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部小說書寫的都是時間的流逝，“變老”是所有故事的主題。作家或將變老與人生的終點相聯系，表達對死亡的敬畏與恐懼；或將其視作一種新生，思考生命的終極意義。對于同時擁有諸如亡靈節的土著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拉丁美洲而言，生命與死亡的界限本就沒有那么明顯，拉美作家對生老病死看得更為透徹，對衰老的描繪和思考往往戲謔多于嚴肅，諷刺之中見深意。如果說“文學爆炸”時期的作品著眼于國家的悲劇性現實之下的家族興衰、人生起伏，那么“爆炸后”的作品則更多展現的是衰老的個體對歷史、對環境的無聲抗爭。

英雄遲暮的傷感

在關于老年的故事中，我們首先讀出的是對衰老最初的意識和恐懼。

加西亞·馬爾克斯（1927—2014）《霍亂時期的愛情》（1985）的主人公弗洛倫蒂諾在一次對鏡梳頭時，突然意識到自己開始變老，因為他發現自己開始長得像父親了。另一位主人公烏爾比諾醫生在50歲時開始對自己各個內臟器官有了感覺，一個接一個地感覺到它們存在于自己體內。醫生發現自己開始健忘時，便求助于寫紙條來記憶，但到最后卻忘記了各種紙條究竟想說什么。他會戴著眼鏡卻滿屋子找眼鏡；鎖上門后又把鑰匙轉回來；看書時丟掉線索；對于最熟悉的人或事物，也常常忘記。《苦妓回憶錄》（2004）中的主人公剛剛年過五旬，就發覺記憶里出現了空白。有時吃下兩頓早飯，因為把第一頓忘記了；跟朋友重復講著已經講過的故事；打招呼時無法把別人的臉和名字對上號。

或許真正可怕的并非衰老本身，而是失去尊嚴的生活。馬爾克斯的另一部小說《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1961）中，等待養老金等了56年的上校，盡管日子窘迫，卻依然執著地維護著自己最后的一點尊嚴。參加鄰居的葬禮前鄭重其事地整理著自己的衣著，連靴子縫里的土都擦得干干凈凈。瘦得皮包骨時，卻仍舊保持著幽默：“我正打算把這把老骨頭賣了呢。”小說結尾處，75歲的上校，面對絕望的妻子問他今后吃什么時，小說戛然截止在他的一句“吃屎”的回答上，讓這位老人所有的憤懣、心酸和尊嚴升華到了極致。

無獨有偶，阿根廷女作家薩曼塔·齊維布林（1978— ）的短篇小說《失速》（2009）里的男主人公，是從日常最簡單的動作中察覺到衰老的：他的呼吸變得沉重，仿佛脊柱壓到了肺部的某個地方；他在廚房活動時，扶著椅子和灶臺才能站穩，需要時不時地停下來休息。他不由得對妻子感慨道：“你沒看見我接個電話都會耽擱半天嗎？開個門也是，還有端起一杯水，刷牙……這簡直是苦難。”曾幾何時，身為雜技演員的他可以在空中快速而敏捷地飛翔，此時卻連簡單的動作都感到吃力。最終，他預言了死亡：他感到自己正在失速。他說：“當一個人做不好自己最擅長的事情時，就要出事了。”說完，蹣跚幾步，便倒地而亡。

此外，可以窺見同樣主題的還有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的《美國佬》（1985），小說以美國記者和作家安布羅斯·比爾斯為原型，講述了其在70歲時毅然前往墨西哥，跟蹤采訪起義軍首領潘丘·維拉，最后不知所終的故事。在阿根廷作家費德利科·法爾科（1977— ）的短篇小說《樹林風波》里，一位年輕時種下一片松林的老人為了求得一席棲身之所，急于把女兒嫁出去，表面上唯利是圖的背后卻是心酸和無奈。

末日前的戰斗

臨近人生的終點時，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戰斗，是當代拉美老年敘事的又一主題。

智利作家路易斯·塞普爾維達（1949— ）的小說《讀愛情故事的老人》（1988），講述一位與熱帶雨林為伴的老人，為了保護村莊不得不放下他鐘愛的愛情小說，拿起獵槍深入叢林與豹貓展開生死對決，令人遷思《老人與海》中孤獨而堅韌的主人公。塞普爾維達的另一部黑色偵探小說《歷史的終結》（2017）將我們和20世紀中葉那段復雜的歷史聯系起來。阿連德的前保鏢在智利南部享受著安逸的退休生活，一位老友的來訪讓他不得不重新擔負起自己的使命，回到戰斗中去：奉命去抓捕那些正在謀劃將皮諾切特的親信從監獄中營救出來的獨裁支持者。

馬里奧·門多薩在小說《世界末日日記》（2017）中，進行了自我虛構，年過半百的門多薩成為故事的主人公，擔負起拯救世界的任務。故事開篇，門多薩答應了一位老友的請求，決定和他一同尋找其父親的下落。主人公朋友的父親是一位二戰期間在哥倫比亞潛伏下來的德國納粹，整部小說處于恐怖陰森的氣氛中。作家認為，人類正在自我毀滅，試圖通過歷史與現代的聯系，為當下敲響警鐘，預示我們將面臨的災難。

