡萊爾的《回憶錄》；《老古玩鋪》；詹姆斯·斯蒂芬爵士的《教會史論文集》；《費利克斯·霍爾特》；《紳士約翰·哈利法克斯》；J.R.洛威爾的《在我的書籍之中》和《我書房的窗戶》；《雙城記》；《織工馬南傳》；詹姆斯·戴克斯·坎貝爾的《柯爾律治傳》安東尼·霍普的《奧薩公主的心》；三卷冊的《佩皮斯日記》；麥考利的《英國史》；《巴契斯特塔樓》；亨利·詹姆斯的一部小說；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還有他的《克倫威爾》和《斯特林傳》；巴婁夫人的一部作品《雪莉》；托馬斯·阿諾德的《羅馬史》；W.E.諾里斯的《一樁可悲的風流事》。

“天啊，孩子，你是多么貪心。”當萊斯利從座位上起身去取吉本的第六或第七卷，或斯佩丁的《培根》、考珀的書信時，他會這么說。“不過，親愛的，如果它值得一讀的話，它就值得重讀，”他會繼續說，自言自語道，“弗吉尼亞是在吞書，幾乎比我讀得還快。”

不過，大約就在這時候，父親不再為她選書了，弗吉尼亞獲得了自由瀏覽父親藏書室的權利。萊斯利設法羞澀地表明，就他的觀點來看，書架上有些書并不完全適合年輕女士閱讀，看來《區爾柏》就是其中之一。可他的女兒必須自行抉擇她應該讀哪些書；顯然，文學是她酷愛的種類，而研究文學就得冒險。她得學會有識別力的閱讀，做出不受他人影響的評判，永遠別因為世人贊美就贊美，或順從批評家的旨意發表批評。她必須學會用盡可能少的詞語來表達自己。這就是他的規誡和他所提供的教育機會。萊斯利可能是個極其糟糕的數學老師。然而，作為英國文學教師，他對此有所彌補。

除了《海德公園門新聞》和一篇小品文之外，我認為萊斯利從沒讀過她的任何早期習作。不過她寫了不少。十三歲前，弗吉尼亞一直在試著模仿以上那些小說或至少霍桑的風格。然后，大概在1897年，萊斯利從倫敦圖書館為她借了一本哈克盧特的《旅行記》。此后，她效仿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家寫了篇長文，題目是《俗人信仰》，另一篇叫《女性史》，后者似乎更符合她的特性。這些早期的手稿都沒能保留下來。

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的弗吉尼亞想成是一個又高又瘦、發育過快的女孩，在海德公園門后面的一間屋子里閱讀和寫作。直到斯特拉結婚，她才開始擁有屬于自己的房間；她閱讀和寫作的地方要么是房子背后那間玻璃屋，要么就是日間保育室的扶手椅。但是不管她在哪兒安頓下來，她都會建起一個不容易被驅逐的堡壘。弗吉尼亞很不情愿離開工作場所那種簡樸的（但是對她來說很重要的）慰藉，在日記中，她不止一次提到這種事。

創作欲和傾訴

1916年7月弗吉尼亞·伍爾夫在韋塞特構思的念頭正在衍生成一部小說，她越來越沉浸在這部小說中。1917年復活節，鄧肯和瓦奈薩從查爾斯頓來阿希姆喝茶，弗吉尼亞抽空跟姐姐進行了一次自在、親密的交談，把“有關她的新小說的一切”都告訴了她。

我是其中的主角，我料想自己會是個一本正經、嚴肅的年輕女性，不過也許你會看到我十八歲時的樣子——我想最有趣的人物顯然是我母親，表面上，她被描述得就跟里奇夫人一模一樣，包括每個細節。當然，誰都會知道這人是誰。

《夜與晝》是（而且故意被寫成）一個相當平淡無奇的故事。弗吉尼亞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寫一部絕對正統、老套的小說。而且，她剛爬出一個深淵，她想做些不會使她太靠近那個深淵的事。在《遠航》最后幾章里，她是在玩火。她成功地把自己內心深處的一些魔鬼聳然可怖地表現了出來，她走得太遠，已經到了不適的地步。那本小說和最后讓它問世的努力曾使她喪失了理智，她還不能冒重蹈覆轍的危險。因此，她小心翼翼地開始寫一種明智、安靜、不擾亂心緒的東西。她還會再次使用這種對策，在寫完一部特別吃力的小說之后，接下來寫點輕快、閑適的東西；所以《到燈塔去》之后是《奧蘭多》，《海浪》之后是《弗拉迅》，《歲月》之后是《三枚金幣》；大塊頭后面跟著本輕量級作品——她所謂的“一個兒戲”。《夜與晝》的塊頭可比兒戲大，不過盡管是大塊頭，它卻是一部有助于康復的作品。她不太喜歡寫這部小說。許多年后，在給埃塞爾·史密斯的信中，她把這事比作照著模型畫素描——一種拘泥刻板的練習。她開始允諾給自己一個假期——一種去那些被禁止的危險地帶的旅行。

