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于秋水長天處尋味——寫在朱自清誕辰120周年之際

世人眼中，朱自清是詩人、學者、散文家，也是戰(zhàn)士。可還有一重身份不該被忽視，那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教師”——在我看來，此乃其做人做文做學問的底色。一生如此短暫（1898—1948），居然有那么多功業(yè)，去世多年仍被人掛念與懷想，這很不簡單。

1920年畢業(yè)于北大哲學系，暑假后開始教書：先在杭州第一師范，后移至揚州八中、吳淞中國公學、臺州六師、溫州十中、寧波四中、白馬湖春暉中學；1925年秋，因清華學校加辦大學部，轉(zhuǎn)任國文系教授，開始其大學教師生涯。不同于今日讀研究生、拿博士學位的專門家，朱自清在北大念的是哲學系，日后教的是語文或中國文學史，按今天的標準，專業(yè)還不太對口呢。先是寫詩作文出名，而后才進入大學教書，興趣廣泛，自強不息，有一點始終沒變，那就是堅持為大眾寫作，為中學生編書。如此大專家寫小文章，從沒感覺掉份，反而樂此不疲。

五年中學教員生涯，輾轉(zhuǎn)各地，很是辛苦，但鍛煉了朱自清的生活態(tài)度與寫作策略。做事認真，為人謙和，腳踏實地，不尚空談，這種生活姿態(tài)，更接近于恬淡的散文，而不是激揚的詩歌。因此，不妨就從朱自清最廣為人知的散文家身份說起。

尊重讀者 透澈為文

朱自清的散文特別受中學教師的青睞，且很早就進入各種《語文》教材。有政治家的推崇，也含新文學的升溫，但更關(guān)鍵的，還是因其文章風格以及寫作策略。教過五年中學語文，成為大學教授后的朱自清，依舊關(guān)注中學生的閱讀。《歐游雜記·序》稱：“本書絕無勝義，卻也不算指南的譯本；用意是在寫些游記給中學生看。在中學教過五年書，這便算是小小的禮物吧。”別小看這為中學生寫作的立意，文學史家王瑤便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稱贊此書“用精練的口語，細細地談著，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聞其聲”。若再考察《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語文影及其他》等后期寫作，均混合評論、隨筆與雜感，既是學問，也是文章。讀者多欣賞朱自清描寫風景的《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以及抒寫人情的《背影》《給亡婦》等，這固然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名篇，但我更喜歡他那些談古論今兼及社會問題的作品，肯為讀者著想，從不逞才使氣，偶爾也會來個隱喻或排比，但筆墨極為簡潔。

在《〈胡適文選〉指導大概》中，朱自清曾表彰胡適對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不是新詩，而是文章：“他的長篇議論文尤其是白話文的一個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動人’，可以說是‘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而以下評語，其實可套用來評說朱自清本人的文章：因為曉得尊重讀者，故“他的說明都透澈而干脆，沒有一點渣滓”。這種澄明、干凈的文章境界，很是難得。

多年前，季鎮(zhèn)淮在《回憶朱佩弦自清先生》中稱：“作為文學的散文，朱先生努力運用語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為國學的著作，他對運用語言文字亦非常努力，這一點我們應(yīng)當特別指出。”這里說的是抗戰(zhàn)中完成的《經(jīng)典常談》。朱先生在此書的序言中謙稱：“各篇的討論，盡量采擇近人新說；這中間并無編撰者自己的創(chuàng)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此等提要鉤玄的工作，除了眼光與學識，還得有好的筆墨情趣。以“文第十三”為例，開篇是“現(xiàn)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結(jié)束處則是“經(jīng)過五四運動，白話文是暢行了”，整個一部中國散文史，用萬把字篇幅說清楚，條分縷析，井然有序，而且大致不錯，這談何容易。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堅實的成果是白話文，而如何“白話”，是個大問題。必須兼及“白話文學”與“白話學術(shù)”，方才可能長治久安。不說詩歌戲劇小說，單是文章如何借鑒口語而不流于鄙俗，朱自清的苦心經(jīng)營便值得后人追摹。這與日后葉圣陶提倡“想得清楚，說得明白”的《寫話》，頗為神似。

關(guān)注當下 著眼民間

朱自清生前編定的最后一書《語文影及其他》，收錄有《說話》《撩天兒》《如面談》《論廢話》等十則分辨語詞的短文，該書的序言，開篇即自報家門：“大概因為做了多年國文教師，后來又讀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書，自己對于語言文字的意義發(fā)生了濃厚的興味。”至于公開表態(tài)追摹燕卜蓀，更是在此前十幾年。《詩多義舉例》（1935）中，作者稱：“去年暑假，讀英國的Empson的《多義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覺著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試用于中國舊詩。”在文史研究中，將語義分析和歷史考據(jù)相結(jié)合，朱自清的《詩言志辨》大獲好評。

