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自南朝被“人德”化以來，至宋時愈加圣化，被譽為“高簡閑靖，晉、宋第一輩人”。后世的有關(guān)研究也往往夸大他的“高節(jié)”性，稱道其胸中“無一點黏著”的超逸。其實，陶淵明也有不能脫俗的一面。

詩作多有嘆苦恨窮之意

陶潛生前以“人德”著稱，其詩在《詩品》中被列為中品。鐘嶸說：“每觀其文，想其人德。”陶淵明逝世百年后，蕭統(tǒng)收錄其詩文并編纂成《陶淵明集》，并在序中直言：“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

自唐以降，陶淵明迅速地高大起來，被塑造成一個忘懷世事、絕棄名利的圣人。這也定勢了一些人的思維，即便從其詩中讀出了世俗的一面也不敢太多議論。但詩圣杜甫在《遣興五首》中，說出了陶潛“未必能達道”的實話。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遣興》詩的中心意思是說，陶淵明盡管一生超凡脫俗而高蹈獨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終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懷得失。杜甫作此詩，似也不能排除是“自遣”或所謂“聊托之淵明以解嘲”。

杜甫《遣興》詩寫于生活極端困境之時，夾雜有自怨自嘆的無奈和感喟，言外之意是“難啊難，陶潛且不能免俗，何況吾輩乎”。詩共八句，前半說其未能“達道”，后半說其未能“達生”，都是先說觀點說看法、后作例證。

詩的第一句很有意味：陶潛是很想免俗的，歸田而“避俗”。但至少從客觀上說，他并沒有免俗，即未能徹悟世事。杜甫說的這個“道”，不是自然規(guī)律，也不是道德法則，更不是儒道之辨的“道”，而是忘懷世情俗事的超然物外，即是不為世俗所累的徹底放下。

杜甫言之鑿鑿地說：“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意思是，陶潛多有嘆苦恨窮之意，這是從他的詩中讀出來的。多“恨枯槁”，說的是苦于生活困境、患于生存危機，怎么可以說已經(jīng)“達道”呢？

陶淵明曾云：“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此詩中“枯槁”的反義詞是“滋潤”，指生活不滋潤而一生清苦窮困。

在《飲酒二十首》中，陶淵明反思自己“一事無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jié)，饑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fēng)，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此詩寫自己貧困而孤獨的現(xiàn)實處境，寫自己為窮困所埋沒的心里苦悶。詩中的孟公，是東漢劉龔的字。

據(jù)記載，東漢張仲蔚隱居不仕，“常據(jù)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yǎng)生，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通篇為“淹留遂無成”的意識所籠罩，而渴望有一個像“孟公”的人來賞識他。看來，陶潛這個“避俗”老頭還真未必能夠免俗。

北宋詩評家黃徹評價陶詩，就指出其多言“枯槁”，只是為尊者諱，認為“枯槁”之嘆非自“畏”而是“傷時”。這與杜甫相似，都是為國而憂也。古代詩話，總有將詩人與詩往好處想的傾向，甚至不乏過度闡釋。陶潛自唐宋以降，其“高節(jié)”愈發(fā)神圣化，不僅絕棄功名利祿，而且似乎連家庭、自我都徹底淡忘了。可魯迅不這么看，他在《魏晉風(fēng)度及文學(xué)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中指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dāng)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

對五子成器非常掛慮

陶潛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就做，不管做什么官，不管為哪家做。他從29歲“投耒去學(xué)仕”，到41歲辭去彭澤縣令，宦海沉浮也僅13年；辭官之際所作《歸去來兮辭》，是理想受挫、想奮起卻苦于無路可走時的不得意之作。通篇渲染出世之樂，文字背后卻能讓人體會到詩人的離世之苦。或者說，詩人是在用想象的歡樂來壓抑現(xiàn)實的痛苦，表現(xiàn)出一種極其矛盾的心境，是掩飾不住的內(nèi)心苦澀。

其文開篇就說“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既然心為形役，怎么能夠沒有悲愁？改為陳述句就是，我已經(jīng)將形讓心役，再也沒有世俗之絆，應(yīng)該就沒有任何惆悵和悲愁了吧。誠如宋人評曰：“人見淵明自放于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疏懶人耳，不知其平生樂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

杜甫詩的后半，實際上說其未能“達生”。杜甫舉例說其“責(zé)子”詩，指出陶淵明對五子之成器與否是非常掛慮的。可見，他雖然想不受世事牽累，卻仍然少不了舐犢深情，為五子不能出息而煩惱。清人楊夔生在《匏園掌錄》中說：“陶公終日為兒子慮，慮及僮仆、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貧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酒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楊氏認為，唯其真，才有“終日為兒子慮”，也才有“責(zé)子”。

陶潛確實是非常希望兒子們有出息的，期望他們迅速成長、獲取功業(yè)。陶潛的《命子》詩，據(jù)考寫于38歲時。詩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歷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勵兒子繼承祖輩光榮的家風(fēng)；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說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達對兒子的殷切希望和諄諄誡勉，希望成為有作為的人。

從為兒子的取名來看，也能感受到陶淵明的殷切希望。陶淵明給兒子取名為“儼”，字“求思”，極有深意。何謂“儼”？《爾雅·釋詁》記載：“儼若思。”何謂“求思”，即希望像“思”那樣。名和字中均重復(fù)“思”的意思。“思”者何也？“思”即子思，孔子之孫孔伋之字。子思著有《子思》23篇，據(jù)說《中庸》也是他的作品，被尊為“述圣”。陶淵明希望自己的兒子要像子思那樣有出息、有作為。

