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由外國人首撰，觀念先入為主，導致20世紀20年代前后國人自撰文學史時，多受制于舶來的觀念與術語，難以描述和判定本國文學的特性與價值，述及小說這一別具中國特色的文體時，問題尤為凸顯。

若借重西方的小說觀念，存“世界之觀念，大同之思想”，那么只有削足適履，將白話寫成的話本體與章回體、文言寫成的傳奇及少量符合“今小說”標準的子部（筆記）小說，以及原本臚列于子部、史部的部分作品如諸子寓言、史載傳說兜攬進來，視作與西方對等的“novel”，而大量傳統的古小說則被剔除在外。小說地位主次顛倒，評價也迥異于前。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上海梁溪圖書館1924年版）稱：“（古）小說則不過稱道雜事，其本體與今日之新聞無異，是蓋完全野史，與今日小說不同。”顧實《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也認為漢代小說“固非今日之所謂小說”，“中國謂瑣談零聞之類曰小說，而立于此與真正小說即novel之中間者，蓋美文之一體。”極端者，如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受了胡適宣講國語文學的影響，僅將白話小說視作中國第一流的小說，宋前的小說因為“不是做小說史，也不去細說他，又因都是文言的，更不值得說”，竟將文言小說一概抹殺。而那些曾被士君子所不道的白話小說，因“感人最深”，則轉身成為元明清之際的“最有力之文學”（李振鏞《中國文學沿革概論》，大東書局1924年版）。顯然，西方觀念的反客為主，固然提升了中國小說的文學地位，為中國小說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參考，但也客觀上造成了古代小說研究中“中國傳統”的迷失。

若是堅守正統的做派，或視小說為小道，不屑論及，或僅以文言小說為正宗，鄙棄不見于四部之學的白話小說，又會招來非議。林傳甲所著《中國文學史》（京師大學堂講義，1904年撰）就是個箭垛式的代表。林著宣稱“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但論及元人文體時則指斥笹川氏不應將戲曲小說臚列其文學史中，因為“雜劇院本傳奇之作，不足比之古之虞初”，更不該提及湯顯祖、金圣嘆，這種做法“識見污下，與中國下等社會無異”。林著的觀點立場也并非孤例，當時竇警凡《歷朝文學史》（鉛印，1906年版）、張德瀛《文學史》（1906至1909年撰）等數部文學史亦未論及小說，但林著在早期幾部文學史中影響最大，林傳甲的“迂儒之談”也格外引人關注。鄭振鐸直批林著：“名目雖是《中國文學史》，內容卻不知道是什么東西！”與林著幾乎同時的黃人《中國文學史》（1904至1907年撰）被視作“中國文學史學史上的里程碑”（黃霖），與他具備中西融會、與時俱進的學術眼光，給予白話小說一定篇幅和恰當評價相關。畢竟，白話小說作為文學的重要文體這一觀念經歷了梁啟超晚清小說界革命、胡適白話文運動等已漸入人心，風氣如是，白話小說進入文學史勢所必然。故步自封，自然已不合時宜。

總體來看，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文學史著述大多處于西方觀念的陰影下，但是在建構民族文學與文化精神的動力下，也有學者嘗試著融會中西，如將中國神話視同“希臘神話、《天方夜譚》史詩之一臠”（黃人），將通俗小說效用比擬“法蘭西革命有福祿特爾之小說劇本鼓吹”（曾毅），以證明中國的傳統小說亦合乎國際標準。這種拉郎配固然稱得上門戶相當，但不能算是佳偶，因為中西方的價值觀并不匹配。謝無量注意到：“藉爾士（Giles）《文學史》所稱又有《玉嬌梨》一種，以其敘述不務煩冗，頗為西士所重，然吾國固罕論及之者。”亦如魯迅所說：“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儒林外史》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中國小說價值與意義的闡釋，還需立足于民族傳統。通俗小說因近似今小說，尚有比較研究的空間，文言小說尤其是子部小說卻因太具中國特色，如何與現代學術接軌，成為一大難題。有關文言小說研究的重要議題及分歧，在彼時的中國文學史著中已可見端倪。

探究什么是中國的“純正小說”，已含有中西比較的立場，試圖建立如西方小說那般簡易的標準，來界定出“正宗”的小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追求。

