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方長安，1963年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寫作》《長江學術》主編；兼任中國寫作學會會長、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出版《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系》《冷戰·民族·文學——新中國“十七年”中外文學關系研究》《新詩傳播與構建》《中國新詩（1917-1949）接受史研究》等專著8部，發表論文160余篇，其中30余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以及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等全文轉載。主持完成多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課題，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新詩傳播接受文獻集成、研究及數據庫建設（1917-1949）》。《中國新詩（1917-1949）接受史研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曾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指導教師。

百年來，我們談論文學問題時，無論持守什么理論，張揚什么主張，倡導什么思潮，最終似乎都無法繞開現實主義，它成為言說紛繁復雜的創作現象的重要母題。今天重審現實主義，我以為特別需要追問究竟是誰的現實主義這一問題，它是揭示現實主義歷史性、現實價值與未來可能性的核心問題。

首先，現實主義起源于歐洲，是一個外來的文學范疇，是歐洲特定歷史時期所發生的一場重要的文學思潮，涌現出了大批相應的優秀作品，諸如《人間喜劇》《紅與黑》《包法利夫人》等；作為一種理論，它是歐洲人倡導、概括文學現象與問題的專門術語，是與歐洲歷史、文學語境相契合的詩學觀念。隨著歐洲政治、經濟、文化勢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現實主義席卷亞非拉國家和地區，中國的現實主義是五四前后古老中國在西方力量夾擊中被迫轉型時的一種跨文化、文學選擇，然而在看似主動選擇的背后，卻隱藏著某種歷史的無奈。

五四時期，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概念攪合在一起，使五四文學在新文化大旗下呈現出相對多元的景象；由于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實”問題，所以隨著對民族自身文學問題的認識不斷清晰，現實主義被認為是最適合中國新文學發展的理念，在眾多外來理論范疇中脫穎而出，成為談論文學發展最核心的命題。當時用“現實主義”翻譯“Realism”這個外來語詞，而“現實主義”這個漢語對應詞由“現實”和“主義”構成，突出的是“現實”維度，強調以“現實”為創作之“主義”，也就是將觀察、書寫和表現“現實” 作為核心主張，倡導關注“現實”的創作潮流，這是一個與中國現實需要、新文學發展十分契合的語詞。一個世紀以來，在闡釋這個概念時，反復強調的是歐洲現實主義之真實再現客觀現實、真實描寫細節、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特征，由此為中國文學注入了一種新質與活力；然而現實主義的闡釋過程是與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纏繞在一起的，使創作問題變得特別復雜，以致闡釋本身既是敞開又是遮蔽，在辨析敞開某一特征的同時，又遮蔽著某些面相，致使“現實主義”這個漢語譯詞原本簡單明晰的漢語語義變得模糊而復雜，甚至使得談論文學思潮、流變的邏輯變得有些混亂。如上所述，現實主義的基本語義是以“現實”為“主義”，以此類推，浪漫主義就是以“浪漫”為“主義”，象征主義就是以“象征”為“主義”，現代主義就是以“現代”為“主義”，后現代主義就是以“后現代”為“主義”，于是從邏輯層面看，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浪漫主義是并列概念，可以同時使用，而與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則不屬于同一層次的理論范疇，因為“現實”既指外在的社會現實，也包括人的心理現實，一切發生著的當下情景都是“現實”，它是一個時空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而“現代”“后現代”指的是社會歷史形態尤其是文化結構與價值取向上一種發展了的新“現實”，其實也是一種“現實”。但長期以來，我們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置于同一層面使用，這種邏輯混亂導致關于文學思潮、創作方法以及具體文學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混亂。

現實主義是外來的，不是中國固有的，古代中國讀書人的觀念里，根本就沒有現實主義這個概念，那他們是怎樣創作與談論文學問題的呢？沒有現實主義這個概念是否影響了它們的表達？一百年來，現實主義這一概念的出現與反復闡述是如何作用于創作的呢？它是否深化了作家和讀者對文學的認識？我們應該在什么意義上使用這個來自異域的概念呢？這些歷史和現實問題都值得深思。

其次，現實主義是把握創作現象的理論概念，不是創作思維本身的特征，更與讀者審美閱讀無關。作家的本質身份是個性書寫者，真正的小說家、詩人是個性鮮明者，他們的創作是獨特的生活經驗的個性化表達，即便理論上認同現實主義，創作過程中也不會刻意地去遵循現實主義的條條框框，即是說現實主義不是作家創作思維過程中的特征，而是理論工作者用來概括文學現象的一種理性術語。一個作品寫出后，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也不管是長篇小說還是中短篇小說，是現實主義還是象征主義、浪漫主義，對于讀者而言，并不重要。讀者是根據自己的生活閱歷、審美理念、文學興趣來理解作品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他們讀作品時不會去想這個作品是什么思潮流派的作品，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那些理論術語，而是按自己的心性去領悟、想象，與作品中的人物對話。魯迅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史，也是這個意思。換言之，同一部作品，甲認為是現實主義的，乙可能認為是象征主義的，丙可能認為是未來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現實主義乃至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理論不是讀者閱讀意義上的，而是理論思維層面的，這也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現實主義進入中國已有一個多世紀了，對誰的現實主義這一問題的追問，不是要否定這個概念存在的合法性，而是為了引起反思與警惕，重新思考現實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即這個外來術語到底是在什么意義上才有價值與意義，究竟應該在什么維度和范圍上使用它，應如何從中國文學傳統、現實訴求、文學發展需要出發以闡釋、構建中國自己的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