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章玉政出于對鄉賢的尊崇，專事研究劉文典十數年，出版了《狂人劉文典》《劉文典年譜》《印象劉文典》，可謂用心專深。蒙章先生不棄，賜我一冊他的新作，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劉文典傳》，一氣讀完。該書不僅為我們展示了一位不畏強權、甘于寂寞、狂狷不羈的愛國知識分子形象，而且以大量新發現的第一手資料，澄清了過去文獻中關于劉文典許多軼事的誤傳，如腳踢蔣介石，怒斥沈從文等等，堅持以史料說話，不渲染，不諱言，真實地再現了歷史人物的細部圖景。

刻下著文時，倘謂劉文典為“國學大師”，諒世人認同。然，劉氏生前并未享受到切實的“大師”殊榮，在上世紀40年代兩次最高榮譽的征逐中，他都“走麥城”，究其因，與他吸食鴉片的“嗜好”不無關系。

磨黑之行，一度造成不良影響

劉文典，字叔雅，雅號“二云居士”。二云者，云腿、云土也。劉文典在校勘學上建樹卓著，胡適、陳寅恪都有中肯的評論，加之對世俗權貴的鄙夷，敢與蔣介石叫板，使他的知名度大增。然吸食鴉片是他的軟肋，一直為人詬病，被烙上了“頹廢萎靡”的標簽。

劉文典吸食鴉片緣于中年喪子，在人生絕望中不能自拔而沉淪。1943年的普洱磨黑之行使他抽鴉片的行為曝光于社會，引起廣泛關注，造成不良影響。

磨黑是滇南著名產鹽地，大鹽商張孟希想辦一所中學，希望能找一位名人為他撐臺面，同時他也好附庸風雅，想請一名人為他母親撰寫碑文。時在磨黑籌辦中學的幾位西南聯大的學生舉薦劉文典。張孟希開的條件極其優厚，不僅保證劉氏一家三口在磨黑期間的生活費用，俟劉期滿返昆時，愿以50兩煙土相贈。是時，昆明物價奇昂，劉文典經濟上正處于極度困難時期，遂一諾成行。

劉文典還在途中，他前往磨黑的消息在聯大已不脛而走，在清華更是沸沸揚揚。當時西南聯大雖三位一體，但雙重領導，各校仍有自己的管理體系，羅常培是聯大中文系主任，聞一多是清華中文系主任，都是劉文典的頂頭上司。劉文典請假的事做得比較“藝術”，臨行前在宋希濂將軍的一次宴請上，他與蔣夢麟、梅貽琦、羅常培同席，當即請上峰賜假。羅常培在請示蔣夢麟等人后，叮囑劉文典安排好教學事務，并預支一月薪金。問題是劉并沒有向聞一多請假，或是疏忽，或是有意規避。劉文典的突然離開，導致清華的正常課程不好安排，聞一多十分惱火，當即決定給劉停薪處分，并云有“更進一步之事”。劉到達磨黑之后，從友人來信中獲知，所謂“更進一步事”即解聘。

因是雙重體制，每年聘書由聯大和三校自制分別發出。西南聯大按慣例下半年發聘書，徑給劉寄了一份，但并未告知清華。聞一多知后火上澆油，致函劉文典告知他已被解聘，而且說收到的聯大的那份聘書也須退還。信中措辭嚴厲并語含揶揄：“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劉文典接讀這半官方來函，百思不得其解，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系主任羅常培未曾有只言相告，怎么就突然被解聘？劉文典旋即馳函聯大常委會主席、清華校長梅貽琦，向其“自剖心跡”，并“奉詢究竟”。梅復函云：“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專函布臆”。語氣溫和，但詞意堅決。王力等曾向聞一多說情，云劉先生于北京淪陷后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據朱自清日記，馮友蘭對劉被解聘亦有微詞。更有甚者，吳宓“打抱不平”，致函陳寅恪，希陳出面“函請梅貽琦挽留劉文典”。一切無果。

劉文典被清華解聘后，老友陳寅恪將其推薦給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和文法學院院長姜亮夫。求賢若渴的熊慶來禮賢下士，馬上致函劉文典，言辭懇切：“用敢懇切借重，敦聘臺端任本校文史系龍氏講座教授，月支致薪600元，研究補助費360元，又講座津貼1000元，教部米貼及生活補助費照加。”其薪遠超月餉640元的校長熊慶來。

