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譽參半

《小說現場：新世紀長篇小說編年》，是我研究、評論21世紀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部分文章。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多年來，我一直關注、追蹤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發展，并盡可能比較快地寫出評論來表達我的看法。

21世紀的中國文學處在一個充滿悖論的文化背景上：一方面，百年來的現代白話文學為新世紀的長篇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使得這個時段的長篇小說一開始就處在相當高的水準上，復雜而豐富；一方面，由于來自多種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的沖擊，百年來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成熟的現代白話文學也必然在絢麗的時刻開始凋零。

這個凋零與文學創作的真實狀況沒有關系。與之相關的是，任何一種成熟的文學形式必然要被新的形式所取代。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新世紀長篇小說的評價毀譽參半。

真正挑戰文學批評家的是什么？

我們知道，對當下中國文學的價值評價，至今仍沒有終結。唱衰的聲音此起彼伏不絕于耳。

我很不同意這些人的看法。當今文學的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用任何一種印象式概括，都會以犧牲它的豐富性作為代價。我一直強調，文學研究在批評末流的同時，更應該著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對這個時代高端文學成就的批評，才是對一個批評家眼光和膽識構成的真正挑戰。比如現代文學，批評“禮拜六”或“鴛鴦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評魯迅大概要困難得多。

如果著眼于紅塵滾滾的上海灘，現代文學也可以敘述出另外一種文學史，但現代文學的高端成就在魯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樣的道理，當今文學不只是“快餐文學、兌水文學，甚至垃圾文學”，它的高端成就我相信唱衰的人并不了解。這些“斗士”們憤怒的指責，其實也是一個“不及物”的即興亂彈，是不能當真的。他們對當下文學的真實情況不甚了了。當下文學之所以遭遇義憤填膺的指責，只不過因為這是一件最容易和安全的事情。

就藝術水準而言，已經超過了過去

事實上，無論對于創作還是批評而言，真實的情況遠沒有上述“批評家”們想象的那樣糟糕。傳媒的發達和文化產業的出現，必然要出現大量一次性消費的“亞文學”。社會整體的審美趣味或閱讀興趣就處在這樣的層面上。在今天的文化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個體的消費者，消費者有自己選擇文化消費的自由。官場小說、言情小說、小資趣味、白領生活、網絡小說等長盛不衰，正是滿足這種需要的市場行為。

但是，我們過去所說的“嚴肅寫作”或“經典化”寫作，不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藝術水準而言，已經超過了過去，這是沒有問題的。

在20世紀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不僅在藝術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慮對文學極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比如對語言、形式的片面強調，比如對先鋒、實驗的極端化熱衷等。而9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他們的起點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學生作文似的小說，只要它切中了社會時弊，就可以一夜間爆得大名。這種情況在今天已經沒有可能。

有的人之所以對當下的創作深懷不滿，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場行為的文學，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只看到市場化文學，是由于對“嚴肅寫作”或“經典化”寫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別是缺乏對具體作品閱讀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創作，就永遠不會有滿意的文學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評不是抽象的、沒有對象的，它應該是具體的，建立在對大量文學現象、特別是具體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礎上的。

對文學的未來懷有哪些期待？

關于新世紀文學的研究，我曾陸續出版過《文化批評與知識左翼》《堅韌的敘事》《文學革命終結之后》等論文集。這次，我將自己多年研究、評論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文章系統地整理出來，集中在這本書里。這樣會更便于讀者以及同行了解我對新世紀長篇小說的基本看法，對新世紀文學的認識和心情。

新世紀長篇小說在不同的議論中走過了近20年，20年的歷史發生了什么，會有不同的敘述。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新世紀長篇小說20年的時間之光，照亮了我們此前未曾發現或意識到的許多問題，當然也逐漸地照亮了新世紀長篇小說自身。

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紀長篇小說需要做出價值認知的判斷，但因各種因素的制約，目前的討論所達到的水準還不高，還僅僅限于情感態度。透過這些表面或感性的表達，其背后隱含的根本性問題應該是：我們對“回到確切位置”的文學現實如何認識、對文學的未來是否還懷有期待？我耐心地觀望考察這個時代長篇小說的發展變化。作為一介書生，這大概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對當下文學的疑慮或焦慮，隱含了對文學“轟動”或“突變”還懷有期待，換句話說，就是對那種石破天驚式的文學革命的震撼性還懷有期待。每次文學革命都引發了審美地震，也一次次地將文學推向了社會歷史的前臺。

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文學的“轟動效應”已被宣布失去，當后現代主義的“文學革命”業已完成之后，文學革命的道路基本終結。文學未來的路開始處于不明或徹底的開放，這種景況也從一個方面表達了“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的判斷。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并沒有完成“最后的定型”，一切還處于“不確定性”之中。文學是這個時代和社會的表意形式，不同的文學觀念和聲音，一定會有助于或影響它的最后定型。

新世紀以來，傳媒的發達和各種驅動力量，使長篇小說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產機會與可能。浩如煙海的長篇小說，不要說全部閱讀，就是閱讀其中的一部分，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對于我來說，選擇閱讀和“奉命閱讀”是了解長篇小說的基本方式。我們得承認，從總體狀況而言，在普遍寫作和競爭的環境中，長篇小說的發展是驚人的，這不只是指數量，同時也是指質量和可讀性。

但我又不得不承認，在我閱讀的這些長篇小說中，內心期待的、具有大氣象或撼動人心的大作品還不經常出現。但是，在魚龍混雜的文學時代，能夠讀到這樣一些作品，已經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了。

這個所謂的“編年”，是我閱讀長篇小說的一部分，有些文字找不到了，有些略去了，只能勉為其難地構成一部非常個人化的“編年”。所幸的是，他們還有連續性，也算是對新世紀至今的長篇小說的一種記錄和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