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學科指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在上世紀50年代，它曾經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條“光明的尾巴”。我上大學的時候，現代文學講到趙樹理，幾乎就沒什么可講了，于是往往在學期的最后，匆匆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新作品交代一過，就收場了。這也正常，畢竟剛進入新的時代，一切剛開始，新的文學現象（即所謂“光明）還來不及展開。

過一段時間，新的作品逐漸多了，隨之而來的批判式的評論也多了。那些批判者往往自己是專業的權威理論的闡釋者，姿態“居高臨下”，文風也相當粗糲，給人的印象并不佳。于是，這個剛出頭的新學科，也普遍不被看好，學科未曾形成，“沒有學問”的判詞倒是有了。在大學中文系，最有“學問”的是古代文學，再就是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是誰都可以做的，既然不被看好，這“光明的尾巴”也就這么拖著。

北大是最早建立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學校。我和洪子誠先生參加了初建工作，我們知道此中甘苦，我們的工作那時也不被重視，但我們堅持下來了，新建立的教研室開始編寫新中國的第一本當代文學史，即《當代文學概觀》。在當時的大形勢下，這個學科風險不斷。記得那年工農兵大學生進校，一個學生有意“考我”，題目是：當代文學究竟有沒有禁區？我只是支吾其詞。幸好時風有變，上世紀80年代以后，給予我們較多的言說自由。這些年，個人文學史、文體史、個人文集的出版也都得到允許。當代文學不僅有碩士學位，而且一些大學也開始設博士點，從這里走出來一批又一批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這些青年才俊是支撐這個學科的骨干。因為與社會政治的距離太近，這里依然充滿險情。

但畢竟有勇者前行，有智者帶領我們一路堅持。如今這個學科有無“學問”，它的學術含量和地位，應當是不被懷疑了。我們終于因自信而自重，因自重而自立，我們終于迎來了這個曾經被輕視的“沒有學問”的新學科走向成熟。

至于我個人，除去上述那些外在因素，使自己有時不免處境艱難之外，就學科自身而言，因為畢生從事于此，深知其中坎坷曲折，也時感從事之難。首先，這是一門不斷增生和增長的學科，它只有起點而不知下限，作為研究對象，它是不斷前行的、動態的學科。作品時刻涌現，資料浩如煙海，新人輩出，凡此一切，我們必須奮力跟蹤追趕，無休無止。過去大批判時，我們嘲笑一些老師“發黃的講稿”，如今我們甚至羨慕他。從事當代文學的教學，我們幾乎每一次講課都需要新的講稿，補充、更新，甚至推翻重來，這是常態。

從事這個學科的學人，大抵都深感負荷的沉重，紛至沓來的作品需要了解，閱讀量極大。而刊物和會議的繁多，呼喚著批評家的介入，寫作量極大。眾人皆知，有效的文學批評是建立在文本的閱讀基礎上的。我常告誡學生，沒有閱讀和思考，一個字都不要說，這是作為學者的基本和出發點。我們讀過，我們才能批評一個作品。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文學的基本走向進行概括，一個評論家的概括能力，往往能說明一個評論家所處的位置。

“積學”二字，在此當作別解。面對不斷增長的研究對象，說來很是不忍。我們必須迅疾地淘汰那些平庸的作品，經過篩選，保留下來那些精品，而后予以歸納、總結。通常講積學，是積累，而在本學科，卻是首重淘汰。而千變萬化的當代文學實踐，其中的詭秘和奇異也是一種常態。作為批評家的學者，讓那些奇珍在我們的眼皮下消失，卻是不可原諒的失職。這里強調的是準確的判斷，是學者的眼光，學識決定眼光，眼光決定概括力、判斷力。最終體現為學者的胸懷，胸懷寬廣，境界就高。一個學者能從異常多變而繁復的現象中有自己的發現，乃是學界所至，而又能從通常視為平常中發現不平常，則取決于胸襟，即境界。大學者有大境界。

“眾神狂歡”也好，“青春文學和失去青春的文學”也好，“鄉村文明的追懷和崩潰”也好，“先鋒文學的終結”也好，都是批評家對于一個時代性的文學概括。目光所至，怦然心動，其間燃燒著學者的激情。激情在詩人那里是“常有”，而對于批評家和學者而言，卻是“罕有”。我經常強調從事文學研究的激情，甚至強調以美文體現這種激情。而判斷力、眼光、境界，那是來自于學科的觀察和積累，此非一日之功，乃是長期堅持之功，而作為學者的激情卻是由于熱愛。

一個新生的學科，就在這樣的叢莽中誕生并生長，而作為標志的并不是那些大本小本的著作，而是一代學人的出現，他們有異于他們的前輩，他們是受到嚴格訓練并熟諳專業知識的全新的一代人。他們是學者型的批評家，又是批評家型的學者。一代新學人的出現和他們成為當今學界和批評界的主力，正是中國文學作為學科成熟的一種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