……這是當我完成了傳統風格的練習之后，我答應給自己的款待。我將永遠忘不了我寫《墻上的斑點》的那一天——全在一閃念間，簡直像飛，在連續干了幾個月敲石頭的苦活之后。然而，《未寫的小說》是那種偉大的發現。它——又是在一瞬間里——向我展現了我能以一種適合的形式為自己所有的體驗沉淀賦形……《雅各布的房間》……《戴洛維太太》等等。我懷著興奮戰栗著——然后倫納德走進來，我喝下牛奶，隱藏好自己的興奮，寫下我想是另一頁沒完沒了的《夜與晝》。

1917年夏天，《夜與晝》還遠遠沒有寫完，哪怕它寫完了，對于伍爾夫夫妻的那臺小手工印刷機來說，它也是件太過龐大的工程。七月份，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墻上的斑點》，外加倫納德的《三個猶太人》，其標題是《一號出版物：兩故事》。

這份出版物和它所受到的歡迎（來自極少的一批讀者，因為只印了一百五十份）既是弗吉尼亞平穩康復的結果，也是對這種平穩康復的促進。到了這時，她過著一種幾乎和過去一樣正常的生活，在倫敦、里士滿以及八九月份的阿希姆都跟很多人有往來。此后，許多朋友都習慣于在阿希姆跟伍爾夫夫妻待幾天，然后去查爾斯頓和瓦奈薩住一起——或反過來，兩家人不斷地相互串門。這個夏天，弗吉尼亞在阿希姆的客人有羅杰·弗賴、利頓·斯特雷奇和德斯蒙德·麥卡錫，他們來自查爾斯頓，要么就是接著要去查爾斯頓，還有凱瑟琳·曼斯菲爾德、錫德尼·沃特路、G.洛斯·迪金森、佩內爾·斯特雷奇和菲利普·莫瑞爾，倫納德堅持邀請菲利普，理由是他從不會撇下奧托林夫人獨自赴約。

糟糕的社交認知

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不知道她當時多大），她寫了一篇《達克渥斯家史》。它已經失傳了，不過第一段大概是這樣的：

一天，當威廉·魯弗斯在新森林狩獵時，他獵到了一只鴨子。它掉進了池塘的中央，沒法拿到手；但是一個敏捷的小聽差蹚著水追回了那只鳥。國王拔出他的劍，輕觸那個小伙子的肩頭，授予他封號曰：“聽封，達克渥斯爵士，汝的確值得上很多只鴨子。”

喬治和杰拉爾德并不覺得好笑，可想而知，這一小段俏皮話是說來刺痛他們的。它略微表達了（不過并非不含惡意）弗吉尼亞對達克渥斯們的評價。她從很小就確信，遺傳模式可能會給他們帶來美貌，但并沒有傳給他們才智。就遺傳而言，只有斯蒂芬家的人才繼承到了犀利的智慧。嘲笑喬治和杰拉爾德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弗吉尼亞不是個會放過這種機會的人。她的社交失態讓她感到痛苦，不過意識到喬治為此甚至更痛苦，她可能會從中獲得一些滿足。有一次，在一場派對上，就在她向女主人告別時，她的襯褲滑了下來。她卷起所有衣物，盡最大努力拖著腳離去。不過，一回到海德公園門，發現喬治在家，她就來到客廳，對著他揮舞穿錯的衣服。喬治憤怒填膺，一聲不吭。

可她的痛苦也是十分真實的。她可以拿它們開玩笑，用它們奚落喬治。不過事實依舊，正如她所說的那樣，她和瓦奈薩是“失敗者”。在一篇寫于這個時期的雜文里，她探討了自己的失敗，然后接下去思考了那些舞場上出類拔萃的男女的優點。她盡量做到公正，否認了那種通常的觀點，說社交成功人士的矯揉造作和十足的虛偽該受到譴責。它代表的是那種取悅別人并被別人取悅的欲望，歸根結底，那并不是什么壞事；恰恰相反，在這種對風度的培養中存在著一種豪俠和善心。她似乎在說，葡萄并不是酸的。她還在給一位密友的信中寫道：上星期我參加了兩場舞會，不過我認為，天意不可測地注定了我有其他的命運。艾德里安和我跳了華爾茲（在一支波爾卡舞曲中），艾德里安說，他想象不出來，怎么會有人白癡到從跳舞中獲得樂趣——我看到他們是怎么跳的，但是感到所有年輕女郎的處境是完全不同的——那是多么悲慘——為了能把舞跳得很棒，我愿意付出我所有高深的希臘文，艾德里安也同樣愿意為此付出他的一切。

不過，她在社交上也不總是失敗的，雖然和喬治設想的方式不完全一樣，她也想獲得成功。明知自己的才智和美貌都在常人之上，幾乎沒有哪個女孩能徹底拒絕時髦社會，弗吉尼亞發現自己就站在這個社會的門口。它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愚蠢的，對此她心知肚明。她明白喬治理解的成功是一種相當沉悶的事情。她發現“上流社會”中的許多東西都是她痛恨和畏懼的，不過其中也總有她喜愛的東西。成為眾星捧月的中心，認識那些大權在握的人，那些視某些優雅和特權為理所當然的人，融入那個裝飾性的、盛裝的世界，聽仆役長通報一個莎士比亞在世時就已經很悠久的名字，她從來就不可能對這些東西無動于衷。她其實是個浪漫的勢利之徒。她從不容許這種東西扭曲其他價值，可它的確在她生活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