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將中國文學視為與社會緊密聯系的存在，確認文學不是自在自為之物，而是社會政治、文化事實等交織互動的產物。在該書對這些交織互動關系的揭示中，“經濟生活”是一個重要的視角。

在經濟生活的視角下考察文學發展進程，《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對“布衣詩人”予以了較多關注。所謂“布衣”，就是那些未能獲得科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的身份，主要是相對于獲得了科舉功名的詩人而言的。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其導言以唐代為界，把中國文學分為兩個大的時段，先秦至唐以抒情文學為主體，可稱之為寒士文學，宋元明清以敘事文學為主體，可稱之為市民文學。林庚沒有提到宋元明清時代抒情文學作者的身份，《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則從經濟生活變動的角度作了分疏。在該書看來，唐代雖然已經采用了科舉取士的制度，但平民出身的讀書人，官居顯位的極少，大多數顯宦依然來自高門士族。這些出身于高門士族的官員，憑借家族的獨立財富和社會地位，可以抵御仕途的各種不確定性。這使他們較少有身份危機意識。宋代則大不一樣了。門閥貴族在五代的戰亂中被掃除殆盡，宋代的士大夫都是經由科舉考試從平民中選拔出來的。他們的新的身份，并沒有家族的獨立財富和社會地位作為支撐。歐陽修、范仲淹、蘇軾這樣一些為后世所敬仰的北宋士大夫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他們熱情投身于儒家的“匡時濟世”的事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而即使是在被貶謫的境遇中，也依然能夠保持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這樣一些詩人，構成了宋元明清時代抒情文學的作者主體。

詩在布衣平民中，特別是宋代開始急劇發展的城市平民中的發展，是南宋的一個鮮明時代特征。在元朝統治下，科舉制度被暫停（雖然在1315年重新開考），這在切斷讀書人仕途的同時，也加速了詩歌在廣大布衣階層（包括商賈和地主等）中的創作趨勢（這一趨勢在之前已經形成）。

“布衣詩人”的興起造成了文學史景觀的顯著變化，一是曲的繁榮，一是詩風的離經叛道。以元末楊維楨為例，他“著奇裝異服游遍長江下游地區，手里總是拿著一只鐵笛，遍訪以他為領袖的各個詩社。他表面上玩世曠達的生活方式與當時正在發展的重視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獨特地位的文人理念是一致的。楊維楨精通不只一門詩歌藝術，他的書法風格相當險怪，又對繪畫表現了極大的興趣，并在畫作上題寫了許多詩。他的詩作也同樣具有自由揮灑的特質，充滿了恣肆的想象力和幽艷的語言，效仿了自北宋以來幾乎被遺忘的風格類型，包括漢魏六朝的樂府以及晚唐李賀、李商隱和韓偓的詩歌。”楊維楨多方面地表現了他的離經叛道，可以說是“布衣詩人”的一個標本。

明初的王彝曾指斥楊維楨為“文妖”，代表了進入仕途的作家對“布衣詩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在明代中葉表現為復古運動健將李夢陽等對蘇州文人的收編和改造。

隨著長江下游經濟的復蘇，蘇州在明代中葉再度成為文化中心，其代表人物有沈周、楊循吉、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禎卿等，后四人并稱為“吳中四才子”。“他們能以平民身份聞名天下，并且文學僅僅是他們多項藝術成就中的一種，這是蘇州獨特的社會文化氛圍造就的。多才多藝，還有一定程度上的離經叛道，在當時的蘇州是相當受尊重的。”

但不久蘇州文人就發生了分化，其標志是徐禎卿成為“前七子”的一員。“前七子”包括李夢陽、何景明、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等七位弘治年間登科的進士，除徐禎卿是土生土長的蘇州人之外，其他六位都是北方人。李夢陽所領導的復古運動，強調士人階層要嚴肅地承擔起治國的角色和責任，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詩歌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向歷史上的最高境界看齊，“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就是基于這種祈向提出來的。徐禎卿努力矯正早年濡染的六朝清麗詩風，甘愿接受李夢陽的指導，顯示了布衣詩風的邊緣化處境。

在經濟生活的視角下考察文學現象，《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對商業劇場的關注也是一個亮點。所謂商業劇場，是相對巨富人家的私家戲臺和宮廷戲臺而言的。

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上，商業劇場曾經有過兩度規模不大的發展。一次是11世紀末到15世紀早期，京城和為數不多的其他一些大城市有過商業劇場，它們提供各種戲劇曲藝節目，觀眾只要支付入場費就能觀看。一次是17世紀末葉，京城和同樣為數不多的其他一些大城市中，某些大型茶館引入了戲劇表演，以提高上座率，這樣，大型茶館就事實上成了商業劇場。這兩度出現的商業劇場，影響范圍有限，因其在眾多表演場所中所占份額不大。

商業劇場、私家戲臺和宮廷戲臺，這種演出場所的差異，不僅與劇團生存方式的差異有關，也與演出內容和演出方式的差異有關。商業劇場通常表演熱鬧有趣的故事，并穿插諸多的雜耍樂舞。而私家戲臺所表演的劇目，則有較多的文人趣味，且多為折子戲。宮廷劇目又是另外一種面貌。以雜劇的演出為例，一般的家庭戲班，通常只有一位明星演員，“這位明星演員扮演主要腳色，而戲班中的其他成員便跑龍套或擔任樂師”。在這種情況下，劇中所有唱詞都分配給一位腳色——正末或正旦，就是適合的了。宮廷有的是明星演員，而所有的大牌演員都應該有與知名度相稱的表演機會，因此，那些經宮廷流傳的雜劇文本，“所有腳色的說白都大大增加了，其文本因加入了要背誦的詩詞等文字而豐滿起來。雜劇的基本音樂結構保持下來了，但是每折中曲子的數量被裁減了，這樣也就降低了正末或正旦的突出地位”。

（作者：陳慶，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