有觀點提出，陶潛自號“五柳先生”，此五柳乃指其五子。陶潛自己已無可能成為陶侃那樣的人物，故將振興陶門的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中國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就是期望子孫中出現(xiàn)三公五侯。五柳之象征說，似可自圓。

杜甫詩中所說的“達道”，顯然是指通達世事、徹悟人生。但歷史上，也曾引發(fā)此“道”究竟是儒家還是道家的討論。南宋后期理學(xué)家真德秀（號西山）官至宰相，是一個有學(xué)問的人，其學(xué)以朱熹為宗。他認為，淵明之學(xué)，正自經(jīng)術(shù)中來，故形之于詩，有不可掩。譚嗣同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在《致劉淞芙書》中說：“真西山稱陶公學(xué)本經(jīng)術(shù)，最為特識。”其詩所以多中正和平之音，正是他“涵養(yǎng)深純”的結(jié)果，是“經(jīng)術(shù)之效也”。

真西山為了說明陶淵明學(xué)問“正自經(jīng)術(shù)中來”的觀點，還舉例簡評：“《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耶？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fēng)，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這里可以看到，陶淵明無意于世事，并不等于忘卻世事。盡管詩人大唱自然真趣，但世事憂心和思想矛盾隱約藏于詩中。

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現(xiàn)實生活中，陶潛算得上是一個失敗者。他事業(yè)失敗，又不擅處世，不擅營生，不會耕種，不會治家，也不擅教子。《歸園田居》五首幾乎將這些特點都概括出來了。雖然“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而且“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然而“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以為可以憑借自己的辛勤勞動來養(yǎng)活全家，可事與愿違，不僅弄得沒有一點尊嚴，而且讓家人受累。

杜甫的《遣興》詩主要是針對陶淵明《責(zé)子》詩而發(fā)的議論。《責(zé)子》詩云：白發(fā)被兩鬢，肌膚不復(fù)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xué)，而不愛文術(shù)。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二句，寫的是兒子不喜讀書、不求上進。接著分寫：阿舒是老大，十六歲了，卻懶惰無比；阿宣是老二，行將十五歲了，就是不愛學(xué)寫文章；阿雍、阿端十三歲了卻不識數(shù)，六和七都數(shù)不來；老五通子，快九歲了，只知貪吃，不知其他……

可見，陶淵明對這五個“不成器”的兒子是很不滿意的，或者說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五個兒子。《責(zé)子》詩開篇就直言自己老邁，白發(fā)布滿兩鬢，肌膚也不再豐滿。因為來日不多，才愈發(fā)為兒子沒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他可以不要功名，但還有家庭、子女；他可能脫離了社會，但絕非脫離了文明；他可以沉迷“杯中物”，但還有清醒。因為心系五子的前途、掛慮他們的品學(xué)好壞，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責(zé)”。

我們不能因為此“責(zé)”不是板著面孔的教訓(xùn)，就認為這不是“責(zé)”；更不能因為“責(zé)”，就貶低了陶潛。杜甫說陶潛不能“達道”，是說他雖然想放下塵俗世事卻還是沒有放得下。倒是有些與杜甫理解相左的人，囿于為尊者諱的思維，硬要把陶潛說成是忘懷得失而一成不變的世外高人，硬要強調(diào)其戲謔的個性，卻實實在在地歪讀了陶潛。

應(yīng)該說，五個兒子都這樣“窩囊”，陶潛有著不可推諉的責(zé)任。關(guān)于這一點，他在《與子儼等疏》中將責(zé)任全攬了下來。此疏與《責(zé)子》幾乎寫于同一時期，其中流露出來了愧疚不安和深深自責(zé)，只希望孩子們安貧樂道、和睦相處。其中，第二自然段是這樣說的：主要是因為自己性格剛直而不能逢迎取巧，且與社會人事多忤逆，結(jié)果讓五個孩子從小就跟著自己過著貧窮饑寒的生活，弄得很沒有尊嚴。

總的來看，《責(zé)子》的“責(zé)”并非雷霆之怒，而真正反映了詩人內(nèi)心的痛苦，反映了教子無方的無奈。于是，陶潛在將兒子一一數(shù)落之后說：這也許是天意，還是喝酒去吧。

說到飲酒，世人多將陶潛與阮籍比。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時多。陶淵明與阮籍一樣，都是極其痛苦的人；陶潛不同于阮籍的是，他以酒寄情入詩，詩中“篇篇有酒”。酒不僅是陶潛遣憂除悶的“忘憂物”，而且是創(chuàng)作的催化劑，是生命的主要內(nèi)容和樂趣。用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的觀點來看，陶潛是酒精依賴。在《飲酒二十首》中，他這樣唱道：“若復(fù)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dāng)恕醉人。”其自嘲且自寬，卻絕無自責(zé)之意。

古往今來，真正的“達道”或“達生”談何容易！中國文人與政治天生有著不解之緣。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歸向山林田園。窮鄉(xiāng)僻壤的封閉，小生產(chǎn)者的狹隘天地，對他們的視野與情感，構(gòu)成嚴重的限制和束縛，使他們與外部疏離，難得從時代生活中汲取創(chuàng)作的動力，甚至連詩歌創(chuàng)作在死水一樣的生活中也會變得多余。

坦率地講，古代文人要真正擺脫傳統(tǒng)儒家的用世思想，要真正放棄大濟蒼生的社會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孔孟做不到，李杜做不到，陶潛也做不到。陶淵明進退而皆憂，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營生，其悲劇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作者為南通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江蘇省中華詩學(xué)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