嗜好鴉片，兩次無緣最高榮譽

無論怎么說，1943年的磨黑之行，對劉文典來說是黑色的，其負面影響深遠，直接導致他兩次“落選”最高榮譽。

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實施部聘教授制度。1943年歲末，第二批部聘教授推選，劉文典時在云南大學，從《部聘教授薦舉名單》檔案看，劉文典本列在“中國文學”榜首。秘案薦舉人分別是向楚、陳子展、蔣天樞、羅常培、馮沅君、陸侃如、臺靜農、魏建功、陳中凡等12人。可公布時劉文典名落孫山。據竺可楨1943年12月16日日記：“部聘教授人選，除國文劉文典以有嗜好，以次多數之胡光煒遞補外，其余均由各科教授之最多者當選。”“嗜好”者，吸食鴉片也。禍從口出哉！

無獨有偶。數年后的學術界進行第一屆院士評選，劉文典再遭厄運。當時云南大學推薦人文組只劉文典一人。1947年11月15日中研院在報紙上發布候選人名單中吳敬恒居首，劉文典名列第十一，備注欄寫明“治校勘考古之學”。從目前可見資料看，劉文典在五輪投票中竟一票未得！時人分析，這很大程度上來自傅斯年的極力反對。1948年3月9日，遠在美國的傅斯年致函朱家驊、翁文灝、胡適、薩本棟、李濟：“候選人中確有應刪除者，如劉文典君，劉君以前之《三余札記》差是佳作，然其貢獻絕不能與余、胡、唐、張、楊并舉。凡一學人，論其貢獻，其最后著作最為重要。劉君校《莊子》，甚自負，不意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員王叔岷君曾加檢視（王君亦治此學）發現其無窮錯誤，校勘之學如此，實不可為訓，劉君列入，青年學子，當以為異。更有甚者，劉君在昆明自稱‘二云居士’，謂是云腿與云土。彼曾為土司之賓。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后，既吸之，又賣之，于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寫于此信上，當然對此說負法律責任，今列入候選人名單，如經選出，豈非笑話？學問如彼，行為如此，故斯年敢提議將其自名單除去。”

憑傅斯年當時在中研院的位置及影響力，不能說有一票否決之權，謂一言九鼎不是虛言。而且他的信中言之鑿鑿明示“負法律責任”，誰敢有二言。癥結在除校勘上“無窮錯誤”外，另一條“更有甚者”則是德，即嗜好吸鴉片之弊。

耐人尋味的是，當年向傅斯年提供“炮彈”的得意門生王叔岷幡然悔其少作，30多年后舊作新印時，有意要把那篇傅斯年作為“無窮錯誤”的鐵證《評劉文典〈莊子補正〉》一文剔除。據王叔岷自述：“《〈莊子〉校釋》附錄二，有《評劉文典〈莊子補正〉》一篇，乃岷少年氣盛之作，措辭嚴厲，對前輩實不應如此！同治一書，各有長短，其資料之多寡，功力之深淺，論斷之優劣，讀者自能辨之，實不應作苛刻之批評。況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1972年，臺灣臺北市臺聯國風社翻印拙作《〈莊子〉校釋》，岷在海外，如知此事，決將《評劉文典〈莊子補正〉》一篇剔除，至今猶感歉疚也！”

說劉文典嗜煙如命，諒非虛言。上世紀40年代他執教于西南聯大，上課時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把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一邊吸旱煙，一邊喝茶，一邊講課。上世紀50年代在云大，一次上課時他忽然發現煙抽完了，于是向坐前排的同學示意索煙。學生們因煙的品質太差，不好意思遞上去，而劉文典一再示意，且精神大減，講話聲音也低了。一個學生正準備遞上一支劣質煙，教室門嘩啦被推開了，原來他家里人看他當天忘了帶煙，專程送來兩包“大重九”。霎時課堂又恢復了生氣……

人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非也，非也。劉文典在舊社會吸了十多年的鴉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響應政府號召，下定決心要戒掉吸鴉片的惡習。果然一舉成功。他說：“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愿意吸毒自殺呢？”他還說“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1949年前，劉文典因嗜好吸鴉片，兩次無緣最高榮譽，1949年后他終于如愿以償。1956年全國高校評職稱，劉文典是云南省高校文科中唯一一位一級教授，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享受到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