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當代小說寫作有三種潮流值得注意：現實主義文學的回歸及非虛構寫作的興起；科幻文學備受矚目；傳統（非現代、地方的）類型文學的復興以及傳統文學手法的借鑒。它們并置共存于當代后現代文化狀況中，如果（也必須）拋開現代以降文學體制中的文類等級、文體區分概念來看待這種共存，就會發現它們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多元性、時空壓縮的內容和產物，又是其形式表征——事實和虛構的界限區分不再重要，時空緯度也趨于消弭。

20世紀中葉，馬歇爾·麥克盧漢對人類文明做出了一系列地震級的預言，電子媒介使信息瞬息萬里，全球事件同步化，因而時空極大壓縮，地球成為村落般的彈丸之地。新興的電子媒介具有非線性、重復性、非連續性、直覺性、類比推理性，將改變人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人類的感知系統不再只偏重視覺、文字和線性結構，印刷文明的古登堡時代一去不復返。如今我們正生活在麥克盧漢所預言的世界，憑借日常經驗就可以理解《理解媒介》。雖然不是所有預言都完全實現，但迄今為止我們共同認可的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其所賴以形成的兩大條件的確正在經歷迅速轉型——全球化使民族國家式微，各種新媒介正在替代、擠壓和改變著印刷文化的功能、傳播空間以及自身樣態。基于此，希利斯·米勒在本世紀初宣告：“文學就要終結了”。但他強調，“終結”的只是作為西方文化機制的文學，特定歷史階段的某些文學形式，文學——作為對文字或其他符號的一種特殊用法，在一切時代任一人類文化中都以不同方式存在著，并且經得住一切歷史變革和技術變革，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永恒的。

的確，就現代文學的主流體裁“小說”而言，某些寫作觀念和手法可能衰落了，但并不意味著小說就要消亡了，相反在某種程度上或許還意味著觀念的解放。一段低迷危機時期后，取而代之的是更開放的文學實驗和多元的寫作。中國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當代小說寫作有三種潮流值得注意：現實主義文學的回歸及非虛構寫作的興起；科幻文學備受矚目；傳統（非現代、地方的）類型文學的復興以及傳統文學手法的借鑒。它們并置共存于當代后現代文化狀況中，如果（也必須）拋開現代以降文學體制中的文類等級、文體區分概念來看待這種共存，就會發現它們既是麥克盧漢所描繪的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多元性、時空壓縮的內容和產物，又是其形式表征——事實和虛構的界限區分不再重要，時空緯度也趨于消弭。按麥克盧漢所說，電子時代驚人的技術發展使我們后現代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是重返石器時代、重新部落化，那么技術的發展更使人類感覺“未來”變得不再遙遠，幾乎迫在眉睫。“我們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們”。現實、未來（烏托邦）和過去（抑或異托邦）正并置不悖地共同構造著我們的時代感知和想象，上述三種文學潮流程度不同地在這個意義上合力書寫著我們的“現實感”。

人類從未有一個時代像20世紀后半葉以來這樣，一切事物都具有驚人的短暫性和流變性，但那些基于政治經濟原因的有關苦難、公正、自由等社會問題仍舊頑固地拒絕煙消云散。 因此在經歷了1980、1990年代的一系列形式實驗和各種風潮后，中國當代小說和許多先鋒作家明顯向現實主義回歸。我們仍然對文學抱有道德期望，不僅渴望得到事實和真相，有關世界的圖景，更期望在難以捉摸和理解的時代尋找意義和導向。但這一點卻比以往的現實主義寫作更難做到。信息時代瞬息萬變，每日各種社會事件、消息和無窮無盡的圖像通過新媒介源源不斷地輸送給人們，不僅挑戰著文學書寫的速度和反映能力，更遠遠超越了文學的想象力和作家的才能。在過去的時代，作家成功地擔負了描述社會整體、同情私人困擾和聚焦公共議題的任務，現在則時時面臨著和公眾一起陷入茫然和困擾的窘境。當下現實主義小說，雖然涌現一些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整體來說，一方面廣泛地展示了現實問題與社會危機，另一方面作家所寫并沒有超出公眾所知。正如有批評家所觀察到的，這一輪現實主義寫作感嘆大于分析與批判，對問題的發現難免因批判能力的匱乏而消解。社會學家米爾斯曾經的呼吁如今越發顯得具有警醒意義：社會學的想象力必須成為人文學者重視的心智能力，嚴肅的藝術家可以由于社會學的想象力而變得生機勃勃，也將從社會學研究中得到幫助。因為，我們的時代，稱之為景觀社會也好、后現代或數字媒介社會也好，都意味著不再能一目了然地得以理解。小說家現在必須與以敏銳的描寫手法寫成的社會科學著作進行競爭，已不再是什么新鮮事。當然這也是比較高的要求。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率先倡導的“非虛構”寫作，則試圖通過這種超越既有文學形式與分類的寫作，以更直接的方式進入世界，重建文學與世界的關系。非虛構寫作試圖克服我們個人經驗的碎片化和間接性——充斥于我們日常生活的信息大多來自于媒介。在瞬息萬變的時代里，非虛構的確是一種更適宜的敘述形式，因為相比對事實的理解，非虛構的價值和特點更在于對世界的介入和親身體驗性。不過，非虛構也好，現實主義小說也好，最優秀的作品都具有將經驗主題化的特征，并且顯現出豐富的想象力和判斷力，有益于我們對世界及其困境的理解，否則這些敘述便只是又為世界生產了一些信息，添加了一些景觀而已。

