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中講過一個九方皋相馬的故事，兩千多年來，魅力不減。故事說的是，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馬，請伯樂推薦一個相馬人。伯樂說，他的子侄輩皆是才能一般的人，找平常的良馬還可以，只需看看體形、外表、筋肉、骨架就行，而千里馬則不同，這種馬形狀似有若無，體態若隱若現，跑起來塵土和足跡皆無，一般人識別不出。他有個一起擔柴的朋友，名九方皋者，足當此任。三個月后，傳來消息，說馬已找到，是一匹黃色的母馬。秦穆公命人去取，一看，原來是一匹黑色的公馬。秦穆公不悅，說此人連馬的公母、顏色都分不清，焉能找到千里馬？伯樂一聽，大喜，說，神乎其技也，我望塵莫及。九方皋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見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事實證明，這匹馬果然是匹千里馬，所謂“天下之馬”。

這個故事讓我想到文學翻譯和翻譯批評，當我們對文學譯本進行欣賞和評判時，難道不應該力爭做一個九方皋那樣的人嗎？“得其精而忘其粗，見其內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謂也。

九方皋相馬的要訣在于專注于馬的精氣神，而不斤斤計較于體形、外表之類。從事文學翻譯以及翻譯批評的人，能夠從九方皋身上獲得的啟發是：判斷譯本的優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現了原作的精氣神，而不只是看譯本的語句詞匯是否與原作一一對應，是否嚴格正確、準確或精確。所謂原作的精氣神乃是其“原有的風味”（錢鍾書語），即風格。風格者何？豈非“絕塵弭跡”者乎！譯作傳達原作的風格做到銖兩悉稱，是不可能的，但是盡力傳達，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則是可能的，這就要求譯者準確地感覺、體會到原作的風格，并且能夠用漢語加以正確表達，這是一個由感性到理性的過程，也是全面落實“信、達、雅”的結果。風格是貫穿原作的一股氣勢，或剛或柔，或動或靜，或顯或隱，精氣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華美，斯丹達爾的簡枯，波德萊爾的陰冷，加繆的冷靜……這股氣勢同樣應該在譯文中顯現。至于細節上的瑕疵，例如某個語句譯得不夠準確，某個詞語譯得不夠貼切，在這種風格氣勢的統領下，是不難糾正的。

許多名著往往有幾處瑕疵，不害其為名著，這是因為有風格的存在。漢王充說：“良工必有不巧。”魏曹植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唐韋莊說：“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這是中國古人衡文時的基本態度，也符合九方皋的相馬經驗，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場。還是清沈宗騫說得明白：“每見古人所作，細按其尺寸交搭處不無小誤，而一毫無損于大體，可知意思筆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體稿本，竟能無纖毫小病，而鑒賞家反不甚重，更知論畫者首須大體。”其“鑒賞家”云云，不正是衡詩評文的九方皋一類的人嗎？

沈宗騫所說的鑒賞家正是我所說的文學翻譯批評家，前者面對的是想象力對現實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對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產品。如果讓一位文學翻譯批評家評論傅雷譯的《高老頭》，他是著眼于風格，還是細節？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版的《高老頭》中，傅雷把“雞”譯成了“鴨”，只能說不留神犯了一個小錯，無關宏旨。像這類小錯可以糾正和避免，但并不影響《高老頭》被看作是準確傳達了原作風格的一部優秀譯作，正如批評家李健吾所說：“巴爾扎克的龐大段落，在他是氣魄，是氣勢，是酣暢……在巴爾扎克，一切顯示出他的才情汪洋，千言萬語，宛如怒濤奔騰，一放而出。”傅雷譯的《高老頭》的風格，庶幾近之。一位文學翻譯批評家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譯品的風格上，要獨具只眼，看出作品整體的美。錢鍾書《談藝錄》引陸放翁句“大巧謝雕琢”“雕琢自是文章病”，方虛谷句“麗之極，工之極，非所以言詩”，等等，皆是申明此意。

細節并非不可用，只是不可濫用。濫用細節，會危及整體的美，因為整體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細節的精確之上，有時候過于追逐細節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創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償失了。法國19世紀的大批評家波德萊爾對整體與細節的關系有過十分精彩的論述，例如他毫不猶豫地贊同德拉克洛瓦“為整體而犧牲細節”，因為后者“唯恐因作業更清晰更好看而產生的疲勞減弱他的思想活力”。當然，細節的錯誤仍然是錯誤，當它危及整體的美的時候，就必須毫不留情地指出來。

郭宏安，1943年生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翻譯家。著有《從蒙田到加繆》《從閱讀到批評》《第十位繆斯》等，譯有《波德萊爾作品》《加繆文集》《紅與黑》《反現代派》等。曾獲傅雷翻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