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我考進祁東縣一所重點中學讀初中。我們這一屆學生是文革結束后祁東縣第一次通過考試面向全縣公開選拔錄取的，也是初中學制在文革期間被縮短又重新恢復到三年學制的第一屆。班上除少數幾個父母在縣城工作、家庭條件較好的學生之外，大都來自農村的貧困家庭。

貧困是貧困，調皮搗蛋的學生也不少。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取綽號。你給我取，我還你一個。到最后，全班無一幸免，人人都擁有一個綽號，且無一無來歷。這里選取三個有代表性的綽號及其來歷、后續進展，以折射改革開放巨大變化的時代印痕。

“米豆腐”

這里的“米豆腐”，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米豆腐，而是一個同學的綽號。我們班有個叫鄧良軍的同學，來自祁東西區。開學后第一周的周日，學校放假一天。這天上午，他與同一個宿舍另一個同學一起到街上溜達，看小人書，走著走著，肚子餓了，便尋找能填飽肚子的地方。他們沿著橫馬路一路往前走。祁東的橫馬路長度約四五百米，當年可是縣城最繁華的所在，其地位相當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他們在橫馬路走了一個來回，也沒有找到一個價格上他們能夠接受的店子。正懊惱間，一個路邊小攤撞進了他們的視野。鄧良軍眼尖，瞥見一個坐在馬扎上的中年人，正用調羹舀著兩塊黃澄澄的棱角分明的方塊東西往嘴里送，便問：“老師傅，你吃的是啥？”中年漢子反問：“這是什么你不知道？”鄧良軍搖搖頭。用漏勺往一個碗里傾倒米豆腐的攤主搶先回答：“學生伢子，這是米豆腐，好吃得很，來一碗？”鄧良軍將口里涌出的唾液咽回喉嚨深處，他最關心的是價格：“師傅，多少錢一碗？”得知米豆腐不貴，鄧良軍與另一個同學坐下來，眼睛望向攤主：“我們一人來一碗。”米豆腐上桌了，鄧良軍迫不及待要下手，攤主叮囑：“細伢子，慢點吃，莫燙著嘴巴。”鄧良軍以為攤主只是一般意義上的關心，哪個剛上來的飯菜不是熱的？因而沒把人家的提醒當回事。他把調羹探入碗中，五六塊黃金般的米豆腐從紅彤彤的湯水中舀出，迅疾塞進嘴里。米豆腐進入嘴里，鄧良軍方知“心急吃不得熱豆腐”是怎么回事。他的舌頭被燙得下意識地在嘴里翻江倒海般地劇烈運動，他很想把米豆腐一口吐出，又非常舍不得。米豆腐在他嘴里逗留一會后，終于被他一咕嚕咽了下去。他的眼角滲出了淚花。盡管燙著了嘴巴，仍不影響他對米豆腐的理性判斷和高度評價，他說，米豆腐是世上最好的美食。

從街上回到寢室后，鄧良軍向沒去街上的同學大肆宣傳米豆腐如何色香味俱全，如何便宜實惠，簡直是贊不絕口，順便介紹了吃米豆腐的經驗，要細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唯獨將嘴巴舌頭被米豆腐燙著一事只字不提。他的同學當場揭穿了他的所謂“經驗”，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的狼狽相，一個同學對他被燙故意表示不信，企圖讓他張開嘴巴“驗明正身”，鄧良軍堅決不從。從此，“米豆腐”的綽號不脛而走，以至后來，他的大名沒什么人叫了。

鄧良軍也不生氣，“米豆腐”就“米豆腐”，米豆腐又不是什么壞東西。每周周日中午或晚上吃米豆腐，成了他雷打不動的必修課。有時一碗不過癮，再來一碗，據他自己說，最高紀錄是三碗。

有一次，某老師要點鄧良軍回答問題，突然忘記了他的名字，“米豆腐”三個字脫口而出。由此可見“米豆腐”知名度之高。該老師馬上意識到自己言語的不妥，向鄧良軍表示歉意。鄧良軍長著一副彌勒佛一樣的圓臉，咧嘴一笑：“沒關系，下次請我吃一碗米豆腐就行。”