尼加拉瓜女作家休孔達·貝利（1948— ）的小說《月亮的酷熱》（2014），講述了衰老過程中的女主人公愛瑪尋找自我的心路歷程。單是主人公的名字便讓我們聯想到兩位富有個性的女性形象：簡·奧斯汀筆下的愛瑪和福樓拜筆下的艾瑪·包法利。貝利筆下的愛瑪或可視作對這兩位典型女性人物的致敬和補充。小說中，愛瑪將自己的全部身心貢獻給了家庭，放棄了職業理想。如今，兩個孩子成年后開始獨立生活，她和丈夫之間的感情也早已消耗至盡。此時，她又發覺自己曾經迷人的身體顯出衰老的跡象，頓時墜入了恐懼的漩渦。正當她處于人生的低谷時，一段特殊的經歷重新點燃了她的激情。美貌和生育能力是男權社會為女性塑造的美麗神話，作家通過這個當代版“包法利夫人”形象，通過一個逐漸失去美貌和生育能力的女性尋找自我的故事，展現了當代社會中女性的反抗。

生命力枯竭下的精神之愛

在拉美作家的筆下，暮年一方面指向生命力的消逝，另一方面又指向擺脫了欲望的牽引后獲得的精神之愛。

《霍亂時期的愛情》堪稱對老年與愛情的最好詮釋。男女主人公20歲時，沒能終成眷屬，因為他們太年輕了，他們的愛情中幻想多過現實；耄耋之年卻收獲了愛情，但他們太老了，雖然這份愛在歷經滄桑后變得實在，卻只能停留在精神層面。《苦妓回憶錄》明顯受到川端康成《睡美人》的影響，馬爾克斯曾坦言，《睡美人》里有一段話對他影響很大：“年老的人擁有死亡，年輕人擁有愛情。”小說中的男主人公90歲生日時，在與一位少女柏拉圖式的交往中，初次體驗到了一種超越了肉體的愛，因為他前半生并沒有真正體驗過愛，與女人的關系不過是金錢的關系。晚年的這份愛因為擺脫了肉體的欲望，更像是一種親情，只是純潔的欣賞（靜靜地望著女孩熟睡的樣子）、熱烈的思念（在記憶中想象女孩的模樣，關心有關她的一切事情）以及精神的交流（為她唱普契尼的二重唱，為她讀詩歌，為她在專欄上寫下一封封情書）。

智利女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1942— ）的小說《日本情人》（2015）由住在養老院中的80歲的女主人公的回憶展開，老年、愛情和死亡是小說的三個主題，同時，二戰背景、集中營的生活、美國日裔群體的遭遇等，又給愛情主題添加了歷史的厚重感。書中關于老年的刻畫以及關于兩種愛情的描繪（一種是青梅竹馬的，女主人公與日本園丁的兒子之間的愛情；另一種則是老年持重的，女主人公與丈夫之間的愛情），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阿連德以女性特有的敏銳與智慧，詮釋了老年和愛情的主題。創作這部小說時，伊莎貝爾·阿連德已經72歲，她接受采訪時分享了步入老年的感受：“要想很好地老去，需要不斷讓內心成長，維護與他人的關系，跟我們內心的魔鬼斗爭，參與到周圍的世界中來，需要給予歡笑和愛。”

生命的循環：死亡與新生

老年時期的自我反省是拉美文學重要的命題。當局者迷，只有到了晚年置身事外時，才能看清歷史的真實面孔。拉美作家常常將老人放在敘事主體的地位上，通過回顧自己的一生，實現一種洞徹一切的睿智反思。還有一些作家認為時間是循環往復的，老年不過是新生和死亡之間的一個階段，是通往新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對老年和死亡淡然處之。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1962）無疑是以老年視角進行回顧和反省的典范。故事開篇，主人公在醫院醒來，身體接觸著冰冷的小便器，呼吸發出陣陣水汽。正是在這樣的一種狀態下，主人公脫離了自己的身體，以“我”的口吻，跟另一個自己“你”進行了一場對話，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回顧了自己的一生。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1914—1984）的短篇小說《扶手椅的性能》（1962）對從老年到死亡的自然過程更為坦然。故事中描寫了一把殺人的椅子，有人老了，某一天會被邀請到扶手椅上就坐。被邀請的人雖然貌似不太情愿，最終卻接受了，坐到椅子上便死去了。

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1940— ）的小說《郵差》（1985）中，年近七旬的詩人聶魯達被獨裁的軍政府監禁，重病之下仿佛看到一泓黑色的泉水，孕育著生命力，代表著最徹底的信念。詩人口中吟誦出一首死亡與新生之歌：“生命死去，血液靜止吧。/直至響起新的浪聲，發出無窮盡的音響。”馬里奧·門多薩的隨筆集《及時死亡的重要性》（2012）同樣從死亡的角度詮釋了生命的意義，闡述了愛和死亡的巨大力量。“應該平靜地死去。這是唯一重生的途徑。”作家認為，一如分娩，死亡必須經歷痛苦。所以垂垂老矣是新征程的過渡，不必心有不甘，順其自然就好。阿根廷作家塞薩爾·阿伊拉（1949— ）的中篇小說《圣人》（2015）也講述了一段關于死亡與新生的故事。小說中，一位年老的天主教修士德高望重并且能夠施行奇跡，他預感到自己時日不多，決定退隱，卻受到追殺，迫使他不得不逃亡非洲，開始了一段驚險卻神奇的冒險，并也因此而獲得心靈上的重生。

老年是人生的升華，而并非絕對意義上的生命終點。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1914—1998）曾在《孤獨的迷宮》（1950）中將老年比作一副面具。的確，“我是誰”的困惑會追隨人的一生，當我們終于在人生的河流中窺見自己真實的面孔時，卻發現已然帶上了老年的面具，而我們人生的意義和我們的全部故事都匯集在這副飽經滄桑的面具上。又或者，正如《霍亂時期的愛情》的結尾處，弗洛倫蒂諾那不可戰勝的決心和勇敢無畏的愛讓船長所頓悟的：原來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沒有止境的。