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和做詩詞刊物編輯多年，我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我熟悉的一些詩人，原本是寫現代新詩的，后來卻改行寫舊體詩詞了，而且出手不凡。就邢臺詩人來講，有兩位老詩人就很有代表性。出版過新詩集《匆忙間的俯拾》 《未了之悟》的王玉民，出版有《泥土里的靈魂》 《女人是水》 《親近善良》 《陽光的清香》等新詩集的段飛，早年都以新詩名世，后來卻成為邢臺舊體詩詞創作領域的實力詩人。近年活躍于邢臺舊體詩壇的中年詩人馮延辰，其第一本詩集《尋緣的紅葉》也是新詩。

從新詩而轉向舊體詩，已有多個成功的先例。那么，寫舊體詩詞的詩人，能不能轉向現代新詩，并取得成就？我以為完全可以，有志于此道者不妨嘗試一下。

匈牙利偉大的愛國詩人裴多菲，寫過一首著名的詩《愛情，自由》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這個廣為流行的文本，是“左聯”五烈士之一、現代著名詩人殷夫翻譯的。另一個文本，則出自著名翻譯家興萬生的手筆：自由與愛情！我都為之傾心。為了愛情，我寧愿犧牲生命；為了自由，我寧愿犧牲愛情。

兩種譯本，內容差異無多，但在語言的使用上不盡相同，各有千秋。前者具有中國傳統詩詞的韻味，后者則更符合現代新詩或曰“白話詩”的特性。

對外國詩，可以用不同的語言方式翻譯，那么中國的傳統詩詞呢？能不能翻譯為白話詩或曰新詩？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早就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我上中學時，讀過一本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余冠英先生選注的《詩經選》，書中對每一首詩，不只有注釋，還以白話新詩的形式做了翻譯。比如那首著名的《伐檀》，譯詩是這樣的：丁丁冬冬來把檀樹砍， /砍下檀樹放河邊，/河水清清水上起波瀾。/栽秧割稻你不管， /憑什么千捆萬捆往家搬？/上山打獵你不沾，/憑什么你家滿院掛豬獾？/那些個大人先生啊，/可不是白白吃閑飯！

做車幅丁冬砍木頭，/砍來放在河埠頭， /河水清清河水直溜溜。/栽秧割稻你閑瞅，/憑什么千捆萬捆你來收？/別人打獵你抄手，/憑什么滿院掛野獸？/那些個大人先生啊，/可不是無功把祿受！

做車輪兒砍樹丁冬響，/砍來放在大河旁，/河水清清圈兒連得長。/下種收割你不忙，/憑什么千捆萬捆下了倉？/上山打獵你不幫，/憑什么你家鵪鶉掛成行？/那些個大人先生啊， /可不是白白受供養！

另一首《關雎》 ，則翻譯為七言的白話詩：

魚鷹兒關關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

好姑娘苗苗條條，哥兒想和她成雙。

水荇菜長短不齊，采荇菜左右東西。

好姑娘苗苗條條，追求她直到夢里。

追求她成了空想，睜眼想閉眼也想。

夜長長相思不斷，盡翻身直到天光。

長和短水邊荇菜，采荇人左采右采。

好姑娘苗苗條條，彈琴瑟迎她過來。

水荇菜長長短短，采荇人左揀右揀。

好姑娘苗苗條條，娶她來鐘鼓喧喧。

唐代詩人崔護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名篇《題都城南莊》 ，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有人作了這樣的翻譯——