前幾年，我們班同學聚會，各自暢述別后情況。有一個女同學知道鄧良軍開得起玩笑，便好奇地問他：還經常吃米豆腐嗎？在祁東縣城當公務員的鄧良軍感嘆，不知是人們做米豆腐的水平降低了，還是我的嘴巴“漲價”了，反正再也吃不出當年那樣的好味道了，也就吃得不多了。

“老干部”

班上有個同學，我已經忘記了他姓甚名誰。他的綽號我是永遠不會忘掉的。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叫什么不好，非得叫什么老干部？

那個同學到了冬天，永遠穿著一件長長的能夠蓋住膝蓋的大衣，就是如今大衣哥朱之文的那一種。他穿的大衣也沒個罩衫，從來就沒有洗過，上面吃飯時留下的斑斑點點清晰可見，特別是兩個袖口，更是油光可鑒。有同學私下善意地提醒過他：“你的大衣太臟了，換件衣服穿吧！”他如實相告：“沒得衣服換。這件大衣還是一個好心人贈送的。”他心態倒挺健康，沒有自卑心理，還挺活潑的，下課以后，老與同學嘻嘻哈哈，拉拉扯扯，追追打打。有一次不小心，大衣被女貞樹的枝杈掛住了，外面的軍綠色布被撕開一個小口，拽出了雪白的棉花。他果斷地停止了追打，將蓬松了的棉花從破口處小心翼翼地塞進去，再把翹起的布輕輕撫平，露出一副黯然神傷的樣子。

大概是1982年吧，班上一個父親在縣里擔任某局局長的同學發布新聞，國家要建立離休老干部制度了。他說，他爸有個同事，是1949年9月25日參加革命的，一輩子沒打過一槍，沒受過一次傷，也可以劃入離休老干部行列，與那些出生入死的人相比，真算得上幸運兒。他也成天穿著一件破軍大衣晃來晃去。于是，受此啟發，我們那個同學不幸“躺槍”，“老干部”的綽號流傳開去，逐漸取代了他的大名。

那個喚作“老干部”的同學后來情況如何，我不得而知。在校時他成績并不突出，后來考沒考上大學，我也不曉得。高中時我們又不在一個班級。我怪想念他的。不管他近況如何，身置何處，可以肯定的是，他與我們一樣，也會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即便他還在某個鄉村，或者在沿海某個城市打工，也用不著冬天總是一身軍大衣了。每次我回老家農村，鄉親們的穿著干凈時新，不少比我洋氣多了。40年里，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不知不覺中大幅度縮小了。

“哐當”

“哐當”顯然是一個象聲詞，被用來作為人的綽號，倒有幾分趣味和新奇。

我們班上有一個與我同姓的同學，名字我忘記了，家在大山深處，從來沒有見過火車，也從來沒有坐過火車。第一次外出上學坐上了火車，感到非常新奇，非常興奮，情不自禁地在宿舍里模仿火車的聲音：“哐當哐當——嗚，哐當哐當——嗚……”見多識廣的同學見他夸張的神情和做派，給他奉送了“哐當”的雅號。

據說，當年那個江姓同學沒考上大學，他父母盡管家庭條件非常困難，決定砸鍋賣鐵也要讓他復讀。他的嫂子很不情愿。最終他放棄了南下打工的強烈念頭，挑著行李去復讀了。他是個老實人，頂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心思無法全部集中到學習上去，晚上還經常失眠。由于該睡覺的時候睡不著，不該睡覺的時間困得不行還得勉強硬撐，老是休息不好，他患上了神經衰弱，在第二次高考中名落孫山。

走上社會后，他去過新疆，在縣城開過老爺車，二十多年前在祁東縣城定居，成了城里人，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

誠然，取綽號是不好的。但我們年少時懵懂無知的舉動，無意中為我們提供了洞察改革開放巨變的一個參照，一個生動的歷史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