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逝世之后，像對待任何一位杰出的已故作家一樣，我們一直以兩種方式在緬懷他，一種是重新咀嚼他乏善可陳的軼事，而塞林格拒絕軼事的隱居生活旋即成為最大的軼事；另一種是重新解讀他為數不多的小說，貌似同情地理解霍爾頓和格拉斯家族的精神境遇，貌似公正地評價其社會意義。而這兩者，很不幸，恰恰是塞林格本人深惡痛絕的。

站在一位杰出作家的個人生活和文字作品面前，為了不驚慌失措，每個評論家都有各自一整套固定的邏輯，和確定性的判斷。而邏輯和確定性的知識框架，卻是塞林格一生都力圖在扔棄的東西。在《特迪》，這篇《九故事》中寫作時間最晚也是壓軸的小說中（此時是1953年，《麥田守望者》升起的巨大蘑菇云已經照耀美國兩年），那個十歲的小男孩特迪教導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邏輯正是你首先要丟掉的東西……你知道《圣經》里說的亞當偷吃伊甸園里的蘋果嗎？你知道那只蘋果里有啥東西嗎？里面有邏輯和知識。那就是《圣經》里所有的東西——你所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想看清楚事物的本質，你就得把這些東西全部嘔出來。”

對邏輯和知識的棄絕并不令塞林格簡單地走向宗教，作為一位藝術家，塞林格只是相信并尊重，生命之樹的復雜、曖昧、模糊和不可化約，以及人與人之間在生命最深處的不可交流，而這正是不可以被任何邏輯、知識乃至道德的取景框所捕獲的、最真實的存在。面對最真實的人的存在，言辭是無力的，理念是蒼白的，生命幾乎是個無法表述的秘密，然而現代藝術家的任務，恰恰就在于講述這個無法講述的秘密。這幾乎是一個悲劇英雄般的任務，而藝術家所能憑恃的，唯有誠實。“有一天，喬伊斯，”53歲的塞林格如是教導他那位18歲的情人，“你會只寫那些實實在在的、真實的東西。誠實的作品總是使人們的精神緊張。于是他們想方設法把你的生活搞糟。從現在起的很久以后，會有一天你不再在乎去取悅誰，也不再在乎別人對你說什么。到那時你才能最終創作出你真正擅長的作品。”

“修辭立其誠”，和“認識你自己”，這兩句中西思想最深處的古老銘言，可以說回蕩在塞林格全部的作品中，尤其是到了《西摩：小傳》，這部幾乎是塞林格最后的作品，在我看來，正可以視作理解塞林格全部文學思想的一個入口。通過讓格拉斯家族的老二巴蒂為早逝的長兄和偶像西摩作一番精神素描的方式，通過敘述者極度自由、凌亂卻忠實內心節奏的講述，塞林格已經突破了所謂小說文體的局限，“跟著自己的心寫作，寫什么都行，一個故事，一首詩，一棵樹”，這是西摩對巴蒂的教導，也是塞林格的自我證悟。

與此同時，又必須把塞林格的這種證悟和簡單的意識流寫作或者羅伯特?格里耶輩的自動寫作相區別，后者歸根結底只是一種寫作技巧，從根本上已經背離了藝術家的誠實，而塞林格所謂的“跟著自己的心寫作”，是在寫作技巧層次之上的，它源自一個有志向的小說家在死之前會面臨的、類似宗教式的終極問題：你寫時確實全神貫注了嗎？你是寫到嘔心瀝血了嗎？以及，你寫下的，是你作為一個讀者最想讀的東西嗎？

對這些問題的苦苦追問和探索，使得塞林格的諸多短篇小說顯得如此精致。用精致來形容塞林格似乎有些怪異，因為表面看上去，那些構成塞林格小說主體的對話，都是凌亂、片斷、言不及意和曖昧模糊的，然而，這些對話卻是絕對真實的，是一個個真實的人會說出的言辭，是從真實而豐富的存在中剝落的一地真實的碎片，而我們置身于小說內外的每個人，都只能通過這些碎片，去窺測另一個人，以及世界。有如林間錯綜小徑，并不通向某個確定終點，而如果我們能俯視整個叢林，就會發現這所有看似蕪雜的林間小徑又呈現出某種精心建構的秩序。譬如《抬高房梁，木匠們》，那被塞進同一個車廂里的四五個陌生人之間所展開的穿插對話，宛若一部公路電影，追求的是此時此刻一個小空間內氛圍和氣息的準確還原，在這個意義上，塞林格直接秉承了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以來的美國現代短篇小說傳統。

有一種意見，認為隱居生活和種種宗教修煉，讓晚年的塞林格逐漸脫離現實生活，以致寫作日漸枯澀。持這種意見的人，大概都沒有真正寫過小說。對一個小說家而言，正如詹姆斯?喬伊斯和朱天文都看到的那樣，最重要的生活在25歲之前就已完成，剩下的歲月，只是在觀察，以及不停地咀嚼過往。塞林格的低產，我想應當視作其誠實面對內心和認識自我的結果，他已經寫下他最想說的全部話語，他已經寫下了他在一個精神苦悶時代里感受到的全部善與真，他不必再為了取悅任何人而濫用文字。

“跟著自己的心寫作”，這番塞林格的自我證悟，在一個文字過剩的時代，同樣不斷地提醒著我們每個把寫作當作志業而不是職業的人。在我看來，這才是塞林格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遺產。

2010年3月

作者簡介：張定浩，1976年生于安徽，現供職于《上海文化》雜志。出版作品有文論隨筆集《既見君子：過去時代的詩與人》《批評的準備》《愛欲與哀矜》《一種真實》《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詩》，詩集《我喜愛一切不徹底的事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