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山東大學讀哲學專業時，學余喜讀紅學書籍，對一些典故亦頗熟悉。李希凡先生在山東大學中文系與人合作寫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被毛澤東譽為“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關于“兩個小人物”的文章就發表在《文藝報》上，我對這段往事耳熟能詳。當時讀了李希凡先生的文章，周汝昌先生繁體豎排的《紅樓夢新證》，袁世碩先生整理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等等。

2000年9月，我到中央黨校攻讀中共黨史專業碩士研究生。2001年6月，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參加建黨八十周年座談會，見到了李希凡先生，當時在座的還有宋平、張全景、彭佩云、沙健孫、梁柱等人。2002年6月1日、2日因紅學界一次盛會，連續兩天見到了李希凡先生。在那次見面時約定，稍后幾天去拜訪請教。

2002年6月24日下午，我按預約時間14：30準時到了光華里李先生家。那是1967年單位特別關照給李先生的一間工作室，他一直住在那里。小阿姨開門，說李先生正在休息，這幾日失眠，休息不好，吃安眠藥也不行，有時半夜醒來，睡不著覺要看半夜書。在囑咐小阿姨別喊醒李先生后，我悄悄打量李先生的書房。靠北的一整面墻是一組書櫥，擺滿了各類大詞典和紅樓夢各種版本的書籍，特別醒目的還有李先生小女兒的博士畢業照片，她數年前到美國，當時在香港大學講學。香港大學劉濟昆先生前幾天曾到李先生那里拜訪，并捎來一首新發現的毛澤東詩詞。另有幾張照片都是李先生的孫女的，非常可愛。西面是一張三人沙發，我坐在上面。南面靠著沙發是一張茶幾，放著小阿姨給我沏好的菊花茶。茶幾的東面是一個單人沙發，估計李先生平常會客就坐在那里。再往東是書桌，上面堆滿了書籍，有李先生自己著的，也有別人送李先生的。東面只擺了一張寫字臺，看樣子是李先生平常寫作時常用的書桌，上面放著紙筆文具和幾本攤開的書。寫字臺上光線不錯，書桌前方是一扇窗戶，窗戶外面是一個極小的陽臺。從桌子左側有通向陽臺的小門，隔著窗戶看去，一個九曲花架上擺著一盆不知名的花，黯淡無奇地靜靜綻放。

大約三點鐘，小阿姨不顧我勸阻，終于喊醒了李先生。李先生一面道歉，一面就坐下來，連洗一把臉都沒顧得上。李先生談起他的姐姐曾在中央黨校待過，他的姐夫趙紀彬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李先生的入門啟蒙也是他姐夫帶動的。1947年他到青島姐姐家，1951年聽山東大學哲學系的課，他實際是文學系的學生。李先生聊起去年參加山大百年校慶。對1954年那場批判胡適、俞平伯新紅學運動，李先生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里的話說，那次批判提出的問題，不僅指向如何評價和研究《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也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展開。進行這樣的工作是必要的，是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種方法，對學習和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積極的方面。但是，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屬于精神世界的很復雜的問題，采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容易流于簡單和片面，學術上的不同意見難以展開爭論。李先生從紅學自身發展和毛澤東獨特歷史視角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

當時我正在研究1958年發生的一段歷史，還有許多細節不太清晰，就向李先生請教。李先生1953年在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1955年初調到人民日報社文藝評論部。他將其中自己所知道的許多人、事細細講述與我。在談論時，李先生對某些社會現象抨擊也甚多，如當時熱播的《橘子紅了》和《還珠格格》，還有“紅包”現象等等。還提及楊向奎是他的老師，他非常尊重，但是楊向奎與周汝昌論證河北豐潤是曹雪芹老家，請他去開會，他推辭了。李先生對毛澤東同志感情很深，一直稱毛主席，對污蔑詆毀毛澤東同志的現象深惡痛絕。他對當時一本流行的書做了批駁，還評論了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

臨別李先生送《冬草》，題字“新聞工作者要講實話”；在《藝文絮語》題字“王軍同學存念”；在《說不盡的毛澤東》題字“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是誰也否定不了的”，其中“也”誤寫為“要”，又忙著找消字靈改掉。告別李先生到了樓下，聽到他在樓上喊我，原來是他注意到我捎去的水果，讓我帶走。我連忙擺擺手，跑到樓角轉彎，直到看不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