隨著劉慈欣小說《三體》的暢銷和獲獎，科幻文學在中國也開始擺脫次級文類的身份而備受矚目。在人類科技發展據說已接近“奇點”，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成為人類最關心的話題的情境下，科幻文學對未來世界的物質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學技術遠景的想象和預見越來越 顯示出強烈的世界性和當代性。科幻文學往往是從人類文明整體，而不是種族或國家出發來思考問題、響應危機，在這個意義上，科幻文學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學。另外，科幻小說以迂回的方式拷問我們現世的問題，從未來、從飛地重新折回到我們對現實的批判和思考。如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中所反復強調的，我們必須把科幻小說和未來歷史的關系從一種陳舊描述中顛倒過來。作為一種敘事的方式和知識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未來具有生命力，哪怕是在想象中。相反，我們應該將科幻文學視為一種中介載體，它反映著我們時代對他性和極端差異性（烏托邦）的想象能力和邊界。科幻文學指向未知的東西，但我們對未知事物的描述卻無可救藥地陷入我們當下熟悉的事物的泥潭，那么對未來的想象就會出人意料地銘刻上我們的當下性，從而變成了對我們絕對極限的思考。科幻小說是把未來當作當下、把當下視為歷史來理解的，也就是說，對未來的描述就是我們現在的宏大敘事。像郝景芳的《北京折疊》之所以引發熱議，其想象和局限都深深地印證著我們對未來想象的當下性。

既相關又相對立于“烏托邦”，福柯提出過一個“異托邦”的概念，其靈感源于閱讀博爾赫斯一段有關“中國百科全書”的描寫。這段百科全書內容的奇怪和不恰當，其異質混雜性，不僅給人帶來歡笑，還讓人迷失方向，“這種笑聲動搖了我的思想（我們的思想）所有熟悉的東西，這種思想帶有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地理的特征。這種笑聲動搖了我們習慣于用來控制種種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并且將長時間地動搖并讓我們擔憂我們關于同與異的上千年的做法”。也就是說，這種異質混雜經驗的沖擊，懸置質疑了我們時代思想和知識分類的秩序及其不證自明性，移植解開了我們的神話和話語。相對于子虛烏有的烏托邦，福柯所描述的“另一個空間”——異托邦，可以在異質混雜性的意義和特征上來理解。這是超出我們思想限度的，具有異乎尋常魅力的東西。相對于整齊、理性的現代文明，各個種族的文化都帶有異托邦性質和特征，這些曾經被壓抑的異質文化（前現代的、地方的）不同程度地在后現代語境中得到了復興，或獲得了新的關照態度。過去被現代文學劃歸在通俗文學、舊文學名下的類型文學，伴隨著互聯網的興起，改頭換面在網絡文學中找到了廣闊的生存空間，這是五花八門的網絡文學借著新的生產方式常常被人忽視的一個特質。同時，嚴肅文學創作目前也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學的文體和手法有了新的理解，對其不同方面的借鑒目前正成為小說創新的重要途徑，這方面的例子已不鮮見。但像福柯所說的，“異托邦是真實存在著的，但它的存在，要借助于人的想象力”。希利斯·米勒說的對，文學仍舊是我們的世俗魔法。那些言語不僅發揮著記敘作用，也有施行功能，不僅發現真相，更為我們發明世界。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