朱希祖《中國文學史要略》（北京大學講義，1916年成稿）是一部被忽視的文學史著，該書對中國小說的文體特性與淵源有深切關注，可惜流傳影響不廣。一則是因為朱希祖雖然先魯迅任教于北大文學院，但旋即轉向史學，未再沉潛于小說研究，故其文學見解少人關注。二則與他彼時尚持“廣義之文學觀”，不合時風有關。但是，朱希祖對小說文體特性的關注，可見出構建古代小說研究“中國傳統”的探索。朱著論漢志小說，以《宋子》為例，提出《宋子》“言黃老意，然不列乎道家，而廁于小說”，是因為“文體別之耳”，即小說有其文體特性：“著書立說，亦必使雅俗咸宜，婦孺皆解，取譬近而指意遠，樹義深而措辭淺，此小說之正宗，茲其所以成家也。”總結為“識小”二字，則《世說新語》之類是“近古”之作，典而可味，白話小說（俗語演史筆札）亦“識小，猶未失古人之意”。至于別傳、地理志之類，就不能視作小說；那些“惟怪力亂神是務”的小說，是有違古小說的文體特征的，“其于小說稱家之意偏其反矣”。比起曾毅認為小說始于怪力亂神，胡毓寰、汪劍余將諸子寓言視作小說（這一做法使傳統小說學為擺脫子史而自成一家的努力前功盡棄，也使傳統小說中“敘述雜事”“綴集瑣語”的兩大類別陷入尷尬境地），謝無量、劉貞晦、沈雁冰、趙祖抃等將小說歸為滑稽派的支流等見解，朱希祖所論更貼合中國小說的傳統。可惜朱希祖的立場和觀點并非彼時的主流，他在該書《敘》中稱后來的主張與此亦“大不相同”，可惜未有新編問世，不知其小說觀念是否亦受時風裹挾。

中國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狀貌，比上面的舉例要復雜得多，正如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北大新潮社1923年、1924年版）時所總結的：一、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二、外國人先作的中國文學史雖有，但所占比重很小；三、中國人后亦有作，但仍闡釋不詳。其實還有一點，即彼時撰寫文學史者，或為教學需求，或為出版社請邀，也有“業匪專學”者，不免有失系統、雜論逸出。魯迅既有志撰寫首部中國小說史，自然有傳之后世的意愿，故以學者的立場開放地、謹慎地對待西方小說理論、時人的考述，得出了諸多嚴謹精辟的論斷。盡管該書參考了日本鹽谷溫的論著，但立場與觀點卻大不相同。鹽谷溫宣稱漢晉小說“不過是斷片的逸話奇聞”，“唐代所謂傳奇小說只是一篇有條理的逸事奇談之類”，“真的中國小說定要算是到元以后才發生哩”，這便是借西方鏡子、隔日本海霧、看中國花得出的結論了。魯迅特以“史家對于小說之著錄及論述”為首章，體現了對小說傳統的尊重。全書雖然亦將志怪、傳奇、平話及章回作為敘述重心，但并未割舍《世說新語》《酉陽雜俎》等傳統小說，而是冠以“志人”與“雜俎”之名，可謂煞費苦心。盡管《史略》出版后，當時的文學史仍多以胡適是瞻，但大多采納了魯迅的觀點，中國小說的敘寫也逐漸從文學史的附庸論中獨立出來，專著迭出，蔚然成學。

時至今日，中國小說研究界有仍處于魯迅時代的說法。但是，這不意味著魯迅的絕對權威與學界的止步，在反思一個世紀以來流行的以西方話語體系來描述、判定中國文學的做法時，不少學人開始致力于中西融會，嘗試修正包括魯迅在內等前輩學人在彼時風尚下所做出的影響深遠的論斷。如魯迅提出唐人“始有意為小說”，也是接受了西方小說觀念的產物，其前提與結果都有待商榷。（見陳文新《“唐人始有意為小說”這一命題不能成立》一文）

要想建立古代小說研究的“中國傳統”，有必要從漸趨固化的樊籠里返回到中國近代學術的自然原野，重新審視當時的百家爭鳴，在中西觀念的碰撞中找回民族的學術自信，構建出真正中西會通的理論體系。

（作者：白金杰，系福建農林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