去年的今天，在這個院落，

我看見滿院的桃樹紅徹。

秋千架上，佳人笑著，

桃花般的臉，虜住了我的魂魄。

還是這個日子，還是這個時刻，

我倚在同一個門扉之側。

秋千空了，佳人何在？

春風定知情，可她不說。

淚眼望向這一院的桃樹，

今年的桃花，不是去年的顏色。

翻譯之后的詩，在氣韻與境界上與崔護的原詩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正如將“大江東去”譯為“長江的水啊流向東方” ，將“落花時節又逢君”譯為“在這落花紛飛的季節又與老友重逢” ，詩意蕩然無存。但《題都城南莊》的白話譯詩能達到這樣的水準，已屬難得。譯詩總比原詩遜色，竊以為，這不是翻譯者的功力不逮，也不是白話不如文言更具表現力，而是詩這東西，是經不起翻譯的。將外國詩翻譯為中文詩是這樣，將古詩翻譯為新詩是這樣，如果有好事者，要把新詩改寫成舊體詩，也是如此。諸如艾青的《礁石》 《我愛這土地》 ，臧克家的《有的人》 《老馬》 ，韓翰的《重量》 ，汪國真的《熱愛生命》 《山高路遠》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戴望舒的《雨巷》 ，徐志摩的《沙揚娜拉》 ，以及舒婷的短詩《神女峰》 《致橡樹》 ，若把這些現代新詩改寫“翻譯”成舊體詩詞，同樣很難達到原詩的氣韻與境界。若是篇幅長一點的新詩，比如郭沫若的《鳳凰涅槃》 、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 、賀敬之的《中國的十月》 、紀宇的《風流歌》等，就更難了。詩無達詁，它只能感悟與體味。即使是高明的翻譯家，譯文達到了“信、達、雅”的要求，但詩歌這個藝術的精靈，其色澤、韻味、境界、哲思與魅力，豈是一個“雅”字可以涵蓋的！像殷夫翻譯裴多菲詩那樣深入人心的文本，當屬一個例外。翻譯詩歌是件“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但我覺得，新詩人與舊詩人，閑暇時倒是不妨做做這種新舊詩“互譯”的游戲，這至少可以體悟古典與現代兩種語言的不同特性與魅力，既娛樂身心，也能加深對原詩的理解。

有人對今人寫舊體詩詞有偏見，認為那種整整齊齊的句式，像順口溜，沒有現代詩的韻味與風度，算不得真實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只能是文朋詩友間的唱和應景之作。也有人對現代新詩有成見，認為它“不講平仄不押韻，咿咿呀呀叫一陣” ，太好寫了，甚至有“會敲回車就能作新詩”的極端之語。這兩種觀點，都是十分膚淺與荒唐可笑的，是既不懂新詩也不懂舊詩的表現。事實上，無論新詩與舊詩，本質上都是詩，都必須具備詩的特質與基本屬性，那就是形象思維與抒情言志。當然，兩種不同的形式，也各自有自己的優勢與局限性。有些題材適合用舊體詩的形式表現，有些題材則適合用新詩的形式表現。同時擔任著《詩刊》與《中華詩詞》編委的著名詩人劉章說：“人類的生活，如浩淼大海，似巍巍高山，露珠閃亮，小花微笑，姿態萬千，為詩、為文，也要多副筆墨，方可得心應手。 ” （劉章： 《凝思與歌唱》序）確是切身感受與經驗之談。劉章不只是這樣說，而且身體力行。他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登上中國詩壇， 60多年來筆耕不輟，創作發表詩歌3000余首，其中新詩與舊體詩詞各占一半，平分秋色，成為中國詩壇的一道靚麗風景。詩翁臧克家有言：“我是一個兩面派，新詩舊詩我都愛！ ”寫新詩的人應該學習舊體詩，從博大精深的傳統詩詞中汲取營養；寫舊體詩的人也應該讀些現代新詩，從這一充滿生命力并在日臻完善的嶄新藝術形式中借鑒有益的東西。惟其如此，新詩與舊體詩才能揚長避短，并榮共存，在新中國詩歌的百花園中爭奇斗艷。包括詩歌在內的任何藝術形式都要與時俱進，改革創新，面向時代，面向未來。任何固步自封與抱殘守缺，都將走向陳腐與凋零，最后被讀者拋棄，為時代所淘汰。

“漂亮，能迷住每一個人/如太陽飄過天空/牽動所有的向日葵” ——詩人曉樺曾以這樣的詩句，詠嘆一名女兵的美麗。不管新體與舊體，只要是陽光般溫暖、燦爛與靚麗的詩篇，都能牽動萬千讀者的“向日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