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寫道，“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這里的“今日”，固然是指1917年的“今日”，但同樣可作用于2018年的“今日”——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理百年皆同。在此意義上，“新文學”及“新詩”的概念，不僅僅意味著文學史中一連串的靜態事件或經典形象，它同時隱喻了一個延綿而動態的過程。對文學而言，“新”恰恰應是一種“常”的狀態——這正是百年新詩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精神財富之一。回到當下語境中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方位，既是政治話語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宏觀概括總結，同時也內蘊著具體經驗及文學感知的豐富含義。從物質生活到精神處境，從社會內部結構到全球文化視野，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強烈地感受到時代之“新”；并且，這些新的內容、新的變化，原本便已真切地存在于我們的身邊，如今隨著“新時代”的統一賦名而被集中凸顯了出來。詩人們是否能意識到、敏銳于、表達出這個新的時代？我們的詩歌寫作，在觀念、技術甚至材料的層面，是否已做好了充足的準備，來進入這時代之“新”？這些，都是詩歌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因為“新”本身固然是線性時間觀的產物，但對“新”的應對，卻又是詩歌超驗生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如果說，從總體上講，時代之新與詩歌之新的碰撞結合，凸顯出一種極富生長力的觀念和不可或缺的價值；那么，在文本內部的諸多層面，這種碰撞結合同樣顯示出豐富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

首先，它意味著詩歌寫作的“經驗之新”。我們今天面對著無比新鮮而豐盛的生活經驗，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經驗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其實還并沒有被我們的詩歌寫作充分捕捉。當一樣事物，始終沒有在詩的意義上被“賦名”、沒有在詩歌的意象譜系中獲取合法席位，那么它就還沒有真正進入我們時代的審美記憶。我們曾熟稔于歌頌麥子，但如何去寫沙縣小吃和麥當勞？我們善于慨嘆滔滔江河之水，那么能否對著不銹鋼水龍頭寫出名篇？與此類似，地鐵屏蔽門、智能手機、外賣摩托車……這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事物，是否已真正進入了詩歌的世界？當一種經驗不曾以詩歌（或廣義的文學藝術）的形式得到提純、并賦予全新的震驚，那么這種經驗，恐怕就還難以稱為充分地同我們的精神世界融為一體。因此，新時代的詩歌需要克服僵硬的觀念和美學的惰性，不斷尋找書寫表現的新的對象、觀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消化當下經驗的新的美學器官。在近些年來的詩歌寫作圖景中，我們已經看到了諸多類似的嘗試，感受到了寫作者面向全新經驗不斷打開自我的勇氣和意識。這種嘗試理應走得更遠、挖得更深，并在此基礎上產生出一批當代詩歌的經典之作。美國詩人路易斯?辛普森說，“美國詩歌需要一個強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鈾和月亮。”對中國當下詩歌來說，這樣的胃同樣重要。

其次，在“經驗之新”以外，我們也在期待著新時代詩歌的“視野之新”。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已習慣了某種個體色彩濃郁、關注日常生活的詩歌寫作語境。這樣的語境本身并沒有問題，它為我們培育出了大量優秀的文本和正面的價值；但隨著詩歌寫作的不斷發展，由此而生的某些副作用同樣值得我們反思：例如對瑣屑經驗的過度糾纏、情感模式的同質化、總體性視野的缺失、價值內核的空心化等等。誠然，當代社會帶有總體想象破碎、經驗碎片化、個體意識高度覺醒等特征，但這并不必然地構成詩歌自我關閉、視野萎縮的理由。我們期待著更開闊更深邃的詩歌視野和精神格局。有關“新時代”的意識之中，恰恰隱含著大的視域、大的眼光。其對歷史進程的判斷、介入世界格局的意識、對中國社會狀況的總體把握，都可以轉化為詩歌寫作的營養、能夠豐富詩歌的主題范疇并拓寬詩歌的內在格局。

此外，詩歌作為一門技藝，同樣有著對“表達之新”的要求。新詩百年，詩歌的修辭技術持續進步、理論資源愈發豐富、詩歌理念不斷更迭，至于今日，應當有繼續乃至加速的發展。今天，中國經濟發展成績顯著、國民精神生活需求不斷提升，詩歌的創作及傳播在政策扶持、讀者基礎、社會認同等多個層面都處在積極環境之中，我們可以期待詩歌抵達新的技術高度、提供新的有效表達，進而提供對時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對身處新時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體認途徑。與此相關，我們也會對此種環境里成長起來的年輕詩人抱有期待，也即“寫作者之新”：他們接受過更系統的詩歌教育，對寫作和生活擁有更當下性的觀念，對我們所身處的全新時代有著更本能的認知和更深切的認同。這一切，都是詩歌力量生長的契機。我們將真誠地期待這種時代之新與詩歌之新的碰撞結合：因為真正偉大的詩人，注定要與自己的時代發生千絲萬縷、復雜深刻的關聯；而真正偉大的時代，也總是值得在詩歌之中，建立起自身更長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