《詩言志辨》確實是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可我還是更關(guān)注其學術(shù)起步階段的《中國歌謠》與《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1928年8月17日，國民政府決定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楊振聲和朱自清多方規(guī)劃，希望突出自家面目——“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緊接著，就是朱自清的大動作——1929年春季開設(shè)“中國新文學研究”、秋季講授“中國歌謠”。這兩門讓人耳目一新的課程，同時出現(xiàn)在國立清華大學剛剛誕生的1929年，并非偶然。

據(jù)浦江清《〈中國歌謠〉跋記》：“朱先生在清華大學講授‘歌謠’這課程是從1929年開始的，在當時保守的中國文學系學程表上顯得突出而新鮮，很能引起學生的興味。”至于《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早年只是作為講義在師生間流傳，真正整理面世，遲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2月推出的《文藝論叢》第十四輯。

一個是悠久但卑下的“民間文學”，一個是年幼而生氣淋漓的“新文學”，這兩門新課的開設(shè)，其實是服從于或者說得益于新大學的崛起。關(guān)注當下，著眼民間，努力介入思想建設(shè)與文學革命，讓清華中文系迅速獲得生機與活力。這不僅是一兩門新課程，更牽涉對大學中文系的定位，1931年的《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概況》開宗明義：“本系從民國十七年由楊振聲先生主持，他提供一個新的目的，這就是‘創(chuàng)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朱自清批評其他大學國文系“他們所要學生做的是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功夫，而不及新文學的創(chuàng)進”。這里的鋒芒所向，包括高傲且保守的北大中國文學系。楊振聲、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是北大出來的，當然明白挑戰(zhàn)老大哥，必須找到很好的角度與策略。

因當年各大學尊古之風盛行，這兩門多有創(chuàng)見的課程，沒能長期堅持。但其篳路藍縷，對新學術(shù)的發(fā)生與拓展，起了示范的作用。半個多世紀后閱讀，依舊很有新鮮感。

誠摯律己 勤勉篤實

曾在清華大學修過朱自清三門課的小說家吳組緗，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稱：“我現(xiàn)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著講稿，一手拿著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zhèn)定，面上總是泛著紅。”朱自清講課極為認真，甚至到了有點拘泥的地步。季鎮(zhèn)淮回憶在西南聯(lián)大念研究生時，旁聽朱先生講授“文辭研究”專題課，臺下就王瑤一個學生，他依舊認真板書。師生倆一個寫一個記，此舉既見學風，也顯性情。

閱讀朱自清日記，特別感慨其自我要求甚高，故內(nèi)心十分緊張。雖長期擔當清華中文系主任，在學界及社會上聲譽日隆，日記中卻是不斷地自我檢討。1936年3月19日日記：“昨夜得夢，大學內(nèi)起騷動。我們躲進一座如大鐘寺的寺廟。在廁所偶一露面，即為沖入的學生們發(fā)現(xiàn)。他們縛住我的手，譴責我從不讀書，并且研究毫無系統(tǒng)。我承認這兩點并愿一旦獲釋即提出辭職。”這可不是偶一為之，請看以下日記——1931年12月5日：“這兩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夢。在其中一個夢里，我被清華大學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資格，因為我的學識不足。”1932年1月11日：“夢見我因研究精神不夠而被解聘。這是我第二次夢見這種事了。”可以和這些夢境相呼應(yīng)的，當屬1935年1月17日的日記：“浦告以昨晚我醉后大講英語和日語，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現(xiàn)。”如此不堪的夢境與醉態(tài)，朱自清居然都記錄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其實，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此律己過嚴，或許與他的胃病互為因果。

同樣談古論今，胡適之寬容，聞一多決絕，朱自清通達（有時優(yōu)柔寡斷），這都與個人性格及才情有關(guān)，勉強不得。1922年在臺州教書時，朱自清撰寫長詩《毀滅》，很能見其趣味與立場。此詩備受文學史家重視，但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精美詩篇，不如說是人生宣言：“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在《背影·序》中，朱自清說過：“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類似的意思，他在很多地方提及。你以為是矯情，不是的，他真的就這么想。性情平和的朱自清，在現(xiàn)代作家中，才氣不是很突出，可他一直往前走，步步為營，波瀾不驚。《毀滅》長詩的最后是：“別耽擱吧，走！走！走！”如此坦誠、篤實、勤勉，很讓人感動。

有人習慣急轉(zhuǎn)彎，有人擅長回頭看，有人喜歡三級跳，朱自清則始終穩(wěn)扎穩(wěn)打，有堅守有追求也有收獲。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達學園、春暉中學、開明書店共同奮斗過的朋友，如葉圣陶、豐子愷、朱光潛、夏丏尊等，都是低調(diào)的理想主義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yè)”。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與毅力。世人多喜歡絢麗的彩虹，那固然搶眼，可也迅速消逝；另一種景色，秋水長天，看似平常，但更恒久，也更耐人尋味。

（作者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