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文壇，批評家總是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地位。一些當紅作家，表面上與批評家們稱兄道弟，其骨子里卻很看不起批評家。他們公然宣稱，不看批評家的文章，也從不考慮批評家的評論。言下之意，文學批評就像是和尚的梳子，毫無用處。他們甚至公開拿批評家開涮，取笑他們都是一些不懂文學創作、只會紙上談兵的人。批評家在他們心中，最多只能是作家的跟班和轎夫。批評家只能對其作品錦上添花，溜須拍馬。他們洋洋得意地諷刺批評家：“愛把閑扯的小說說成是飄逸，把寫花花草草的小說說成是詩意；作為一種回報，作家就把批評家那些連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論文說成是深奧，把無邏輯的理論堆砌說成是淵博。”批評家何以會遭到作家的嫉恨，在當下的文壇如此不堪，明里暗里都遭到那些當紅作家尖酸刻薄的諷刺？虱子完全是一些自甘墮落、一味討好當紅作家的批評家們自己放在頭上，咎由自取的。

瓦爾特·本雅明在談到批評家的任務時指出：“‘批評家的任務’應包括對現今的大人物的批判，對宗派的批判。是形相批評、策略批評。辯證的批評，是從個人評價以及作品自身的重要內容這兩個方面來展開的。”李健吾先生說：“一個批評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清客，伺候東家的臉色。”但在當下的文壇，不愿當作家“清客”的批評家，不但會遭到某些作家的惡語相向，而且還會遭到來自批評家同行氣勢洶洶的“群毆”。那種對“大人物”一針見血、指名道姓的批評，無異于是捅馬蜂窩。為了討好作家，有的批評家居然有失尊嚴地“搗糨糊”說，批評家的批評，首先應該得到被批評的作家的認可，才是真正的批評，否則就沒有意義，更不會得到文壇的承認。概而言之，那些當紅作家的作品哪怕渾身瘢瘡，也是絕不能批評，只能進行表揚的。在這種是非顛倒、烏煙瘴氣的文學生態下，文學批評家爭先恐后地為作家捧臭腳，已經成為了當代文壇的一大“奇觀”。誰要是能夠人五人六，經常出現在某些當紅作家的新書發布會現場，或者作品研討會上，把他們的平庸之作，吹捧成“中國的《百年孤獨》”、“當代《紅樓夢》”、“當代《金瓶梅》”、“給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注入了中國元素”、“一部地方的百科全書”，誰就可能成為當代文壇上最走紅的文學批評家。總而言之，半斤花椒燉小雞，大家都不怕肉麻。如此一來，抬轎子、吹喇叭，便成為了批評家們快速成名、秘而不宣的終南捷徑。攀龍附鳳的“文學諛評”便應運而生。

與許多現代作家從小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文學熏陶相比，許多當紅作家往往都是一些先天缺乏精神營養、后天缺乏文學修養、把文學當做敲門磚、成名之后得意忘形不讀書的人。更不要說其外語水平和受到的西方文化熏陶。快速成名、一夜爆紅，使他們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文化素質最差、罕見的一代“文學暴發戶”。許多人在并沒有讀過多少文學名著，甚至連“的、地、得”都分不清楚，句子都寫不通順的情況下，憑著一股子用文學改變命運、走出貧困鄉村的顢頇之勁，大量模仿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以邯鄲學步、移花接木的方式，在當年那個文學作品匱乏、作家產生斷層的特殊年代，時無英雄地獲得了成功。這種輕而易舉的“成功”，給了他們一種嚴重的錯覺，以為他們真的就是寫作的天才和文學大師，幾十天就可以寫出一部數十萬字的大長篇。他們有的居然店大欺客、舍我其誰地不許編輯修改自己的小說，哪怕是其中明顯的病句和錯別字，也決不許改動。更不要說批評家對其作品的毛病進行實事求是的文本分析。一旦遭到批評，他們往往就會強烈地反彈，對批評家大潑臟水，有失體面地宣稱，批評家是想借批評自己出名，繼而對其進行咬牙切齒的人身攻擊。他們甚至可笑地揶揄批評家，你說我寫得不好，那你自己寫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試試？在這種狂妄自大的心態驅使之下，一些當紅作家名氣越大，脾氣也越大，更由于批評家們對其習慣性的捧臭腳，使他們認為自己就是當代文壇的“太歲”，誰也不能在其頭上動土。

從這種雞腸鼠肚、婦姑勃谿的攻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些當紅作家有著怎樣一種令人可笑的“精神格局”。作家和批評家雖然都是從事文學，但前者屬于生產環節，后者卻是對前者的檢驗和鑒定。文學批評家，恰恰就像是文學的檢疫官，他們的工作就是向讀者推薦優秀的文學作品，杜絕文學的毒豬肉、地溝油流入市場，他們是有效溝通作家和讀者之間的橋梁。惟其如此，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偉大的文學批評家都會受到無數優秀作家發自內心的尊重和敬仰。只有那些自以為是的半吊子作家，才會把文學批評家不當人看，一見如仇，視如敝屣。我們知道，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通常都是來自于偉大的批評家對作家作品權威性的認證和評價。就像尤·謝列茲涅夫所說：“別林斯基為了讓普希金這個名字和他的意義家喻戶曉，做了許許多多工作，正是別林斯基在俄國社會意識中樹立了普希金作為民族詩人和人民詩人的地位，然而與此同時，他卻在果戈里身上發現了比普希金更重要的地方，這就是社會內容。”在俄國文學史上，別林斯基在作家們心中的地位，無疑是崇高而又偉大的。

事實上，即便是那些口出狂言、宣稱不讀批評家文章的當紅作家，對批評家的批評反而是極為“重視”，并且愛恨交加的。他們所謂的“不讀”，恰恰是言不由衷的謊話，倘若真的不讀批評家的文章，他們心中何以會無緣無故地對批評家充滿戾氣，乃至耿耿于懷。他們不但讀，而且非常喜歡和享受某些吹鼓手批評家對自己的吹捧。他們既希望權威的文學批評家，甚至文化名人對其進行言過其實的飆捧，又痛恨那些一針見血的批評家對其作品的病象，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他們有的就像祥林嫂逢人就說阿毛一樣，只要一有機會，就說某文化名人生前曾經說過，二十年之后，其被痛斥為“春宮畫”和“中國《花花公子》”的小說，將會大放光芒。如今，某文化名人早已駕鶴西歸，我們無法對其話語的真實性進行驗證，但二十年過去了，這位當紅作家的小說，不但沒有“大放光芒”，反而就像從陰溝里挖出的一堆銹跡斑斑的破銅爛鐵，無論新聞媒體怎樣瘋狂炒作，文壇哥們怎樣集體起哄，都不能改變其遭到讀者冷遇的可笑命運。因為時間本身就是一位最公正、最偉大的批評家，無論有多少文學家批評家為其大唱贊歌，任何平庸的作品，都將會在歲月的長河中，被時間淘汰出局。

真正偉大的作家，從來就不懼怕批評。任何一部經典的作品，都絕不會因為受到批評就從此銷聲匿跡，埋沒于世。果戈里具有強烈的自尊心，總是希望能夠寫出最優秀的作品，他常常帶著自己的作品去請求批評家指正。對于批評家們言不由衷的贊美，果戈里甚至大發雷霆，他毫不客氣地要求批評家們不要老是贊美自己，而要多多指出自己作品的缺點。害怕批評，恰恰是當今沒有真正的文學才華、浪得虛名的某些當紅作家內心虛弱的表現。魯迅先生對于年輕的李長之對自己的批評，同樣表現出了一個偉大作家寬闊的胸襟和氣魄。魯迅先生不但沒有破口大罵李長之，是企圖借批評自己出名，反而就李長之批評中的問題，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在對待批評上，某些作家的心理常常是脆弱的，表現是變態甚至非常極端的。他們對批評家指出自己作品中的毛病，如“戀污癖”、“性景戀”等，不但不改，反而變本加厲地一條道路走到黑，越寫越污穢，越寫越淫穢。由此看來，“剜爛蘋果”從來就是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僅憑屈指可數的一些批評家，人手實在是很不夠的。

真正的批評家，是從來都不會在那些紅得發紫的作家面前低首下心的。就像別林斯基所說：“批評才能是一種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評價的才能。”批評家的“底氣”，來自于強大的內心和卓越的文學才能。在當今文學批評這支魚龍混雜的隊伍中，“南郭先生”可說比比皆是。因為缺乏批評的才能，他們只能靠四處拉幫結伙，向當紅作家投懷送抱。為了討得當紅作家們的歡心，他們不惜向自己的批評家同行瘋狂地發動攻擊，將正常的文學批評說成是個人恩怨，攪成一潭渾水。批評的墮落，恰恰說明當下的文學生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異。為了謀求一點可憐的蠅頭小利，一些批評家居然將某些作家吹捧成為當代中國的馬爾克斯、當代的魯迅、打敗海明威的偉大作家。在這些批評家們拉幫結伙的集體忽悠之下，無數的“爛蘋果”經過打蠟和增色，便被包裝成為了集體哄搶的“巨著”和當代文學的“峰巔之作”。

文學批評家丁帆先生說：“今天，趨之若鶩地為名利寫作的批評家越來越多。在商品經濟時代，客觀上，他們是為了個人的生存，主觀上則是想在文壇得到名利，棄人類的良知而不顧。”批評的墮落，是因為有許多批評家都是“爛蘋果”的鼓吹者和擁護者，他們就像是文學市場上的托，處心積慮地幫助那些當紅作家將“爛蘋果”包裝上市。這樣的文學批評家，就像專門為皇帝制作新衣的“文學裁縫”，越來越被作家們瞧不起。而越是被瞧不起，他們就越是巴結這些趾高氣揚的當紅作家。于是，文學批評始終都走不出溜須拍馬的怪圈，成了不敢對“爛蘋果”說“不”的文學“諂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